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鄰居「白家館

  兒童時代有無數美好的回憶，其中讓我記憶最深刻的就是父母帶我們幾個孩子下館子。那個年代要下次館子是很奢侈的，只要哪天聽到爸爸媽媽喊「今天下館子」，我和弟弟就會興奮得翻起腳板就往外面沖，跑到館子去占位子，這個館子就是隔壁的白家館。

  白家館是儲奇門碼頭名氣最響亮的館子。整個下半城白家館是無人不曉，就連上半城的人，只要是個好吃狗，對下半城的白家館恐怕也沒有不知道的。白家館門牌是解放西路46號，與《重慶日報》家屬大院48號的我家相鄰。白家館是好久開辦的？好像還沒人說得清楚。只聽白家館唯一後人，與我弟弟年齡相仿的白九說過，白家館是他爺爺的爺爺白萬發開辦的，那應該是清朝年間了。

  白家館臨街有兩個門面，有六扇門板的是大堂，有六塊窗板的是廚房。大堂擺有方桌五張，每張方桌都配有四條長凳。方桌與長凳都非常紮實，做工也十分考究，桌子板凳的面子都已磨出了木質的原色。大堂天花板上吊了三副葉子寬大的老式吊扇，面對大堂右邊擺了四張桌子，抵攏牆壁是上二樓的樓梯，二樓上擺有四張桌子，靠廚房一側有一天井通向廚房，天花板上也吊了兩個與大堂相同的老吊扇。大堂左邊只放得下一張桌子，因前面臨街放著齊肩高的收銀台，後面就是大堂和廚房的通道。廚房通道口側面豎立著的兩根大木方一直通往二樓的天井，大木方相對平行嵌著兩副木滑軌，木滑軌夾著三個木屜盒，一根粗大的棕繩從上端聯結著木屜盒，廚房打下手的幫工可拉著棕繩使木屜盒順著大木方上的滑軌上下滑動，將廚房的炒菜、蒸菜、豆花、冒兒頭裝在木屜盒裡送上二樓，又可將二樓食客用過的碗筷盤碟送下廚房。在那個年代，這副靠滑軌拉上滑下的木屜盒，在我們這些娃兒眼裡，那簡直就是好看的西洋鏡。

  靠著滑軌，是一口專門用來點豆花的大鍋，白家館的周師傅藏有從清朝他祖輩傳下的用滷水點豆花的訣竅。他點出的豆花，那是又皮實，又綿扎。和豆花相配的調和就更有特點：除了有香香的油辣子、麻麻的花椒麵、青青的蔥花、白白的味精鹽外，還勾了一小勺芝麻醬。就這一小碟豆花調和在沒有任何菜上桌的情況下，都會引得食客吞口水。因此，白家館中午常常打擁堂，都是因為他的豆花。

  下半城有錢的人不多，下力的人不少，荷包沒幾文錢的人每到中午也愛往白家館裡鑽，為的就是那豆花。好不容易擠到個位子，就會扯起喉嚨喊：「一碗豆花，一個冒兒頭，二兩老白乾，快點！」酒足飯飽後，一邊用牙籤掏著牙齒，一邊又扯起喉嚨喊「算帳」！一頓飯吃下來角多錢，又經濟，又實惠，又舒服，出得白家館來還舔嘴抹嘴的。他們那滿臉發光、心滿意足的憨態，在我們娃兒眼裡，那些能吃白家館的人，可都是好有錢的人啊！

