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也就在林場的知青們開始到生產隊插隊落戶之際，我患上了心臟病，於是我帶著重慶幾家醫院開的病情證明回到萬源茶埡公社。到一九六九年秋，茶埡林場七十多位知青都插隊落戶了，僅剩我這個患病知青未能插隊。有一天，公社革委會李主任見到我說：「你還是找個隊插下去，有什麼問題以後再給你解決。」並要我去聯繫公社對面山樑上的六生產隊。當我杵著棍子爬到山頂找到生產隊長時，已是氣喘吁吁、渾身乏力，狼狽不堪了。隊長在得知我遲遲而來的原因後，便以我有病為由不同意接納我插隊，我只好悻悻地下坡來，去公社革委會復了命。事後，公社革委會要我再去縣醫院做一次檢查，然而檢查的結果仍然是心臟病，自此，我就被作為「病殘知青」等待上級處理了。

  在等待處理結果的時期，我先後去我們林場已插隊的三個知青晏昌光、張方琦、李德和處住過，也算是對下鄉「插隊落戶」生活的體驗。

  晏昌光插隊的地方距縣城約十公里遠，我沿著去八台山的公路走到十公里處後，翻過一個山樑，走過幾根田坎就到了他落戶的村院。他所在的生產隊約二十來戶人家，都相對集中地住在這個村院裡。院裡的每戶人家都有一些奇特的故事。記得對面有一家貧得不能再貧的貧農，男的叫「賴瓜兒」，家裡窮得連床都沒有，他們將一個大木櫃倒放在地上，在裡面墊上一些穀草，全家人就擠睡在這大木櫃裡。上工時，晏昌光曾教他背會幾句《毛主席語錄》。有一次，工作組來公社召開貧下中農學習毛主席著作的動員大會，「賴瓜兒」當場背誦了幾句語錄，便被工作組樹為學習「毛著」的標兵。自此後，「賴瓜兒」算翻了身，背上了一個紅色語錄包，常隨工作組到各生產隊去現身說法。語錄是越背越多了，出工卻越來越少了，只因是「標兵」，誰也得罪不起他。

  晏昌光的隔壁是一家「地主」，「地主」婆倒是一個和氣善良的老人，她不但幫晏昌光洗衣服，還不時將她做的豆腐乳、咸萊送給我們吃。我真擔心我們吃了會被「階級敵人腐蝕」掉，但在一日三餐靠苞谷洋芋當主食且無菜吃的日子裡，豆腐乳和鹹菜的可口美味比起「拒腐蝕，永不沾」的偉大教導來要有魅力得多啊！

  晏昌光是個言語不多的人，每天收工回來，吃了晚飯，便取出他那把心愛的胡琴，坐在門檻上演奏起來。隨著琴聲的婉轉起伏，這個小村落里的人們就慢慢地聚攏在院壩里，享受這位重慶知青給他們帶來的丁點兒文化生活。院子裡有一個幾十里外剛嫁過來的小媳婦總是過來靠在門邊聽晏昌光拉琴，她神情悵然，老是呆呆地望著沉醉在音樂里的「晏大哥」，站在那裡紋絲不動，直到她男人來喊她回去時，她才無奈地依依惜別而去。

  我在晏昌光處住了近兩月後，生產隊給晏昌光單獨蓋了一間新屋。這新屋建造得也頗簡單，在牛圈頂上用樹幹搭上一層架，架上墊一層草，再鋪上一層土，新屋就算建好了。進屋踩在「地」上，那「地」面還直打閃閃呢！我怕兩個大小伙子踩在上面會發生「地震」，於是趁晏昌光搬新屋的機會，便決定另找住處。不久我就「插隊落戶」到張方琦那裡去了。

  張方琦跟晏昌光都是一九六五年到茶埡林場的。在林場時，張方琦跟我是鋪位鄰居，他最大的愛好是唱歌和下象棋，在沒有對手時，他一個人下獨盤棋也頗有興致。張方琦插隊的地方在距縣城不到一公里的城郊的一座大院子裡，與他同在一個生產隊並同住一個院子裡的是茶埡林場的知青向傳益和他的妹妹。

  

  張方琦住房的斜對面住著一個四十多歲的單身農民。有一天我見他身上到處是傷痕，便問他原因，方才知道他曾參加過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朝鮮作戰中屢屢負傷。因為當了俘虜兵，停戰回國後，他被開除了團籍並送去集中學習，繼而轉業到地方，先在縣委干通訊員，沒多久就被送回農村務農，且沒有退轉軍人的待遇。我問他為何不娶妻成家，他說「沒得錢！」他的飯量很大，但因口糧不夠，每天只能蹲在他的屋門口捧著一個大斗碗喝稀飯。張方琦的存糧也不多，為了節省糧食，有一次我倆把打完苞穀米後的糠殼炒干磨成面煮著吃，那糠殼粉的粗糙實在令人難以下咽，此後，我們再也不打苞谷糠殼的主意了。

