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混亂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中國大地上開始上演一幕幕讓人目不暇接、眼花繚亂的鬧劇。大巴山區雖然閉塞，也不時有消息傳來。隨後林場開始瓦解，知青回的回城，去的去區上、縣裡造反，我們黑潭林場的五個女知青生活無著，為有口飯吃只好草草嫁給當地農民。我於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回渝，大田灣廣場上兩派爭鬥正酣，宣傳車上高音喇叭喊叫著要殺回農村去就地鬧革命，有的又喊叫著要到哪裡、哪裡去造反，喊叫聲中又有人動武，人群中人踩人一片混亂。

  回家後，我在上新街不斷遇到三十九中的同學，讀高中、讀中專的當時正被捧為「小將」。他們個個神采奕奕，慷慨激昂，自認為是社會的主宰，動輒「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干誰干」。面對他們不肩的眼光，我再次感到自己為多餘人邊緣人的悲哀和憤怒。不就是一張戶口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不是明文規定公民有遷居、言論、集會等等自由嗎？我邀約周志忠（南江長赤區紅四公社林場知青）、邱任傑（南江正直區黑潭公社林場知青，已故）重返南江。

  

  在混亂的菜園壩火車站，我的皮包不慎被扒，無奈之中借兩毛錢買張站台票混上車。過江津時火車上的「群專隊」提起皮帶開始查票，我隨一些逃票的人打開廁所窗戶爬上車頂，車頂上居然有不少人，他們告訴我趴下平臥著用腳蹬住弧形車頂的邊沿，這樣火車轉彎時才不會被甩下去。火車過隧洞時，他們又告訴我趕快用報紙遮擋頭臉，因為當時的火車燒煤炭，過洞時機頭沒燃盡的煤渣會向針一樣迎面刺來。

  火車到廣元後，我和邱任傑趴貨車終於輾轉回到林場，可是一看，林場早已空無一人，公私財產被洗劫一空，連房頂上的瓦和木料桷子都被人揭了，斷垣殘壁上雜草叢生，一片淒涼。怎麼辦？到哪裡去吃飯？我帶著邱任傑連夜直奔正直區公所。當時一些縣城來的紅衛兵正在串聯點火，揪斗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區裡的姚區長面對突如其來的群眾運動不知所措，一頭跳進正直河自殺身亡。我倆趁亂威逼區里給辦戶口遷移，當拿到蓋著南江縣公安局鮮紅印章的那張紙時，我們歡喜若狂，淚流滿面。

  殊不知，大河、楊壩等林場的知青李嘉陵、李仲梅、賀盛才、張世荃等在縣城造反，已經扯起了南江縣革命知識青年造反司令部的大旗。聽說正直區有知青敗類在搞戶口，「知造司」新農部隊頭目朱精華（外號朱麻兒）乘縣武裝部的吉普車來到正直區，組織人馬將我與邱任傑圍追到正直中學下的公路上，棍棒、匕首齊下，打翻在地。一大漢一腳踏在我背上，一手抓住我的頭髮拎過頭，用匕首刺進我嘴裡大吼「把戶口交出來！」我閉上眼不開腔，只聽見旁邊「噼里啪啦」，邱任傑也被按在地上打得鬼叫狼嚎地哭喊：「我媽媽只有我一個，我也只有我媽媽一個，你們要打就打死呀！」後來他們把我倆拖到正直中學的球場，反捆綁起來吊在籃球架上開群眾大會批鬥。朱精華站在台子上說：「知識青年沒有三頭六臂，知識青年有革命的、不革命的、也有反革命的，革命的貧下中農不要怕他們。」鬥了一下午後，斗我們的人去吃飯了。夜幕降臨，我倆又餓又渴又冷又疼，處於半昏迷狀態。忽然，原黑潭公社黨委副書記賈益聲認出了我，悄悄走上來解開繩子，又把我倆帶到區招待所躲起來。

  半夜裡，吆喝聲、電筒光驚醒了我，我喚醒邱任傑，拉起他翻窗逃走。一瘸一拐地走到延溪河，馬達聲中吉普車追上來了，我和邱任傑趕快跳進路邊的草叢中躲起，吉普車上的人跳下來用電筒亂射，我倆全身發抖大氣都不敢出。後來，吉普車又向黑潭方向追去，我們鑽出草叢，黑暗中深一腳淺一腳地爬上山走小路，再也不敢沿公路走了。凌晨四點我在山上看見吉普車又返回正直壩去了。我和邱任傑摸出那張寶貴的戶口遷移證，在山上東藏西藏，心裡總不踏實，最後選定一塊冬水田旁邊農民掛穀草的草樹，把戶口遷移證藏在裡面。然後悄悄摸進公社，把公社門口的電話線扯斷才敲門，公社文書趙世榮乍一看見我們，驚駭得說不出話來。我說：「我們不會給你找麻煩，只是輪流睡一會兒覺，你守著我們不准出門。」他說「莫來頭、莫來頭。」第二天天還未亮，我們到那塊冬水田的草樹上取出戶口遷移證，過花橋翻方家山、土地埡，專撿無人的小路走，一路上農民土裡有什麼我們就偷什麼吃，到棗林公路上時天已黑盡。我倆互相攙扶著，望著巴中縣城忽明忽暗的燈光，感覺永遠也走不攏。什麼時候走攏的，我已經記不清楚了，只記得在巴中縣城角一個鋪面的屋檐下蜷縮了幾小時後，就到長途汽車站購票，取道回了重慶。

  南岸區公安分局的門口聚集著十幾個通過各種方法辦了戶口遷移證的老知青。門一打開，大家一哄而上，拿出自己的遷移證。著制服的老公安不慌不忙地收齊遷移證，慢條斯理地整理好疊在一起，開始登記。登記完後他把十幾張遷移證放入抽屜，「啪嗒」上鎖，然後站起來說「南江已經來了電話，你們這些遷移證全部都是用非法手段弄來的，等候處理。」轉身走人。大家一下傻了，楊壩林場知青陳安福忽然衝上去拉住那個老公安說：「對不起，老師傅，你剛才把我的名字寫錯了。」老公安猶豫著打開抽屜校對，大家衝上去七手八腳搶了自己那張已經沒有任何效用的遷移證就跑。竹籃打水一場空，這時我才明白中國的戶口制度是全世界最嚴格的，我們當時的舉動顯得何等幼稚與天真！

  一九六九年毛主席發出最新指示，大批新知青下鄉，老知青撤場插隊，後來的農民打知青(沙河區團結公社打死七名知青，驚動中央），知青打農民，新知青打老知青，知青打幹部，幹部組織農民打知青，真是好一個「亂」字了得。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與中國其他各種類型的政治運動一樣，都冠之以革命的名義（防修反修、培養革命接班人、縮小城鄉三大差別等等），從一九五六年宣傳董加耕、邢燕子開始歷時二十五年，財政支出一百多億，牽動了全社會，三千多萬中小學生永遠失去受教育的機會。數千年來，無論戰火與政權迭換，中華民族文明的傳承從未中止，然而卻在現代駭人聽聞地出現斷裂。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隨著國家經濟政策的改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在當地農民不滿意、知青不滿意、家長不滿意、社會不滿意的情況下矛盾越來越突出，知青下鄉運動實在難以為繼，不得不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