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斷一九七七

  宣漢 任宗景

  作者簡介

  任宗景，當代作家。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出生。一九六五年於重慶育才中學高中畢業後即「上山下鄉」，到宣漢縣天生區芭蕉公社八一林場，後插隊落戶。一九七九年始得返城。一九九七年從某雜誌社停薪留職至今。發表各類文學作品近兩百萬字，獲各種獎項三十次；已出版散文集《風絮》、中短篇小說集《情竇初開的時候》、報告文學集《昨日風流》。

  人生如夢，這種說法未免有點虛無的味道，若說人的一生中總會有這樣或那樣的夢想，恐怕就沒多少人反對了。有的夢想是能夠實現的（即圓夢），有的卻註定難以成真，成為永遠的遺憾。這裡要說的一樁「永遠的遺憾」，是指我至今未曾邁進過正規大學的門檻，而以我現在的年齡，又註定了此生我與大學絕對無緣。

  我的大學夢破碎在川東北的宣漢縣，時間是一九七七年。

  一九七七年，是我上山下鄉的第十二個年頭。這一年，中國人的政治生活中發生了一件大事，即鄧小平「復出」。恢復高考，則是鄧小平復出後最得人心的舉措之一。當時，我在國營宣漢縣鋼廠金工車間當「亦工亦農」性質的合同工——和正式工人干一樣的活兒，同工也同酬，與正式職工最本質的區別是不吃國家供應的商品糧，而是將插隊落戶所在的生產隊分得的口糧背到糧站去換成糧票，然後再把糧票交到鋼廠伙食團買飯票……這樣說起來有些像繞口令，簡言之，就是「知青身份未曾改變的、不能指望『轉正』的非正式工人」。恢復高考的消息於我而言，無啻天外傳來的福音，讓我在茫茫無邊的苦海上看到了向我駛來的諾亞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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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激動得徹夜難眠，仿佛已經看到了命運女神的微笑。

  我是重慶育才中學（當時叫重慶市第二十中學）高六五級的畢業生。「育才」是一所歷史悠久的名校，系由中國現代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創辦，舞蹈家戴愛蓮、作家高纓（其代表作是《達吉和她的父親》)、翻譯家楊武能等均畢業於斯，「文革」前就是四川省的重點中學。當時，社會風氣較為純淨，即使是名校，也沒有收贊助費一說，人們公認「能進這所學校讀書的，孬死都有七成」。如果成績不行又想「開後門」進育才讀書，恐怕天王老子出面也只能是「空了吹」。一九六二年，我於重慶復旦中學（當時叫第十二中學）初中畢業考進育才中學後，大學夢便在我的心中搖盪。高中畢業時，因為長期偏科，不重視數理化，我的平均成績在班上只屬中上，但文科成績絕對是年級的一流(讀初中時就已經有作品在報紙副刊上發表），因而我對自己考上大學充滿了自信。然而，我最終名落孫山，被大學拒之門外。

  對這一結果，我百思不得其解，唯一能說服自己的解釋是「出身不好」！因為一九六五年大行其道的「階級路線」已經預示了一部分人受教育的權利將被無情地剝奪。我的父親儘管是城市貧民，但他卻懵懵懂懂地加入過當時的執政黨（國民黨），那麼，「我不落榜誰落榜」？兩年後，當「造反」的知青紅衛兵砸開縣安置辦公室的檔案櫃後，驚訝地發現，我們每個「出身不好」的同學的檔案材料上，都清晰地蓋著一個長方形的黑色印章，黑框中明白無誤四個大字：「不予錄取」！這時，我對「早被打入另冊」的高考落榜之謎的猜測終於得到了確證。

  考大學的落榜給了「出身不好」者如我輩一個信號：別再做自欺欺人的迷夢了，也別在城市丟人現眼，到農村去「幹革命」吧，那是唯一可行的、不失體面的選擇。於是，我背著家長偷偷下了戶口，來到當年紅四方面軍「打土豪分田地」的大巴山區當了知青，先是在社辦林場，後來林場撤銷了又下隊落戶。

