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迫下鄉

  我的童年是非常幸福的，在當時的同齡人當中是幸運者。我的爸爸、媽媽都是高級知識分子，他們於一九四三年畢業於江蘇醫學院，抗日戰爭時期到重慶某企業工作。新中國成立以後，他們都在醫院當醫生，工資也較高，家庭生活較富裕。我記得當時家中常常高朋滿座，許多領導、醫院裡的叔叔、阿姨常來我家做客。我記得還有蘇聯來的專家安娜醫生、北京來的一位劉阿姨、從日本來重慶協助建廠的專家們，特別是日本朋友小田幸子一家，都常常來我家做客，或叫我媽媽瞧病，或請我媽媽臨時去做翻譯等。

  然而在一九六四年的「四清」運動中，我母親突然被打成了「反革命」，原因是一起所謂的「醫療事故」。從此我家一下子被打入十八層地獄，我母親從醫生崗位被貶到洗衣房當洗衣工。我當時僅僅十五歲，簡直難以相信這個事實。記得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因為自然災害等種種原因，人們缺少生活必需品，沒有吃的，沒有穿的，沒有用的。嚴重的營養不良使許多人生病，醫院裡住滿了人。那一時期我母親的工作比任何時候都忙，白天黑夜都在醫院，星期天也在醫院，有時一個星期見不到母親的面。那時候家屬區里沒有電話，都是用廣播找人，有時母親剛回來準備吃飯，廣播裡又在通知她去醫院搶救病人，只好拿一個饅頭啃著立即出門。十多年裡，我母親救活和治癒病人無數，因而受到很多人的尊重。然而一夜之間，本來是受人尊敬的醫生忽然變成了「敵人」，人們便再也不敢接近我家，那些故交好友也不再上我家的門。

  我那時正在讀初三，學校里知道了我家的情況，班主任老師突然對我冷淡起來，一些同學也開始用敵視的眼光對著我。我無法理解這一切，只有痛苦、絕望地哭泣。我不理解，我那麼兢兢業業、那麼廢寢忘食、那麼勤奮忘我工作的母親怎麼就成了反革命？是命不好呢，還是上天無眼？我惶惑，我痛苦，我憤怒！我那時不知哭了多少次，為了不讓母親難過，不敢在她面前哭，也不敢在外人面前哭。沒有任何人可以交流思想，沒有任何地方可以訴說痛苦，那是一段什麼樣的日子啊！在痛苦和歧視的煎熬中度過了大半年的時間，懷著慘痛和忐忑不安的心情參加了高中升學考試，懷抱著一絲希望能升入高中。但是，等來的卻是一張不錄取通知書。我心中充滿了絕望和憤恨，我恨學校老師的無情，我恨社會的不公平。

  

  在此以前，我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到農村去，小時候我的理想是讀大學當醫生。我當時剛滿十六歲，還是非常幼稚的年齡，生活自理能力也很差，我從心底里不願去農村。但當時，我大姐正在讀大學，還有妹妹在讀初中，媽媽的工資降到了六十元，遠在上海工作的爸爸也在「運動」中遇到了麻煩，家庭經濟出現拮据。更重要的是，政府當時已有號召，要求城裡待業的青年人到農村去。那個年代城市裡就業機會非常少，如果響應政府號召去農村，當然是既光榮又時尚的事情；同理，不響應政府號召，待在家裡待業，政治上就是落後。由於我家庭當時的情況，我沒有其他道路可選擇。到農村去，或許可以減輕我母親身上的政治壓力。

  那一時期的報紙、電台正在重點宣傳知識青年董加耕和邢燕子的事跡，到農村去是光榮的，留在城裡當「社會青年」是一種恥辱。當時有一部電影叫《朝陽溝》，在社會上影響很大，讓許多青年人感到振奮。對於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政府宣傳的政策是「出身不能選擇，道路可以選擇」，「重在表現，前途靠自己爭取」等等。我那時自然沒有「一顆紅心，兩種準備」和「上山下鄉，改天換地」的豪情壯志，不過面對這些宣傳，我也感到有一點希望，便下決心離開家庭，到農村去自謀生路。我和一位女同學唐某一起到大渡口另一所學校報了名，很快下了戶口，成為大渡口區第一批下鄉的知識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