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巴山的「再教育」

  萬源 林木

  作者簡介

  林木，男，一九六五年十月下鄉到四川省萬源縣草壩公社樂園茶場。現為中國美術家協會理論委員會會》，四川大學教授，四川師範大學視覺藝術學院院長。數十次出席國際國內學術會議和學術活動。出版學術專著八部，發表學術論文及美術評論四百餘篇於國際國報紙雜誌（四百餘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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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接受過兩種教育：一是在國家正規中學的教育，一是毛澤東希望我們去農村接受的「再教育」。現在想起來，我在這兩種教育中都頗有收穫。

  三十八年過去了，我至今還珍藏著一九六五年夏我的三份中考考卷。那是我的一個同學在「文革」武鬥中「占領」重慶市第二十九中學時，在存放各考點考卷的庫房中找到轉給我的——數學九十八分，語文九十二分，政治九十分，三科平均九十三分。當年重慶最著名的市第三中學的錄取分數線則是平均八十三分。我落榜了。我也知道我必然落榜。

  我曾是重慶第五十中學初六五級六班的學生，是全年級四百多學生中最拔尖的學生之一，又是「德智體」全面發展的學生。我的各科成績名列全年級前茅，體育也相當好，母校五十年校慶時，隔了幾十年，當年的體育老師還能一口叫出我的名字。同時，我在初中一年級時就已經是校學生會的副主席，還兼任過班長及其他好些個職務。

  初二時，我的班主任老師，一位善良的老太婆把我叫到一邊，眼眶裡晶瑩的淚花反映出她內心的矛盾與難過。她被迫向她這位特別喜歡的學生宣布上級的指示，因我的「出身成分」而取消我的幾乎一切職務（包括學生會副主席，僅保留地理科代表)。至今想來，我竟表現出一種出乎老師意料的冷靜，不僅沒有半點驚詫和沮喪，反而去安慰十分難過的老師。當年我十四歲，在「階級路線」的疾風驟雨中似乎已顯得較為成熟了。我早已知道我不可能進入高中，我不過是為了爭口氣，在一場不公平的競賽中，作自我滿足的無謂拼搏罷了。幾十年後，一位叫胡義均的老師才告訴我，在考試之前，我的檔案材料上就作了打入另冊的標記。

  其實，我初中畢業之前的名字不是叫林木，我那時姓楊，跟我的父親姓，叫楊文范，我現在發表文章有時也用「文范」這個名字。因父親的緣故，我們一家受難太多。父親因莫須有的罪名而遭牢獄之災。我記憶中只短暫地見過他一面。在我十一歲那年，我連形象都記不清的父親便在勞改釋放後的工作地——仍然是勞改地——因飢餓與疾病去世了。現在又連高中也不讓我讀，當時媽媽的心情，我也只有自己當了父親之後才能體會。一天，媽媽對我很慎重地建議，我們一家現在的處境都因你父親而致，組織上老讓「劃清界限」。現在他已去世幾年了，改個姓吧，改了姓，命運或許會好些……少年的我，對姓什麼倒無所謂，那就隨媽媽的姓吧。媽媽姓林，我就姓林了。

  班上成績較差的同學都考上了高中或中專，有的還考上了重點高中。我這個高才生心裡當然無限委屈，但我力求說服自己——我的出身不好，我父親加入過國民黨（集體加入)。雖然我連父親的形象都記不清，卻也朦朦朧朧地認為父親的影響在我身上會「潛移默化」，也誠懇地認為有自我改造的必要。這與基督教的原罪意識倒也異曲同工。自己不是當過學生會副主席嗎？怎麼可以因考不上學校而放棄思想改造，甘當「社會青年」呢？在看了一本描寫上海知青去新疆建設兵團的書《軍墾戰歌》和描寫一群青年地質工作者的電影《青年一代》，聽了一場大巴山知青模範的報告之後，我本來就沒有熄滅的熱情又被重新調動起來。從小喜歡繪畫的我幻想著去畫美麗的大巴山。為此，我天真地問過那位來自大巴山的演講者，大巴山還有地方讓我們去嗎？回答當然是肯定的。命運已夠苦了，然仍不失天真的媽媽居然也支持我。我去學校找老師，堅決要求到農村去。記得那位胡義均老師卻很含蓄地對我說：「不一定非到農村去才是幹革命，哪裡都可以幹革命嘛。」至今想起老師這句暗示性的話，心中仍充滿著感激。

