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城悲喜劇
2024-10-04 07:57:36
作者: 鄧鵬 主編
萬源 鄒克純
作者簡介
鄒克純,男,散文作家,中國國際報告文學研究會重慶分會理事。一九六五年於重慶第四十二中學初中畢業,同年九月下鄉到萬源草壩區革壩公社星火茶場。「文革」後就讀於重慶師範大學中文系。大學畢業後當過中學教師、技校校長,現任重慶新視力影視傳媒公司藝術總監。發表過數十篇散文、詩歌、報告文學。
那場曾經席捲千家萬戶的青少年上山下鄉運動,轉眼過去近四十年了。現在來回想那段歷史,許多人都能對個中因由說上個一二三,但在當年,我卻是懵懵懂懂下的鄉,恍兮惚兮回的城。
一九六五年,我在重慶市第四十二中學念完了初中。
那年辰,充斥耳鼓的都是貫徹「階級路線」的聲音。對於「階級路線」這玩意兒我當時也不甚了了,只是模模糊糊地認識到,我的父母、祖父母都有歷史問題,我「家庭成分不好」,屬於「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正是這個「階級路線」讓我這個「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早早地失去了受教育的機會,轉而跨入「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行列,儘管當年在學校里,我是一個十分出色搶眼的孩子。
當然,我下鄉也有負氣的因素,像我們這種「家庭成分不好」的人,讀高中的權利都沒有,不到最艱苦的地方去「脫胎換骨」地改造,又能有什麼出路呢?
我迷迷糊糊地隨著下鄉知青隊伍到了大巴山的深山老林里,被安置到萬源縣草壩區草壩公社星火茶場。我驚奇地發現,來到星火茶場的六十六名高、初中畢業生絕大多數跟我一樣,屬於後來「文化大革命」中所稱的「黑五類子女」「狗崽子」。下鄉使我第一次品嘗到人生失落的滋味;而七年後的回城,同樣讓我體味到失落。
草壩區知青的第一次招工大約是在一九七〇年底,鄧鵬、盧鏗等十名知青被招到萬福鐵廠當工人。萬福鐵廠在萬源縣境內一條山溝里,距草壩公社也就一百多里路。這十名知青的變化也就是農村戶口轉為了城鎮戶口,握鋤頭的勞動變成了握榔頭的勞動。
但是這次小小的招工卻在知青群里「一石激起千層浪」,「紮根農村幹革命」的精神防線被一觸即潰。我們這些十六七歲就下鄉的毛頭小子,時隔七八年後,已經長成七情六慾俱全的青年,大巴山里艱難的歲月和黯然逝去的花樣年華,使我們對突然而至的招工事件驚詫、興奮而敏感,由此引發的對城市生活的嚮往、對未來前途的迷惘以及爭取招工機會導致的騷亂,都是可以想見的。那時,知青張止戈、趙時榮他們經常喜歡引用一句「樣板戲」的台詞開玩笑:八年啦,別提它啦!期待中含著酸辛。
就是這樣,當年的大招工也並未惠澤到每一個知青。為數不少的知青由於得不到招工的機會,只能借「病殘」的方式回城,於是就有了「病殘知青」的創舉。我就是「病殘知青」中的一位。
我至今都弄不明白為什麼當時招工總沒有我,也不知跟我的家庭有沒有關係。雖然草壩知青中有很多人「家庭成分不好」,但我的家庭在「文革」時期卻是雪上加霜。我爺爺、爸爸的「資本家」問題還沒搞清楚,我媽媽又因為是楊尚昆的外侄女而涉及「走資派」問題。一九六八年江青在一篇「三·一五講話」中說道,「楊尚昆的親屬沒有一個是好的」,這直接導致了對我父母批判鬥爭的升級。記得那時候,父親每天早上出門上班,都得自覺地把一塊兩尺來長的木板掛在脖子上,木板上寫著「楊尚昆的侄女婿」。這塊木板天天引來一群小孩在背後用彈弓射他。這情形在這位謹慎於禮法的老人心中留下了一生也抹不去的陰影。
我沒能招工的原因也可能是得罪了草壩公社副社長李明發。李明發比我們大不了幾歲,很喜歡模仿城市人的穿著。當時,桃尖領毛線背心和敞擺上裝是很時尚的裝束,我已記不清李明發是在哪個知青那裡弄來了兩件,一穿就是幾個月也不歸還人家。那時我年輕氣盛,言語尖刻,為這事譏諷了他。大概是一九七一年初夏的一天,我當著一些知青和農民的面,拈著李明發的桃尖領背心說:「你看看天上的太陽,好熱喲!再不脫就要長虱子了!」李明發當場被弄得面紅耳赤,事後發話說:某人休想招工!