  報社宿舍院子和白家館兩隔壁，相處這麼多年，難免經常磕磕碰碰，少不了有些恩怨情仇。《重慶日報》的報紙都是半夜印刷，印刷工人總是清晨回家睡覺，恰恰這個時候，白家館開始了它一天的奏鳴曲：砍骨頭那心煩的嚓嚓聲、垛肉餡那沉悶的咚咚聲、銻盆落地那驚心的咣當聲、鼓風機那刺耳的轟轟聲,全都不留情地傾瀉到宿舍院子裡來。楊二娃的老漢，報社有名的楊大炮就會光著身子，只穿條短睡褲，踩著兩片拖鞋，從家裡跑到宿舍院壩頭，衝著白家館廚房吼：「格老子清早八晨的又弄個吵，要不要老子睡覺喲！」楊大炮的大嗓門這麼一吼，白家館的燥雜聲自然會突然一下小許多。還有我們宿舍三樓曬壩，是各家各戶鋪蓋毯子的晾曬處，可白家館房頂的煙囪所冒的黑煙，遇到大河的風向上半城吹，曬壩上還沒晾乾的東西就遭殃了。宿舍院子最霸氣的居委會代表徐媽，就會放下她那根長煙杆，氣喘吁吁地爬到曬壩上去，對著白家館房頂上的煙囪，用她那夾雜著濃濃下江口音的川話罵道：「狗兒的白家館，我兒你個仙侖板板嘍，老娘才漿好的包單，又給老娘弄髒了。」雖然吼還是吼，罵還是罵，但白家館的生意還是天天繼續，中午豆花還是那麼賣得，炒菜還是那麼可口，人氣還是那麼火爆。只不過宿舍院子裡的人如要去隔壁白家館端個豆花，楊大炮、徐媽要炒個菜什麼的，那分量肯定比大堂一般的食客旺實得多。

  

  20世紀60年代初，豬肉被國家嚴格定量，白家館已沒什麼葷菜賣，清晨也不再砍骨頭垛肉餡，楊大炮的吼罵消失了，徐媽的叫罵聲也沒有了。但白家館的廚師們仍使出渾身解數，想法把素菜做好，做到極致，以留住顧客。我印象最深的是大廚那精湛的手藝，把老豆腐垛細，用芡粉調稠，再加入味精和細鹽，然後用湯匙勾進油鍋翻炸，炸出金黃油亮的假肉丸子，真讓人饞涎欲滴。

  1963年後，國家經濟情況好轉，白家館也有葷菜賣了。楊大炮清晨又開始對白家館吼了，徐媽也有勁爬曬壩罵了，我家最驚人的變化是父母偶爾也能帶我們幾兄妹上白家館了。每次只要父母發話下白家館，我和弟弟會馬上興奮得像旋風一樣衝出去，飛快地爬上白家館二樓，找到靠天井旁能看木屜盒上下滑動的那張方桌，趕緊把筷子筒筒的筷子抽出一把，在桌子四方擺上六雙筷子就表示這張桌子我們占了。

  那個年代，我們一家下白家館吃飯是件很隆重的事情。父親總是穿得伸伸抖抖，母親也打扮得整整潔潔，兩個妹妹都收拾得乾乾淨淨。就我和弟弟平時好動，所以邋遢點，但腳下已穿上了當時盛行的解放鞋。菜由父親點：一個大份回鍋肉、一個粉蒸肉、一個燒白，魚香肉絲或宮保雞丁、四碗豆花絕不能少，父親也最好白家館那口豆花。我們幾兄妹看著用滑軌拉上來的木屜盒，看著店小二將香噴噴的飯菜一樣一樣地從木屜盒傳遞到桌子上，喉嚨管里早已忍不住「咕兒，咕兒」地吞口水。菜上齊，只見父親筷子一督，喊聲「開干」，我們兄妹便抓起筷子興高采烈地吃起來，一家人團聚，下次白家館簡直就像過年。

  我記得最後一次吃白家館，是「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的1966年11月下旬，我大串聯回來，走攏家來已是皮包骨。母親見我回來又是高興，又是心痛，急忙端起大銻鍋去食堂打了七個罐罐飯，又掏出兩毛錢叫我去隔壁白家館炒份回鍋肉回來。我狼吞虎咽，風捲殘雲，不到一刻工夫，七個罐罐飯，一大盅回鍋肉，被我掃得乾乾淨淨。那時一個罐罐飯是二兩五，七個就近一斤八兩，加上那正宗老字號白家館美味旺實的回鍋肉，這頓飽餐實實令我終生難忘。

  好多年後，只要來到下半城路過白家館，我都要進去仔細看看，找找兒時的感覺。白家館已物是人非，破敗凋零。白家館後來被拆遷，這個老字號餐館最終還是消亡了，我和白家館的緣分似乎還在。或許是當年白家館對我潛移默化的薰陶，現在我自己在家炒的回鍋肉啊、鹽煎肉呀、魚香肉絲、宮保雞丁什麼的，那還真留下了當年白家館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