  說句大實話，在那些蒼白無奈的日子裡，我既無「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的自覺，也無「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的豪邁，更無「當革命接班人」的痴心妄想，唯一的念頭是，如何脫下「知青皮」，回到夢繞情牽的故鄉。那年頭，有一個很時髦的、也最具欺騙性的說法，叫作「重在表現」，又曰「出身不可選擇，道路可以選擇」，要想回到城裡，我只能好好「表現」。在社辦林場那一段時間就不多說了，幾十個知青生活在一起，哪個人放的屁香一點都能馬上對比出來，誰敢在革命化的道路上被人拉下？後來林場撤銷、下到生產隊落戶，客觀實際也逼著人「上進」——勞動不好，休想掙高工分（有工分才有口糧，而像我家這樣的城市赤貧戶根本不可能在經濟上予我丁點兒資助，我必須自己養活自己），貧下中農的眼睛雪亮，絕不會因為你是知青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另外，在內心深處，我對向我進行「再教育」的貧下中農並不服氣，我至今認為，挖地犁田、栽秧撻谷之類的農活是無須學的，一看就會，只要不貪生怕死，捨得出力，難不倒人。我要用事實證明，知青不僅會幹農活，而且比許多貧下中農「老師」幹得更好。這就是說，主、客觀因素都註定了我應該而且一定會贏得喝彩。

  果不其然，一年後，我就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標兵，大隊「再教育領導小組」成員。兩年後，村小就讓我去代課，接著又成了「民辦教師」，先是教小學，後來又教中學……一句話，當地農民和農村基層幹部對我的「表現」是認可的，因而在歷次的招工、招生、參軍推薦過程中，他們都不遺餘力地推薦我。

  然而，令人沮喪的是，生產隊、大隊、公社先後七次向上「推」我，我卻七次「竹籃打水」，弄得基層幹部群眾滿腹疑團，連看我的眼光都怪怪的。大隊書記私下對我說：「我們的推薦材料硬是寫得紮實哦，如果光看材料，我敢打包票，蔣介石的兒子都不會有問題……」我無言對答，心裡卻清楚得很，都是「政審」惹的禍，我還得繼續為父親的人生經歷贖罪。

  這樣一晃就是十年，眼看大部分知青都相繼回了城，一位很有人情味兒、對我充滿了同情的公社幹部想方設法把我弄到了宣漢鋼廠，雖說是合同工，而且是「亦工亦農」，但已經令我感激涕零了。至少，我每月可領到固定工資，告別了最原始的「臉朝黃土背朝天」的簡單勞動……我感到，這已經是我最好的人生歸宿了，我做夢也不會想到，早已灰冷的大學夢竟然還有機會死灰復燃！

  得到消息後，我毫不猶豫地跑過蒲江大橋（鋼廠在縣城城郊，蒲江大橋橋頭），到縣教育局報了名，然後利用工作之餘，重新撿起久違了的高中教科書。順便說一句，在那些「戰天鬥地，日為三餐、夜為一宿」的日子裡，為了打發難耐的孤寂，我像拴著的牛吃草一樣，能啃到口的草統統吞下肚——將能到手的書反覆嚼讀，實在無聊，讀過的中學教科書也拿來解饑渴，可以說從未將書本束之高閣。進鋼廠後，條件更好了，有圖書室，有業餘時間，每天都少不了和書本知識親近（我甚至不知天高地厚地開始了寫小說），因而我對文化考試充滿了自信。

  這種自信一直持續到文化考試結束，我的名字出現在宣漢縣考生預選的「龍虎榜」上。那天，我穿著汗浸油漬的勞保服正在金工車間上班，我的師傅騎著一輛自行車徑直闖進來，喜氣洋洋地衝著我大喊：「快去燈光球場……看榜……我來頂你！」原來，我師傅在縣城辦事，路過燈光球場（指裝有水銀燈的籃球場，是當時宣漢城最熱鬧的地方）時，看到了公布的高考預選名單。我一聽，連衣服也來不及換，跳上自行車一陣猛蹬，朝著縣城那邊箭一般地馳去。老遠就看到燈光球場外面人頭攢動，粉白的牆上「宣漢縣一九七七年高考預選名單」一排金燦燦的大字赫然入目。走近細瞧，根據考試成績預錄的考生全縣共一百零八名，其中文科預錄三十六名，而我的名字明白無誤地排在文科預錄名單上（位列第四）。我頓時鼻子發酸，兩眼朦朧，涕泗滂沱地擠出了人群……我想，大學的門這回總該為我虛一條縫了吧！

  接下來，便是甜蜜、急切、焦灼又有幾分不安的期待——期待正式的錄取通知書飛到我的手中。一首名叫《小路》的印度尼西亞的民歌十分準確地唱出了我此時此際的心情：「道路的盡頭仿佛在向我招手，呵呵呵呵，它強烈地吸引著我。它要引我到哪裡？什麼命運在等待？這種思念日夜地纏繞著我那甜蜜又迷惑的心。」

