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

  你記得那時門前的水面，總是有一隻大鳥掠過，劃破一縷縷飄移的藍色霧氣。在月色朦朧的深處，傳來了疲憊的搗衣聲，還有口琴的吹奏被風攪得七零八落，飄入了壩下餘熱未盡的稻田和藕田。你卻不記得那個吹口琴的鄰隊知青叫什麼名字了，不記得自己曾經與他說過什麼。

  你記得早上起來的時候窗外一片冰天雪地，你掀掉大涼蓆上的大被子，發現院子裡有豬在叫，一個身高剛夠桌面的小孩居然在操刀殺豬，揪住豬尾一拖，將龐然大物從容放倒。還沒看清他的動作，豬頸上已有一個口子紅血噴注，流入了身旁沾著草須的瓦盆。你記得這一切，但不記得那天你為什麼借宿在外，更不記得那個操刀猛士是誰家小孩，如何還有殺豬的驚人本領。

  你可能還記得天邊那令人驚駭的烏雲，像一盆巨大的濃墨壓頂潑來，雲的邊緣卻被夕陽鑲上了一輪彎曲的金邊。烏雲有兩層或三層，鋼灰色的高雲，與濃墨色的低雲形成了明顯夾層，夾著一個幽深闊大的空間。有一隻迷途的山鷹在那裡上下翻飛，似乎不知道從哪裡才能逃出這暗夜的四面合圍，逃出自己的絕望。你這一輩子從未見到這種景象，也許永遠不再會見到這種景象。你記得那一刻的全身哆嗦，但不記得那一天你為什麼外出，是在什麼地方觀看這雨前的烏雲，同行者還有哪些人以及同行者發出了怎樣的感慨。

  這些事情你都忘了。

  你的記憶中留下了很多景象，但與之有關的前因後果卻大多消失無痕，就像博物館裡的牆上圖片尚存，說明文字大多已經脫落——是圖片比文字更便於記憶麼？如果沒有紙寫筆載，言詞的有效保存期是否要大大短於圖象？是否總要早早地褪色和蒸發？兩年前，時值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三十周年紀念，一個刊物邀請我寫篇文章，回顧一下我們的當年，十幾個催稿電話打得我實在不好意思而且有了負疚感。但我一次次鋪開稿紙還是沒法寫。我的記憶力變得如此糟糕，腦海里的零落圖景總是殘缺必要的說明文字。即便我十分珍視那一段故事，也沒法把碎片重新編織成章。

  事實上，我忘了當時朋友們說了些什麼，寫了些什麼，為什麼高興，為什麼生氣，為什麼到縣城去結識了更多的朋友，為什麼一律剃成光頭後來又為什麼一律迷上了木匠的手藝，還有老木與大川為什麼大吵一架憤而割席……而只記得一些依稀的印象：知青戶有一些禁書，大家曾經像大學者那樣每人一盞小油燈讀書到深夜，然後一臉莊嚴地圍在小桌旁，討論一些特別重大的事情，至少是討論到國家副總理一級的人物，至少是討論到能管上幾百年甚至幾千年的歷史大規律，如此等等。依據一些支離破碎牽強附會的傳聞，爭吵得面紅耳赤氣喘吁吁，其結果也毫無用處而且往往過幾天就忘卻。有些女知青甚至並不知道在討論什麼，常常把名字搞錯胡亂放炮。但我們必須討論，必須嚴肅地討論，至少得用用「革命」、「國家」、「哲學」這一類大詞，斷斷乎不能談及庸俗無比的豬油和酸菜。我們肯定在哪一部電影裡看到英雄們就是這樣乾的。

  我們還有層出不窮的豪舉，比方在農民家裡大口吃著蒼蠅叮過的剩飯，二話不說就把身上僅有棉襖脫給缺衣的窮漢子，自己花錢印出一些油印教材然後開辦農民識字夜校。夜校是辦成了，農民都興致勃勃地帶油燈來識字，但他們總是思想落後得很頑固，總是一邊唱《國際歌》一邊摳著腳趾頭，一邊聽著馬克思一邊放出臭不可聞的紅薯屁。巴黎公社有良種豬苗麼？也搶收晚稻麼？那他們不成了好吃懶做的二流子？憑什麼還要大家來學習？……這些山里人真是愚不可及，但青年啟蒙家還是特別的耐心和自信，恨不得揪住他們的耳朵讓他們一眼看清進軍凡爾賽的道理，恨不得猛踢他們的屁股，讓他們在蚊蟲叮咬之下明白寫對聯根本沒有支援古巴和越南重要，明白古巴和越南一旦失守我們也就統統完蛋。我們肯定也是在哪一部小說里看到英雄們就是這樣乾的。

