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求知慾的覺醒是在初三下學期。那時我對數學有濃厚的興趣，並初步選定以數學為終身事業。僅僅因為「出身不好」，我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機會，這不啻是澆在強烈求知慾上的一盆涼水。然而青春意識中覺醒的求知慾猶如一團熊熊燃燒的火焰，也不是那麼輕易就能撲滅的。自學成才的著名數學家華羅庚是我崇拜的偶像，我決心以他為榜樣。我也酷愛俄羅斯文學，很想能閱讀俄國文學大師們的原著，因此在下鄉的簡單行囊中夾帶上一套《俄語語法》和若干冊《俄語》讀本。

  我的家是一個知識分子的大家庭，可是，在我下鄉的漫長歲月里，沒有一個成員鼓勵過我自學。

  「文革」中我曾在大姐家待過半年多。大姐夫在上海海運學院任教，是留蘇博士，他從來不過問我自學俄語的事，仿佛壓根兒就不知道，我也就不敢在他的面前看俄語書。我在大姐家的日子裡，他帶領我姐、一雙兒女和我，煞有介事地每天向毛澤東的畫像「早請示晚匯報」——這當然也是上海里弄所要求的。他是否虔誠，我難以說定。不過大姐夫偶爾也會同我討論王勃的詩、魯迅的《野草》、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麼辦》、狄更斯的《雙城記》等。那都是飯後閒談中不經意談到的，而且每次談著談著都是他突然止住了話題，然後奉勸我少看點這類書，多讀毛主席的著作。有一次，我終於忍不住頂了他：「毛主席的著作不就只有四本嗎？」他怔怔地瞪了我一會兒，神色悵然，沒有再說什麼。

  我的一個學文學的哥哥更是說我學的那些「玩意」是「屠龍之技」——他倒不是譏諷我，他自己學的文學就成了「屠龍之技」，如今靠肩頭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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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九年以來，每次運動父親都擔驚受怕。一九五七年在南開大學學歷史的二哥、在上海音樂學院學作曲的四哥和在雲南大學教書的大嫂被打成「右派」，紛紛被下放到邊遠地區改造，這對於兒女情長的父親精神上的打擊遠甚於他自己在歷次運動中受到的衝擊。我從小很少看見父親笑過，他潸然淚下的情景至今刻骨銘心，揮之不去。父親多次叮嚀我長大後不要學文史，要學理工，將來吃一碗穩妥的技術飯。我下鄉後，父親對他最小的兒子牽腸掛肚的便是吃得飽不？穿得暖麼？幹活累不？其他都無從顧及了。有一段時間，我十分著迷於魯迅著作，父親不無憂慮地對我說：魯迅的書少看，看多了學得憤世嫉俗，言語尖刻，將來是會罹禍的。我實在不忍心給父親再增添哪怕一丁點精神上的負擔，當著他的面就不看，私下裡忍不住一本接著一本地讀下去。

  在家庭里得不到任何人的鼓勵和支持，在鄉下又出現了兇險的壓力，令人不寒而慄。

  林場場長彭順財隔三岔五地要將我們集合起來訓話。有一段時間，他經常用手指戳著胸部說道：「有一些人這塌塌有一股氣……人民政府寬宏大量，但是法律再寬大也是有邊的……」初次聽見有些吃驚，說的誰呢？該不是說的我吧？我可是老老實實地出工幹活，性格也不算沉悶呀？聽的次數多了也就麻木了。心裡想，他也就是經常嚇唬我們，要我們俯首帖耳地聽話而已，難道把我們都抓起來送大路溝（勞改煤礦）不成？！我們一起來的十多個知青都是因為家庭出身不好而落榜的，按他的說法——「這塌塌有一股氣」。

  一九六五年夏末的一天，公社副書記兼武裝部長王廷生到我們林場來了。王部長留給我的印象非常好。我去公社偶爾會碰見他，他總是笑容可掬，親切地問：「吃飯沒有？」仿佛隨時準備掏出錢來請客。我甚至暗忖是否因一筆難寫兩個「王」宇，他把我看成了老弟，心裡不由生出一股暖流。

  王部長來的這一天，我們收了個早工，晚飯後全場集中開會，聽王部長的指示。一開始他滿臉堆笑地表揚我們下鄉一年來取得了很大的進步，學會了做各種農活，基本上闖過了生活關與勞動關。說著說著話鋒一轉：「但是，有的人思想改造還差得遠，仍然頑固地站在剝削階級立場上，甚至學帝國主義語言和修正主義語言！你們到鄉下來是幹什麼的？是來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學帝國主義語言幹什麼？難道還指望帝國主義打進來，復辟資本主義，重新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學修正主義語言幹什麼？難道還指望我們國家變顏色，讓貧下中農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王部長一改平素的和藹可親，臉上的肌肉因為激憤而被扯橫了，雙眼閃爍著兇狠的光，在知青們的臉上掃來掃去。我與他目光相碰時不由得脊梁骨一陣發涼，情不自禁地將頭埋了下去。

  當晚久久不能入睡。我摸到周邦憲（他在自學英語）的床邊，他也睜大眼睛在那裡發愣。「史達林還曾經說過，語言是沒有階級性的哩。」「能同王部長論這樣的理嗎？」我們商談的結果是：這外語再也不能公開學下去了，否則真可能被莫名其妙地送到大路溝去。聯想到彭順財的「法律再寬大也是有邊的」的說法，其實並不是泛指，而是特指我和周邦憲的。

  自從那次會議之後，我實際上就生活在恐懼之中。多虧了一年以後爆發的「文化大革命」，這股不可名狀的、隨時可能吞噬掉我們的勢力才發生了變異，或者說轉移了方向，不再脅迫我們。我與周邦憲曾多次談及，「文革」對全民族而言，當然是一場空前的劫難，而對我們來說，卻使我們從夢魘般的「原罪」中解放出來，並讓我們搭上「最後一班車」——跨進了大學的門檻。也就是說「文革」給我們帶來了福祉。歷史便是這樣地充滿了弔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