三

  為了回憶蘇志達以及他的女人，我得藉助日記。

  我有好幾本日記，包括記錄鄉下生活的三本，算是我熱愛寫作的歷史證明。另有一個紅皮本的在圍湖工地上丟失了。那一陣總是下雨，草棚外的淅瀝瀝雨霧落出了滿地泥濘，也吃去了那個紅皮小本，一年多生活的殘跡。

  我總以為那一本最為重要，是因為其他三本現在看來沒多大意思，至少不宜拿給女兒看，以免損害為父的威信。有幾次我都差點把它們燒掉，只是猶疑之後沒動手，才有現在重新翻看的可能。

  這幾本塵封日記，內容大致可歸納為：

  嘆服和歌頌貧下中農優秀品質並一再督促自己改造世界觀的，約占30%；

  誇張熱戀中山盟海誓呵呵呵之類的，約占15%；

  崇拜和研究革命樣板戲的，約占10%；

  不知作何用途的格言，約占10%；

  幾乎是模仿初中課文里的景物描寫，約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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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胃痛、打架、偷西瓜、到鎮上偷肉餡等等，約占5%……

  這些字或是圓頭圓腦，或是斜眉吊眼，根本不像是我寫的。很多話更不像是我寫的，幾乎每頁都充滿「繼續革命」、「資產階級法權」、「修正主義道路」、「時代在召喚」、「退路是沒有的」之類。說也奇怪，我從未打算把這些日記送到長官那裡去，送到媒體編輯那裡去，送到歷史博物館去，然後自己被追認什麼甚至被偉大領袖題詞。事實上，我從來不容許別人來偷看這些日記，就像不容許別人偷看我撒尿。這就是說，一種最為真實的自我表達，也只能真實成這個樣子——令我驚訝和難堪。

  我居然發現，我曾對一個當過舊警長的老頭充滿著仇恨。我嘆號豐富地寫出批判文稿，說他偷偷用豆豉蒸肉，是想恢復剝削階級花天酒地的生活。我說他在地上倚著鋤頭把，一次次注意天邊的飛機，眼裡放射出惡毒的綠光，肯定是盼望國民黨反攻大陸。直到多年以後，我才知道那個老頭恢復了革命軍人的身份，住進了縣裡的光榮院。除了有點好為人師，他其實極為和善。

  我還發現，我曾經為王洪文上台激動萬分。我連夜給遠方的朋友寫信，說工人階級終於站到歷史最前線了，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一場新的鬥爭正在前頭，請你們密切注意軍隊的動向，注意復出老官員們的動向，注意東南亞以及蘇聯當局的動向。我們應該隨時準備集合起來向凡爾賽進軍，讓巴黎公社的紅旗插遍全球……

  我幾乎不相信這就是以前的我。但它是，確實是。嚴格地說，這是一九七三年前的我。對此感到驚訝的另一個我，則發生在往後的日子裡。驚訝是兩種記憶之間的碰撞。如果我在一九七三年碰上車禍死了，就沒有後一種記憶。如果這三本日記某次也在淅瀝瀝的雨聲中丟失，就不會有前一種記憶。更進一步說，如果我現在再寫日記，多年以後拿來翻看，會不會還有新的驚訝與疑惑？會不會覺得今天寫的一切是如此不可思議？換句話說，到那時候，我的記憶又會出現兩個或更多的版本？

  記憶是不斷變化的，總是被後來的閱歷悄悄增減，永遠沒有最標準定稿。我知道，一種兒時好吃的東西，成年時再吃也許覺得不爽。一種兒時有趣的圖書，成年後再看也許覺得乏味。其實呢，不一定是所吃的和所看的變了，只是吃者和看者自身不復如昨，是回憶過去的現在變了。

  同樣的道理，人們常常寬諒以前的仇人，常常賞玩以前的苦難，一代代老傢伙（像我父親或者以後的我）都有懷舊的感嘆，甚至叫叫喊喊地希望復古。我相信決不是過去的油條更好吃過去的官僚就不貪污，而是因為人非往昔，比如說已經遠遠離開了過去，不再親臨其境而只是遠遠的看客。

  歷史就這樣成了一筆糊塗帳，讓人不能不有點沮喪。一九八五年我參加了中國作家協會一個會，與其他作家一起被總書記胡耀邦接見。會見之前，人們三兩聚談在接見廳門外等候。一個很有名的白樺先生，也許當時知道這天的接見沒有預先安排座次，大家可以隨意選擇位置。等接見廳大門一開，他搶步上前，第一個沖了進去，占住某張椅子後面的位置，那張椅子上有寫著總書記名字的紙條。胡耀邦來了，比電視裡看去要老態一些，臉色紅艷得有點奇怪，似乎是一種化妝的結果。他向大家問好與握手，當然不會漏掉離他最近的白樺……攝影師的鎂光燈此時唰唰唰閃成一片。

  有位女作家在我身旁大不以為然，冷笑了一聲：「看看，這就是白樺。」

  她的意思很明白，是說白樺又在搶風頭，有意給自己製造新聞。這是第一種解釋。第二種解釋是，白樺不過是大膽表示對胡耀邦的誠心敬慕，何況他們還曾在戰爭年代有過一段情誼，搶先握個手，實為人之常情，完全無可指責。至於第三種解釋，則是第二天西方很多媒體的激情述評。考慮到白樺是一位剛受到政治批判的敏感人物，他們說胡耀邦特別禮遇白樺，無疑是放出明顯的政治信號，是大膽挑戰中共領導層的主流路線，看來一場精心策劃的自由化浪潮將重新席捲中國，如此等等。

  到底哪一種解釋是真的呢？我後來遇見一些人，包括外國記者和大使夫人。我笑他們的聯想太豐富，說握手只是握手，恐怕談不上精什麼心和策什麼劃。但不論擁護還是反對總書記的人，都不相信我的話。儘管胡耀邦與很多作家都握過手，但他與別人握手不是新聞，與白樺握手才是新聞。新聞經媒體廣為傳播，受眾就成了多數，就有足夠的理由不相信我，就完全有資格在將來代表歷史。

  一位朋友對我說，你當時也是一個遠觀者，離總書記至少也有十米或者十多米吧？你能說你就洞悉了一切真相？

  我啞口無言。

  是的，任何人也是他自己的遠觀者，自己一切往事的遠觀者。多少個月或多少年以後，胡耀邦或者白樺大概也很難確定，當時在人民大會堂到底是怎麼回事。就像我現在翻著塵封的日記，看著那些不知誰寫下的字，無法確定自己是否認識過一個叫蘇志達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