  因為我那時還沒有插隊，還不算徹底的農業人口，縣安辦多少還給我供應一點口糧，還可以到食品公司去買一點菜油什麼的，這算是一種特殊照顧了，插隊後的知青是不再供應糧油的。有一次，我去食品公司買了一籠牛肺，拿回來和張方琦一起動手洗了又洗，再切成小塊，然後放進一個吊罐里煮，等煮熟了，有了香味了，我們喊來對面那個「俘虜兵」，一人一碗地幹了起來。說來也怪，那時候真覺得這個「牙祭」打得太過癮了，那種肉香味美的感覺至今還很新鮮呢！

  在張方琦處住了沒多久，他們的院子被徵用來安頓修襄渝鐵路的民工，院壩里支起了帳篷，來來往往的人也多起來了。民工中有不少人是重慶的知青，於是乎，張方琦的屋裡便常常高朋滿座，收了工的民工知青們把張方琦的那間小屋當成了俱樂部。我覺得居住空間已擁塞到無立足之地了，於是又換了一個住處，到李德和那裡「插隊落戶」去了。

  李德和是一九六五年下鄉的重慶六中的高中畢業生，插隊時他搶先占了好的灘頭，去了茶埡一大隊。這個隊就在縣城邊上，李德和落戶的那幢房子緊靠萬源縣醫院，進縣城不需十分鐘。白天，他幹活去了，我就在家讀胡繩著的《社會科學基礎知識》。讀完這本書是我在德和處居住的最大收穫。

  有一天晚飯後，我倆圍坐在火爐邊閒聊，我對他講起縣宣傳隊的人和事，他突然對我說：「你在縣城裡搞宣傳隊認識很多人，給我介紹一個朋友吧。」我看他那認真的神情，便也認真地思考起來。我想起縣宣傳隊裡有位姓陳的女隊員，便去請她為德和幫忙，並約德和同去她家一坐。臨去時，德和找了瓶子，裝了他自己做的鹹菜，打著一支電筒就進城去了。那天晚上，正巧縣城停電，家家戶戶都點了蠟燭。到了陳家，我們坐在火爐邊山南地北地聊了起來，陳的十八歲的妹妹也靜靜地坐在一旁聽我們聊天。屋裡的蠟燭雖比以往多點了幾支，但佳人們都盡在燭影晃動中時而清晰，時而朦朧。臨走時，德和把那瓶鹹菜送給了陳家。幾天以後，在不停電的一個晚上，我再次陪德和去拜訪了陳家，這一次，陳的妹妹表現出了一片純情。以後的故事便是有情人終成眷屬了。那時，知青們的衣食溫飽尚未能解決，談婚論嫁的年齡又催人心緊，知青們被耽誤的豈止是學業與前程，他們生命的正常歷程也被打亂了。

  一九七〇年一月，家裡來信告訴我：重慶市已同意接收我回重慶，我的「上山下鄉」生涯從此結束了。在辦完各種手續後，我於五月搭乘了一輛便車南歸山城，從此告別了木王坪、茶埡公社和萬源城。這時的心情和我七年前上山時的心情已大不一樣，上山時的莊嚴、沉鬱和使命感被返城時的輕鬆、愉快和失落感所代替。至於離開「革命」的大巴山後，生活的道路該怎麼走，我沒有多想，只想到未來總比現在好。

  回到重慶後，在極「左」思潮占主流的社會環境裡，我仍然四處碰壁，找不到一份穩定的工作。雖然我不想對人談起我的知青生涯，但腦子裡卻時時浮現著大巴山的人和事。即便在後來當建築工人、中學教師、大學教師的日月里，那種夢繞巴山的情結卻終不能消散。在離開大巴山十八年後的那個夏天，我一時興起，帶領家人去了萬源，在萬源城見到了已在當地安家的幾位茶埡知青，重溫了木王坪上的日日夜夜，回來後我寫了一則手記，文後附詩道：

  巴山一別十八年，不惑之秋返萬源。 川北鎖鑰去古色，鴕山林翠彌輕煙。 昔日朋友難相會，數杯暖酒摧心言， 霜發牽出當年事，喜談人生換新顏。

  兩年前，我借去城口縣巡考的工作之便，再去了萬源，特別去看了已經變得遍是房舍的茶埡鄉。當年我們上木王坪的那條羊腸小路依然還在，我望著那條向山頂蜿蜒而去的小路，真想再沿著這條路去尋訪一次木王坪啊！雖然我們早已從烏托邦理想主義的愚昧中走向了充滿改革精神的時代，然而在那蒼蒼鬱郁的深厚的大山里，有我們青春的足跡和故事，這對一個人的一生來說是刻骨銘心的記憶，更是永恆縈繞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