  這段時間，我成了宣漢鋼廠的新聞人物，無論熟不熟的人見到我都是一張笑臉。先是車工班的師兄師弟給我餞行，接著金工車間也出面為我開茶話會話別，再後來宣漢縣工業局文藝創作組（我是其成員）的哥們兒也聞訊前來鋼廠祝賀，給我的耳朵里灌滿了祝福的話語。可以說，在熟識我的人當中，沒有任何人會相信我最終依然會與大學失之交臂。

  日子如握在手中的沙子一天天地漏掉。經常有消息傳來，誰誰考上了某某大學，誰誰誰又收到了錄取通知書，我有些沉不住氣了，千方百計通過各種渠道打聽（其實都不得要領)。到後來，我已經不敢打聽了，反而是關心我的人向我打聽。我的心在一點點地變冷，也變得更脆弱，有時別人不經意的兩句話，也會讓我徹夜失眠。這種揪心，這種煎熬，非親歷者絕對難以體會。這種世界末日的感覺，至今想起仍令我不寒而慄。

  關於大學招考的事終於在時間的罡風中慢慢淡化，一切又歸於平靜。我沒被任何大學錄取成了鐵定的事實，雖然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離大學更近過。「鄧大人」的復出給許許多多的中國人帶來希望，為什麼偏偏獨薄於我呢？

  多年的人生磨礪、特別是歷次「被打入另冊」的遭際，使我敏感到這次的希望落空十之八九與「政審」有關。所以一九七八年大學再次招生時，我再也沒有勇氣去報名。我給母親寫信說：「我不想再受騙了，我的受教育的權利在十三年前就已被剝奪。」這一年，我的幾個知青朋友抱著試一試的僥倖心理再作馮婦，參加了招生考試，結果竟無一例外地全都被錄取。我因此好久好久回不過神來，命耶？運耶？我只有捶胸問天。從此，我絕了讀大學的念頭。

  一九七九年初，我懷著極大的絕望和悲憤，斗膽給當時的四川省負責人上書，反映自己如何「把一切都交給了共產黨」、在大巴山「戰天鬥地」十四年而被歷史遺忘的遭際。我不知這封信是否起了作用，反正到這年的夏天，重慶市一個大集體性質的單位向我搖動了接納的橄欖枝。當我懷揣報到通知離開宣漢前，我通過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找到了當時宣漢縣教育局某主要負責人，了解我落榜的真正原因。這位官員一再告誡我「不要告訴任何人」之後透出謎底：一九七七年大學招生依舊要進行嚴格的「政審」！

  正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天實為之，夫復何言？

  (順便說一句，前不久與幾位當年的老知青聚會，談起一九七七年這段往事，我又聽到一種新的說法，即：在有的縣，一九六五年的高中畢業生根本沒資格報考，理由是年齡太大了。我對此說並不篤信。倘果真如此，那我、以及我的同齡人的悲哀就更深重——是的，我們的年齡大了，可高中畢業時我們的年齡都只有十幾歲，是誰讓我們年華老大還不得不與年輕的學弟們一起擠在高考的獨木橋上呢？順便再說一句，儘管我自己最終未能接受正規的高等教育，但畢竟有那麼多「出身不好」的同輩圓了大學夢，這在那個時代是想也不敢想的。單就這一點，我就認為鄧公小平是真正的偉人，且不說他「撥亂反正」的歷史功績。）

  回城參加工作後，我充分利用生活底子厚的優勢，開始了業餘文學創作，搭上了「傷痕文學」這趟車，創作頗豐。一年後（一九八一年）就以創作實績被中國作家協會四川分會吸納為會員。大學，對於一門心思埋頭創作的我已沒了吸引力。為了應付評職稱，我只在不脫產的情況下，讀了北京人文大學中文系的函授課程。

  往事如煙。儘管我嘴上很超脫，說沒把進大學當成多大一回事，其實，沒能進正規大學學習恰恰是我心底永遠的痛。所以，當一九九九年我的女兒以優異成績考入重慶師範大學時，我的欣喜簡直難以言表——爭氣的女兒終於替她命蹇時乖的老爸圓了大學之夢！

  一九七七，我生命史上的滑鐵盧，如果讓我重新活一次，我會做出理智的選擇麼？我能如願以償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