  最後，我還能記得朋友們的各種英雄動作，比如見到遠方來訪的同志，緊緊而且久久地握手，以示千言萬語都在無言的兩手中交流；比如大寒天還冷水洗澡，以示革命者正在為明天更艱苦卓絕的事業而磨練自己的皮膚和意志。嵩山大隊的來辯論，有人望風，有人做飯。來人見到望風的便交換口令，一方舉起右手壓低聲音說「消滅法西斯」，另一方就舉起右手壓低聲音說「自由屬於人民」——當時一部外國革命影片裡的地下工作者們，在某個聯絡點相遇時就是這樣乾的。我不記得那是一部阿爾巴尼亞還是羅馬尼亞的影片，更不記得影片的名字是什麼。這一規矩後來還傳到了廣西和廣東，獨眼老木拿著女生們賣血的錢，到那裡去串訪更多的同志，若不是我們這邊有人堅決反對，他差一點就在那裡成立了一個黨，一個要鬧得人頭落地的黨。

  他們接頭時也在消滅法西斯和自由屬於人民，只是更多了一個暗號：手裡的蘇聯小說《落角》或者是《白輪船》。

  

  生活常常出自一種模仿，模仿記憶中某些事物。對於青年人來說，這些記憶可能來自電影、小說、音樂、圖畫、雕像以及博物館，來自某些英雄的文化媒象。他們或是衝鋒陷陣捨生忘死殺敗了羅馬帝國的大軍，或是在延安開荒種地挑水掃地為老大娘送來救命糧，或是衣衫襤褸地在篝火前和戰馬前拉著手風琴等待頓河邊詩情畫意的黎明。歐美的、蘇俄的、中國的文藝作品在當時是這些媒象的主要提供者。這些媒象從各種民主主義的、社會主義的、民族主義的、無政府主義的乃至保皇主義的傳奇英雄們身上抽離出來，從各種社會主張和歷史事件中過濾出來，成了青年們操作生活的藍本。他們無意複製前人的意識觀念，不大關心而且很快忘卻了那些意識觀念，只是想重演那些激動人心和趣味無窮的細節——比如一次秘密接頭時的口令。

  記憶定製了模仿，模仿鞏固和再生了記憶。模仿是一種具象的繁殖，經過一層又一層記憶的中轉，傳之久遠和播之廣遠。比較而言，語言是一些難以記憶的奇怪聲波，文字是一些難於記憶的複雜筆劃，語言文字的記憶需要專門的學習和訓練，對於大腦來說是一項較為生疏和艱難的業務，因此在缺乏特別學習和訓練的人那裡，總是力不從心，業績較差。小孩模仿成人的動作和神態很容易，要傳達成人嘴裡的言語或筆下的文字，特別是一些大道理，往往就說得一塌糊塗。成人其實也強不到哪裡去，通過接觸文藝作品，他們很可能模仿古代某位英雄將軍刮骨療毒、單刀赴會一類行態，要重現他嘴裡的文詞，特別是一些忠君報國的大道理，往往言之不詳，頂多也只是三言兩語。正因為如此，一段即便是十分重要的文詞，包括曾經讓我們激動萬分或者耿耿於懷的思考，曾經讓我們唇槍舌劍或者冥思苦想的辯論，要不了多久，就會在人腦里大面積死去，最終所剩無幾。在這樣的情況下，人腦記憶里英雄的意識形態當然迅速淡逝。英雄如果被後人模仿，首先一定是姿態和動作的模仿。

  前人說過，「得象而忘言」（王弼語）。看來，言詞易忘，自古皆然，不僅是詩文家的道理，也是前人對心智性能的某種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