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具象在人生中 空間

  有幾次坐飛機我都遇到空中摸彩：中彩的旅客可獲得下次旅行的免費機票一張。這當然很有刺激性。當中彩者的座號由主持小姐以職業化的激動語調大聲宣布時，叢林般站起來的人們終於齊刷刷盯住某一張面孔，然後鼓掌和唏噓。有意思的是，此時懊喪者很多，其中最為懊喪的，必是中彩者的鄰座。我的一位朋友就充當過這種角色，為擦肩而過的幸運頓足不已：「就在我身邊呵，就差那麼一點點呵……」

  其實，如果不是那麼一點點，如果幸運者離他有百米之遙，事情的結果有什麼不同嗎？為什麼中彩者坐遠一點就可以讓他較為心平氣和？

  距離決定了懊喪，還能決定戀情。一位外國作家寫婚外戀，寫到女主人公只有在外地旅行時才願意與情人幽會，因為這個時候丈夫在遙遠的地方，她才有偷歡的興致和勇氣。這當然也有些奇怪：丈夫在兩個房間之外，或在兩個街區之外，或在兩百公里之外，其實都是缺席而已，同樣的缺席者為何會因為距離的遠近而有所改變，直至不對她構成道德或情感的壓力？

  空間是物體存在的形式，物體在不同的空間位置看來完全不是一回事。常識告訴我們，兩個人談話時的距離與位置不可小視，距離過於近，到了「促膝抵足」甚至「耳鬢廝磨」的程度，大概就不可能是貿易談判和外交對壘了；若座位相對並且高低兩分，分到了被告需要仰視法官的那種地步，那大概也就只能公事公辦而不容易柔情蜜意了——很多會議廳和接待室里的座次格局都遵循著這種政治幾何學。與此相反，醫院、郵局以及航空公司一類服務機構，眼下在降低櫃檯高度，紛紛撤除營業窗口的欄杆和隔板。這種空間改革當然深意在焉：一種買賣雙方的輕鬆氣氛和親近關係，必須在一種平等、自由而開放的幾何形式里才可能撲面而來悄入人心。

  

  英國生物學家莫里斯在《人類動物園》一書里，還將社會衝突最深層的原因歸結於生存空間的窄逼，而利益的爭奪，思想的對立，在他看來只能算作衝突的枝節和藉口。他與眾多同行們反覆觀察和試驗，發現「生活在自然環境中的動物並無大量傷害同類的習慣」，而猴子的互相屠殺、獅子的互相虐待、鳥雀的互相激戰，刺魚的互相攻打，「通常發生在最擁擠的動物籠中，」因此是擁擠而不是別的什麼，才是敵意和暴力的最大禍根。莫里斯說，人類不過是「穿著不同服飾的裸猿」；人類社會，特別是人類都市社會，是一些過分擁擠的「超級部落」。這種部落中的人口數量已經大大超出了恰當的生物學水準，結果必然是：戰爭、暴亂一類大規模的殺人形式幾乎難以避免，奴隸制、監禁、閹割、流產、獨身等也不能不成為緩解人口壓力的有效手段——雖然這些方法十分殘酷，失去了理性和智慧的控制。

  莫里斯的忠告很難被人們接受，一個個更為擁擠的都市還是在這個星球上出現，一個個敵意和暴力劇增的高風險區仍然是人們奔赴的目標。人們投入這些超級部落，尋求創造的機會或者統治的地位，尋求群體的協作或者獨行的自由。他們中間畢竟有很多成功者，需要指出的只是：在很多時候，成功也可能只是一種成功感，不過是一種空間比量後的心理幻覺。我常常看到有些都市人為自己的居地而自鳴得意，歷數都市裡那些著名的摩天大樓、博物館、大劇院、音樂廳以及大人物——其實他們忙忙碌碌很少有機會享受那些設施，一輩子也可能見不上什麼大人物，與鄉下人沒有什麼兩樣。但那些東西就在身邊呵，就在大牆那邊呵，就在馬路那邊呵，這就足以讓他們油然多出幾分自豪和放心。這種心態也延伸到有些出國尋夢者那裡。他們常常無緣接觸更無法占有國外的好東西，甚至生活質量比在國內時更差，但與曼哈頓近多了，與羅浮宮近多了，至少也是心中穩穩噹噹的安慰。

  看來，所謂都市無非就是諸多好東西離我們近一些的方式。更近一步說，占有呢，占有無非是諸多好東西離我們更近一些的方式——如果少量日常必須消費品除外的話。有些女人愛逛首飾店，買下什麼意不在穿戴，不過是以後可以在家裡看首飾。有些男人愛逛古董店買下什麼意不在倒手，不過是以後可以在家裡看古董。這裡只有場地更換，如此而已。還有一些讓人匪夷所思的守財奴，日食不過三餐，夜居不過一室，積攢著那麼多錢財並無實際用途，無非是可以把樓宅、珠寶、存摺之類不時拿來盤算和欣賞一番聊以自慰。其實他們完全可以換一個地方，走到大街上放眼世界然後把所有財富權當己有，都拿來盤算和欣賞一番，因為那些用不上或用不完的東西，擺在街上與擺在家裡，終究沒有多大區別。

  現在有了照片、電視以及博物館，交通手段也方便多了，世界上包括金磚銀錠在內的任何好東西都不難臨場目睹，不必把它們都搬到家裡來看，不必以為這種看才有滋味。至少月亮與太陽就不宜搬到家裡來看吧。但人類就是這樣沒出息，一代代人常常就折騰在從家門外到家門內這段奇怪的空間距離里，於是多出了好些戰亂、政爭、貪污、陰謀、抹眼淚、研討會、心絞痛、金融危機等等煩心的事。從這個差不多是幾何學的角度出發，我們似乎可以說，精神常常是對物質空間狀態的反應，歷史常常是從事財富位移工作的一個搬家公司，是把某些東西搬近搬遠搬來搬去的一筆昂貴運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