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社辦場」知識青年產生於國家極「左」思潮的上升時期，這批因家庭問題的牽連而讀書無門的城市知識青年成為各種政治運動的犧牲品。他們在一度沉淪之後，突然發現到農村去，到邊疆去似乎是他們的一條出路，因為當時的各種政治宣傳給他們展示了這條出路的美好前景。於是，他們懷揣《勇敢》《牛虻》《青年近衛軍》《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以及普希金的詩歌……流著熱淚，義不容辭，走向大山，走向邊陲。他們告別故土，到遙遠而陌生之地去尋覓自己的價值所產生的悲壯，似乎在亞瑟、保爾以及「十二月黨人」之中都能找到結合點。他們的行為感性多於理性，屬於布爾喬亞的這批青年學生開始走上用青春賭明天的征途，去體驗一種完全未知的生活，把自己的命運同「廣闊天地」緊緊聯繫起來，具有很鮮明的理想主義色彩，他們是光彩奪目的極具悲劇化的一批中國青年。

  我姐姐劉嗣閣就是這批知青中的一種典型。她多愁善感，富於幻想；她的心地像一潭秋水般純淨，對人常常熱情似火。知青朋友都叫她「浪漫」。她離開人世已三十年了，但音容笑貌仿佛還在昨日：在煤油燈下忘情地閱讀《牛虻》，聽任淚水在臉頰上流淌；臨終前在病榻上，還深情地哼唱著俄羅斯民歌……

  在人生路上，她僅僅走過二十七個春秋。她的命運同家庭背景有著密切的因果關係，這種因果關係是當時決定年輕人前途的重要因素，似乎不可逆轉。這種政治色彩到「文革」結束直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才逐漸淡化。至今，這種「血統論」留下的陰影還在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們腦海中揮之不去。

  我們的父親在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長期在重慶北碚從事國民黨上層人士的統戰工作，並為北碚的建設和解放做出了貢獻。一九五〇年父親從北碚調到重慶，被當時的西南軍政委員會任命為重慶市工商管理局重要幹部，繼而又成為重慶市商業局重要幹部。一九五五年在黨內「審干」運動中突然失蹤（一說「自殺」，至今對此無定論），一九五六年中共重慶市委組織部作黨內除名處理。「文革」結束後，一九八〇年前後經組織甄別並恢復黨籍。

  由於父親出事，整個家庭翻了個面。姐姐從當時就學的重慶人民小學（前身為「二野」子弟校）轉學到家附近的太華樓小學，小學畢業後就近升入重慶市第五十一中學，初中畢業時以優異的成績考入重慶市第四十一中學（巴蜀中學）。一九六五年她高考落榜，這本在意料之中，因為當時國家已處在「文革」前夕，政治空氣十分緊張，極「左」思想達到頂峰，像我們這種「家庭政治歷史不清楚」的子女自然因當時的政策被排斥在學校門外。

  一九六五年底，姐姐同本校數十名落榜的應屆初、高中畢業生一起下鄉。下鄉的地方在川陝交界之處的萬源縣，那是大巴山腹地，離重慶四百多公里路程。到了萬源縣城還得繼續坐上汽車，在簡易公路上顛簸大半天，經過彎彎山路，才能到達草壩公社。下車後再背上自己的行裝，翻越幾座山嶺，步行數小時後才能最後到達目的地——星火茶場。

  說是茶場，其實是一片荒山野嶺，一切都得白手起家。他們先開荒挖地，再種上茶樹苗；同時還學種苞谷和蔬菜，以及餵豬等，解決自己的生活。正如毛澤東曾說的那句話——自己動手，豐衣足食。

  姐姐在寄來的第一封信里熱情洋溢地敘述了他們剛去時的艱苦生活，描繪了大巴山的壯美，流露出對未來生活的憧憬，其樂觀情緒深深感動著我們弟兄。信曾在我的同學中傳閱，幾十年後至今還有同學津津樂道她信中的話語。記得在信中列有一副對聯：上聯是「欲更高處觀日出一千八百米覺低覺低覺低」，下聯是「想多為國獻財寶四萬二千畝嫌少嫌少嫌少」，橫批是「壯志凌雲」。據說對聯是同場的知青鄒克純寫的，當時鄒先生才十六歲。這真是一副好對聯，其磅礴大氣曾感動了不少城市裡的青年學生。信中還夾有一張星火茶場全體社員的合影。至今凝視那張合影，那張張年輕的俊美的臉上掛著純潔和無邪。後來他們的幻想被現實擊得粉碎，「社辦場」在「文革」開始被陸續解散，知青們在一九六九年散落到所屬公社的各個生產隊裡。他們中的一些人的經歷十分悲慘，甚至有人告別了人世。那是個盛產悲劇的年代，每一個知青都有一出家庭悲劇或個人悲劇。在那個年代，悲劇仿佛沒有落幕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