  不久，在披紅戴彩的榮耀中，在響亮的音樂聲中，已改名林木的我和一大群奔赴農村的少年，於一九六五年十月十一日的下午，心情激動地在重慶解放碑列隊遊行。我的胸前戴著一朵大紅花，興奮地自豪地走著，正如劫夫的那首豪邁的歌曲《我們走在大路上》——我們走在大路上，意氣風發鬥志昂揚……

  兩邊是無數看熱鬧的民眾。

  第二天凌晨，在昏黃的街燈下，兩路口排列著一長串帶著帆布頂篷的卡車，無數的知青和他們的親人匆匆告別。我媽媽也來了。隨著車隊的遠去，在那深重夜色和昏黃的街燈中，媽媽瘦削的身影和在淒冷晨風中飄動的白髮，越來越模糊，漸漸遠去了……她流淚了嗎？她當時是什麼心情？只有到了今天，當我的孩子也到了當時我的年紀的時候，我才體驗到當時媽媽把自己唯一的十六歲花季的孩子送到未知的山區去意味著什麼……

  經過一整天的跋涉，我們到了達縣。進城時受到了達縣政府領導及市民們熱烈的夾道歡迎。第二天，我和五十中的其他同學一起被分配到萬源縣草壩公社樂園茶場——位於大巴山主脈海拔一千六百米叫「三十二匹梁」的山上。

  到達草壩公社時，從重慶出發時浩浩蕩蕩的知青隊伍已逐漸解體，只剩下去樂園茶場的十來個人。我們在街上一個小餐館裡受到最後一頓款待，我記得有老豆腐，一碟臘肉和幾盤小菜……

  來迎接我們的人中有人稱「泡苕」的張隊長，他長著一對大眼睛，身材粗壯，還有早我們一年去的幾位知青。他們把我們的箱子放在一種大口小底叫「花籃」的竹背篼上，背著就走，讓我們好生佩服。從草壩街上到樂園茶場還有二十來里山路，一些路段，實際是差不多垂直的絕壁，得緊緊抓著兩邊的凹槽才上得去。聽說這山上原來是土匪的山寨，真的有幾道寨門。山上全是森林，從山頂俯瞰絕壁下的農田村舍，倒真有幾分氣勢。尤其是一個山凹的絕壁上，一株百年老華山松，光溜溜的樹皮泛著青光，長長的松針，碩大的松塔，讓人十分好奇。此株巨松和著周圍的松林，在勁厲的山風中發出陣陣嘯聲，不由得讓人駐足聆聽……

  樂園茶場並非「樂園」。它的基地是一個很大的山洞，山洞頂部還滴滴答答向下滴水。廚房、工具房和一些場員的住地就在這潮濕的山洞裡，山洞外有一幢木結構的房舍，我們新去的知青都被分到這個房舍里。

