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尾聲

  一九七二年重慶鐵路局、巴山儀表廠等到南江招工，我插隊的生產隊就我的勞動表現每次都填寫了推薦表送公社，每次都因政審不合格退回來。《牛虻》中的亞瑟已經從一個多愁善感的文弱少年磨鍊成心智成熟的鬥士，紅衣主教大人虛偽說教麻痹不了他對生活的領悟，反正都是永遠也教育不好的子女，乾脆到運輸合作社下力去吧！只要我能回到離別八年的重慶。

  從一九七二年到一九八六年，整整十五個春秋，在運輸社幹活的老知青們風餐露宿，走千家進萬戶，車站、碼頭、公路，拉板板車、抬連二石（長方體大石頭）、扛貨包、裝車、卸船，超強度的繁重體力勞動磨平了他們的心智，也佝僂了他們的身體。磨骨頭養腸子，他們自嘲：七十二行，板車為王，腳肚子蹬爆，脖子拉長……和我一起從南江縣正直區調到運輸合作社共四個知青，其中邱仁傑（南江縣正直區黑潭公社林場)、夏寶慶（南江縣正直區朱公公社林場）、楊昌榮（南江縣正直區菩船公社林場）三人皆因勞累過度先後去世——死時不到五十歲。

  四十年彈指一揮間。對老知青最大的傷害是什麼？環境條件的艱苦也罷，拋擲了青春、失去了受教育的機會也罷，帶著硬傷回城一輩子坎坷，在社會最底層掙扎也罷，都不可怕，最大的傷害莫過於懷著一腔赤誠到農村去脫胎換骨幹革命，而後在艱苦漫長的歲月中漸漸喪失對生活的熱情和對社會的責任，精神被愚弄，理想被褻瀆，信仰被污垢。

  記得一九六五年春天，重慶市副市長余躍澤帶領重慶市歌舞團到達縣地區各縣演出，南江縣同時在縣委黨校禮堂召開第一次知青代表會議，演出中余市長走下台和前排的知青代表一一握手。一名十六歲的女知青當場把自己的名字盧愛蘭改為盧愛南並跳上台去表決心：「紅色的革命根據地南江，是我為黨奉獻火熱青春的第二故鄉。愛南今年十六春，立志耕耘在山村。」(此女知青今已不知何處去也）和著重慶市歌舞團表演的《場長教我打草鞋》及謝幕時《明年桃花開，我們再回來》的歌聲，全體知青代表起立，感動得熱淚盈眶。激動之後，紮根農村幹革命的虛幻信念，支撐著單純的少男少女獨自去面對那漫長的愚昧與艱難。

  殊不知革命從來都是少數英雄的事，平民則有自己的悲歡離合，絕大多數知青從虛偽狂熱的口號中還原出來都是最普通的平民百姓。老百姓要成家立業養家活口，普通人本來就應該有普通人自己的生活。到大巴山去戰鬥、去革命原本不是他們的事，角色的錯位不僅使知青失去了自己的生活，也掩蓋了經濟建設的低級錯誤。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是中國當代史的重要組成部分，老知青的經歷和生活感悟折射出當代中國人沉重而曲折的腳步，敢於正視和回憶那種沉重與曲折，後繼者的目光才能洞穿歷史沉澱的迷霧，進入現代文明社會，走上富強、繁榮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