那段時間,還另外發生了一件對我不利的事。有一次聽收音機,四川人民廣播電台正在播放學「毛著」積極分子的先進事跡。廣播員介紹說,一位醫生遇到了疑難雜症,他翻遍了各種醫學書籍也找不到答案,最後翻開了毛主席著作,心裡豁然開朗,解決了診斷問題。我一時覺得可笑,忍不住揶揄道:「這個人對毛主席的感情太淡薄了,翻遍各種書籍最後才想到『毛著』!他應該一開始就翻開『毛著』,不就用不著翻閱各種醫學書了嗎?」不知是哪位知青把這件事情也反映到了李明發那裡。
這兩件事情讓我非常擔心自己的招工前途,於是不得不決定,還是辦「病殘」回城吧。
但是辦「病殘」也不是件易事。為了證明自己健康的身體有病,知青們可謂是用盡了心機,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大沙公社的張學泗生性幽默,他悄悄對我說:「要發病就是癲癇,醫生也無法查證。」他身體力行,有時走在冬水田邊,一頭就倒了下去,弄得農民們驚詫莫名。新興公社的戚萬生一向行事不拘一格,他聽說檢查椎間盤突出必須查腳趾頭的反應,於是就故意穿一雙膠鞋,一個多月不洗腳,讓那股惡臭逼得醫生允許他自述病情。
更加觸目驚心的還是宣漢縣女知青張臣玉的返城經歷。她吃了大量的鹽讓自己患上尿毒症,後來也順利地回到了重慶,但卻沒有料到,正是這個尿毒症奪去了她的生命。
跟他們比起來,我的辦法要笨拙得多,準確地說,開始我根本就找不到一點辦法。後來,我無意間在重慶市中區七星崗的地攤上買到一瓶「褪色靈」,於是就用它「製造」了一張病情診斷書。我也不知道用「褪色靈」處理過的紙張鋼筆書寫要浸,所以糊弄出來的那張病情診斷書連自己看起來也覺得太不像樣。此外,辦「病殘」也得通過李明發,因為他在負責草壩知青的招工與返城工作,這同樣令我發愁。無奈之中,我硬著頭皮湊足了八元錢,在重慶買了一件敞擺衣服,羞羞答答送給李明發。結果卻出乎意料的簡單:李明發不但高興地接受了上衣服,而且還主動幫我辦妥了從公社到縣安置辦公室的一切返城手續。
七年神聖的「上山下鄉」就以這樣荒唐的方式結束了。我感到高興,也隱隱地感到一種莫名的悲哀:過去的生活像在雲裡霧裡,而未來的生活又何嘗不像一片雲霧呢?我在大巴山扮演了七年的知青後,又將以一個無業人員的身份重返自幼生長的重慶。
離開大巴山之際,我百感交集,真可謂酸甜苦麻辣五味俱全,禁不住填寫了一首舊詩詞:「巴山頂上雨初晴,野草勁,斷虹明。七年逝水,悄然化煙雲。笑對青峰索歸句,無人應,有回聲……」時間是遺忘的良藥。回城後,幾十年匆匆於生計奔波,很少著意地去回憶往事,當年大巴山的經歷已經淡忘了許多。直到去年,鄧鵬兄對知青歷史執著的關注之情感染了我。近來更驚異地聽說,草壩及萬源縣內其他地方的知青還有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後才回到重慶的,甚至還有人至今滯留農村,已經生兒育女,度過了大半生。於是,那場覆蓋一代人的上山下鄉運動又在眼前鮮活起來,當然也包括我們回城時的種種悲喜故事。
始自一九七〇年底的知青大招工、大返城行動,實際上已經宣告了上山下鄉運動的徹底失敗。從經濟上看,這是一次失敗的就業模式探索,用小平同志的話講,「城市人下去實際上形成同農民搶飯吃」;從政治上看,「知識分子勞動化,勞動人民知識化」的目的也落了空。知青下鄉「滾一身泥巴」的情況倒不假,但「煉一顆紅心」卻未必,後來潮湧般的回城舉動本身就說明了一切。而且當年所謂的知識青年「知識」二字也大有疑問。更具悲涼諷刺意味的是,大批回城知識青年,卻無奈地度過了自己無知識或少知識的中年、晚年,跟不上時代文化技術發展的步伐,工作困難,生活拮据。
長歌當哭,應是在痛定之後,我於是寫下了一些回憶文字,以祭奠我們這一代人那段永遠無法追回的荒蕪了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