  知青生活是從第二天早上開始的。早上五點半左右，天還漆黑一片，張「泡苕」就熟練地掄起兩根木槌，把場裡用楓樹幹挖空做成的木梆敲得震天響，把睡意矇矓的男女知青們一個個從溫暖的被窩裡敲起來，一人扛一把鋤頭去「打早」（先幹活再吃早飯)。第一天的勞動是挖地。那是在一個至少有三十度的坡地上，這是砍完且燒完一片森林過後的「生地」，或稱「板地」。板地者，板結之地也。當時我們用斧頭彎刀，把一片原始森林砍個精光，曬上一些日子後，從背風面一把火點燃，大大小小的樹木噼里啪啦全燒光，一下子燒不完的大樹，還要架在一起慢慢燒，火苗子竄到天上有七八十米高，這叫作「燒火地」。挖這種地還得帶上斧頭和彎刀，隨時準備砍樹根拔樹樁。我們使用的鋤頭也是專對付這種板地的。這是一種上寬下窄的鋤頭，鑽地容易些。挖這種地的難度可想而知，一鋤頭挖下去，板結的土地使你要把鋤頭再提起來都很難，只能使勁撬。有時，一鋤頭下去，遇到地下的石頭，足以把手震得發麻，震得出血；有時，鋤頭陷在一堆粗實的根中，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也拔不起來。當然，最麻煩的是遇到大樹樁，就得向下使勁挖，逐一掏空主根與側根的泥土，用斧頭依次砍斷各條根，才可以起出樹樁。有時，遇到這麼一根樹樁，就得費你半天乃至大半天的時間。更麻煩的是，每人面前有一條寬窄相當的鋤路，即你的工作面，人家挖到前面去了，你的鋤路就給你留在那裡，有時候留出很長一段。有的老知青不願幫忙，這讓剛學挖地的新知青很是尷尬。因為爭強好勝，我們當然也拼命干，一天挖下來，手上打起一連串血泡，腰、腿、手臂都酸痛得不行，在收工往回走時，幾里的路，行走都困難……

  接連一個星期挖下來，幾十個知青把那個山谷深翻了一遍。我們的手掌上開始出現「革命」的老繭，也使一片茂密的原始森林變成了麥地。逐漸我的身體開始適應。我認為我的思想也得到了初步的改造，心裡有一種參與革命的滿足感。

  這種在艱苦勞動中的滿足感還讓我想到另一件事，即從場部挑糞去幾里路外的麥地。農民教我們用一個長柄的大糞舀，在酸臭熏人的豬圈下的糞坑中舀糞，用力舀起坑底部稠一些的糞。把糞舀到兩個大糞桶里後，還得翻山越嶺把糞水挑到三四里外的麥地里，澆完一窩一窩的麥苗再回來。現在想起這些勞動的代價和成本，實在讓人唏噓慨嘆。對從未挑過東西的知青們來說，光翻這些山就夠受的了。挑著一百好幾十斤的糞桶爬坡下坎，不要說肩膀壓得疼痛紅腫，光是那腿就一直打顫。如此一天往返好多趟……我記得特別清楚，我是如何用毛澤東思想自覺地武裝自己的，例如糞臭熏人時，我就背毛主席語錄：「他們的腳上有牛屎，但他們比知識分子更乾淨……」挑擔爬山時，當腿一顫抖，我就在心裡默默地念：「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你別說，還管用，念一句，難以忍受的勞累就似乎會減輕一些。信仰的力量是神奇的，這不禁讓我想到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渣滓洞裡忍受竹籤釘指的江姐……我這一生居然也有過如此相似的信仰體驗。

  這種對革命鍛鍊的真誠還表現在另一件事上。也是那段時間，不管你精神上武裝到了什麼程度，你的體力及挑糞的經驗畢竟有限。有一天，我一邊咬緊牙關，顫抖著雙腿，晃晃悠悠地挑糞上山，一邊在心裡默念著「下定決心，不怕犧牲……」一不小心正踩在石梯上一大灘豬糞上，腳一滑，人一歪，一桶糞水劈頭蓋臉地淋在頭髮里，鑽進領子裡，滿臉滿身都是黏稠的豬糞。現在想起來都不可思議——我居然沒有換洗，僅僅在水田裡把臉清洗了一下，又重新挑起了糞桶……

  在革命的激情中，我交了入團申請書，我被評為三好場員。我組織了全茶場唯一的「毛主席著作學習小組」，我和我的同伴們在晚上點著煤油燈學習毛主席著作。我自己能一篇不漏地背誦整本《毛主席語錄》。我堅持寫日記，記錄我的學習心得，思想改造的收穫。那本日記如果還在，肯定會與「雷鋒日記」相似，而且是真誠的。看來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已初見成果，我的革命道路走對了——當時，我的確是這樣想的。

