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對她們在「社辦場」的那段經歷了解並不多。一九六九年十二月，我和同學陳和威隨下鄉的洪流也到了萬源縣草壩公社，落戶在一個小山村，於是開始同姐姐她們那批「社辦場」知青一起生活了。

  姐姐同生產隊裡的農民相處十分融洽。落戶前，我到姐姐所在的生產隊小住一段，隊長的兒子殺自己家的狗，拔自己家地里的蘿蔔，煮自己家的臘肉招待我；左鄰右舍的大娘大嬸不是送米麵就是端來鹹菜，把我當成遠方來的客人。在知青中，姐姐也很有人緣，下鄉前，我在重慶家裡，通過姐姐認識了很多草壩公社的知青，有些雖然不曾見過，但從姐姐的口中，早已耳熟能詳，以致後來見面，似乎已是朋友。在他們中間，大多數都是非常優秀的青年，受過良好的教育，思想純正，志向遠大，但因為家庭的原因，他們離開學堂，到偏遠的大巴山來尋求「理想」。盧曉蓉、鄧鵬就是其中的優秀代表。落戶生產隊後，我生活的楊家灣和鄧鵬生活的掛鼓崖僅隔一條山溝。我第一次打柴就是他幫我在那條山溝里砍伐的，那是我第一次見到他。他的身上仍然充滿書卷氣，那時他已在農村生活了整整五年。後來在煉鐵廠里，我們又一起生活了七八年。從他們身上，我閱讀到一批「社辦場」知青忍辱負重、奮發向上、終成正果的人生軌跡。

  我在大巴山裡的小山村生活了一年，時間不長，但留下的印象很深。我和陳和威住在一個破舊的小木房子裡，懸空的樓板下圈養著房東的牛，四壁透風，我叫它「風雨樓」。雪粒兒順著瓦隙飄落在被蓋上，夜晚牛鈴聲伴我進入夢鄉，門前那株孤獨佇立的白楊樹，易家妹子那雙黑又亮的大眼睛……構成了我對那段生活的基本印象。我們與當地社員相處融洽，生活還算平靜，比起在城市裡所受到的屈辱，可算是一種解脫。

  我下鄉是為了尋求解脫，在內心深處有一種無奈的悲觀；而姐姐卻是為了追求縹緲的憧憬，表現出一種單純的衝動。

  記得初次到草壩公社，路途上耗費了兩天。第二天傍晚，人已累得精疲力竭。突然姐姐用手一指，興奮地喊道：翻過那山就到草壩公社了。我抬頭一望：四周的山坡上全是一行一行的茶樹，半人高，雖臨近冬季，仍然青青的；山腰以下全是梯田，莊稼已收割，田裡蓄滿了水，夕陽下泛著橘紅的光。突然，「哦——嗬——」一聲長長的吆喝響起，頓時四周的山醒了，一幅立體場景活了。原來對面山坡上，一個背著背簍的農夫，用「丁」字形木杵托住背簍，長長地舒了一口氣。那巴山背二哥的印象太深了。

  

  姐姐激動起來，似乎回到了久別的家。她接過我肩上的行李挑子，大步朝前走去。

  我的心卻沉下去了，這難道就是我將要生活的地方嗎？那山的背後是更高更大的重山遠嶺。太陽的餘暉透過雲縫斜射出來，給山巔留下一條光痕……「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腦海里浮現出這兩句詩，但我不太喜歡李商隱的這兩句詩，因為它的意境太低沉，尤其在那個時候。剎那間，一切興奮和新鮮全沒了，只有鄉愁。我開始留戀剛離開兩天的曾帶給我無數苦痛的那座城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