  但是許多事情也使我納悶：毛主席叫我們來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可我身邊的這些貧下中農沒有文化，他們否認他們有「再教育」的資格。山區農民的思想境界也不高，張「泡苕」就經常當著女知青的面，唱些猥褻的山歌，講些下流的龍門陣。同時，階級路線也貫徹到這裡。出身不好的人的處境已經十分艱難了，還要挨整。場裡有個雷義康，聽說出身有問題，我至今也不知道他有什麼出身問題。這個瘦削的「小老頭」，其實當時才四十多歲，是被街道居委會騙，說有工作做才來的。他是個孤人，重慶已沒有了家。場裡要搞階級鬥爭，非要樹一個鬥爭的對立面不可，就經常把這個可憐的「小老頭」拉出來批鬥，或拉到熊熊燃燒的篝火前「烤火」，或在烈日下曝曬，要他「交代問題」……我們都知道他並無什麼問題可交代。其實老雷人很忠厚，喜歡幫助人，大家都很喜歡他。這都是那個姓蒲的場長在裝怪。一些知青生了病，起不了床，也被那個生性暴躁的張「泡苕」拉到烈日下曝曬以示懲罰。還有一個知青的母親在重慶去世，想請假回去，竟然不批准。也有當地領導，調戲女知青的事……這些現實中的事情一次一次加深我對「再教育」的懷疑。對中國社會的真正了解，即真正的「再教育」則是從一九六九年取消社辦場，全體知青插隊後開始的。

  我們七個知青一起插到草壩公社三大隊六隊，住在「菌子坪」一間木頭房子裡。把我們算上，菌子坪共住了三家人，另外是貧農組長王松柏一家，「地主」蒲乾龍一家。剛去時，正當青黃不接的春季，兩家人都在吃野菜，日子艱難至極。蒲乾龍的老婆讓我們換一碗白米飯給她才一歲多的小兒子吃，她用來交換的「飯」全是野菜，裡面還有扎傷過知青的那種酸澀的「紅籽兒」。當知青多年來，只有深入到生產隊中，我們才真正了解農民的真實生活。

  記得我們向農民宣布，我們是來接受他們「再教育」的，樸實憨厚的農民們臉上頓現惶惑：我們連文化都沒有，怎麼再教育你們？只有你們教育我們才對……我們又說：是毛主席要你們再教育我們的，這些從未出過大山的農民沒話可說了。但事實上，我們的確受到了生動的「再教育」。王松柏在「憶苦思甜」時，讓我們驚愕萬分，至今記憶猶新：「思甜」竟從他幫地主當「長年」談起，到「互助組」結束止；而「憶苦」則是從一九五八年談起，到「人民公社」結束止。所謂「思甜」，也不過是交完租子後尚能吃飽飯，過年時東家提一刀臘肉來看佃戶等等，然而「憶苦」，就可真是苦不堪言了。我們問「三年自然災害」是怎麼回事，王松柏詳盡地談到那些年的天氣與今天的沒有什麼不同，一樣的沒飯吃，就是因為要煉鋼，要「超英趕美」，要「大辦鋼鐵」，在大巴山里也是挨家挨戶捜盡了一切鐵製的東西（包括鐵鍋、菜刀、門扣等）。精壯的勞動力全去煉鋼，老弱婦孺去秋收秋種，結果是該收的沒收回，該種的沒種下，加之一九五八年開始所謂提前進入「共產主義」，全民大吃「公共食堂」，吃盡了餘糧。一九五九年春季，全國性的大饑荒開始了，並一直持續到一九六一年。王松柏和其他當地農民繪聲繪色地向我們描述了八年前那種慘絕人寰的場面：人們吃野草，吃樹皮，吃白泥巴，難以計數的瘦骨嶙峋的人們在家裡，在路上，在幹活的地方，一個接一個地倒下去……連續三年的餓飯，難以忘記的可怕感覺。六隊究竟餓死多少人，沒有統計，有的家庭竟至死絕！這時，我們才知道，王松柏何以要思那種「甜」，要憶這種「苦」了。老實巴交的王松柏沒有亂編，「自然災害」是不真實的，蘇聯逼債也是藉口。至今想來，這或許是貧下中農在那個年代給我們「再教育」上的最深刻的一課！

  其實，又豈止是農民沒人關注，就是我們這批知青——今天我們才知道「上山下鄉」真相——不也是被失業困擾的社會拋到農村這個「廣闊天地」去自生自滅的麼？有一年冬天，我去六大隊看望一個原茶場知青唐安明。唐安明的父親在抗美援朝的戰場上犧牲了，我們都叫他「烈屬」。母親改嫁，就把他這個「包袱」扔到了大巴山。這位與重慶幾乎斷絕了關係的「烈屬」，從此孑然一身。我們有父母的，家裡還不時寄點錢來，還有父母可念想，可唐安明就沒有這個福分了。我去那天，正是漫天大雪。他的「家」其實只是一間房，十來個平方，除了一張用木方和葛藤綁成的床外，沒有任何家具。床上鋪著一些稻草和一領破草蓆，加上一床黑乎乎的被蓋，就是全部家當了。屋頂上僅有三分之一的地方蓋著瓦，透過根根椽子，你可以直接看到烏雲密布的天空和不斷飛進房中的雪花。這是一間裡外幾無區別的冰窯。大巴山的冬天，氣溫一般都是在零下。我不知道唐安明怎麼生活？在他那木床下，用一塊木板隔著的，只有一大堆土豆。穿著一身破中山裝的唐安明訕訕地請我們進屋，但除了他那張床，在這間房子裡沒法坐。唐安明從他床底下拿出幾個洋芋來，要燒給我們吃……如果他那朝鮮戰場上為國捐軀的父親在天有靈，知道他留下的寶貝兒子在「廣闊天地」中的如此境遇，這位烈士會怎樣想呢？

  幾年後，我回到重慶當了軋鋼廠的工人，在大街上再遇到唐安明，他已經瘋了。才二十多歲的唐安明已滿頭花白，蓬頭垢面，一雙本來不大的眼睛茫然四顧，口中念念有詞，在街上蹣跚走著。身上仍是一件骯髒破爛的中山裝（不知是否還是在大巴山的那件)。望著他漸漸遠去的背影，我心中沉重得像壓了塊巨石。他為什麼要回來？他怎麼回來的？他有家嗎？他現在怎麼過？唐安明可是烈屬呵……

  原茶場四十來個知青，死了一個，那是因家庭變故斷了後援的喻應強，一米八的大塊頭， 僅僅肺病就讓他在大巴山喪了命；瘋了三個，除唐安明以外，還有兩個女知青。石窩公社的女知青林靜也死了。林靜插隊與我相距不過十來里，我每次去交公糧，都要從她的住地前經過。林靜是「資本家」的千金，原重慶市第四十二中學初六五級的學生，如花似玉一般的人，聽說中學的老師都追求她。我每次去，她都熱情地款待我。我記得林靜愛去摸雞屁股，看是否要下蛋了。林靜屬於最惹人憐愛的女孩，死時才二十三歲。聽說也是死於原本可以治好的病。回想當年在兩路口昏暗的路燈下，送別子女的那些媽媽，她們當時會知道自己兒女的「革命行動」及「再教育」會是這般結果麼？

  唐安明、喻應強、林靜們，瘋的瘋，死的死，還有那些在「三年自然災害」中餓死的無數的農民，皆屬歷史長河中的芸芸眾生。他們的痛苦和災難，連一點痕跡都沒留下，以至我們這些曾聽說過或接觸過他們的人都很難記住若干真實的細節了。歷史卻還要朝前走，以後，人們更難再記住他們了。在接受了如此的「再教育」後，人們是很難再回到過去，很難再相信一度信奉的「精神」。我也的確是在經歷了多年的這種「再教育」後，告別了過去的觀念與行為，告別了天真與幼稚，當然也告別了「革命」和「再教育」本身，以脫胎換骨般全新的身心走向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