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剃頭匠」劉安鈿

  人們都說我是個「多寶道人」，就是手藝多：能寫會畫，能拉會唱，還是裁縫、木匠、剃頭匠。而我剃頭，是跟劉安鈿學的。

  

  一九六四年十月，我領到了下鄉第一個月的生活津貼一塊五毛錢，原準備在鄉場上用它剃個頭再吃上一盤炒菜稱上一斤花生的。後來在逛供銷社時，看到櫃檯里售賣的理髮工具一推剪，只要一塊五毛錢，就動心了。這帳很好算如果我這次投資一塊五買了推剪，也算剃了頭，雖然虧了嘴，但從此以後就省了剃頭錢，長遠地看，嘴不虧。於是傾囊而出，買了剃頭工具。

  現在看來，對於一個十幾歲的半大孩子，這真是一個「英明偉大」的決定。因為從此我就多了一門手藝，有了一件伴我四十年的生活實用品，而且堪稱紀念品，因為這是我步入社會用第一個月的「薪金」購置的。它讓我從此有了為人民服務的基本手段和意念，贏得了多少讚譽，結下了多少友誼，自稱了多少人的「師傅」（至今樓下髮廊那幾個燙黃頭髮的小美髮師給我理髮時都伺候得格外小心，而且只收一塊五，我實付三元），真是物小利大。當年的那點投資，幾乎等同於認購而今眼目下的「增值股票」了。

  其實，這錢也該花。當時國家劃撥給林場知青每人每月九元錢的生活費，除掉七元集體買糧食，剩兩元發給個人作零花，那原本就是讓你剃頭買牙膏什麼的（但不知為什麼男孩要被剋扣五毛只發一塊五，女孩子照實發兩元，說是比男孩子多五毛錢的衛生紙費）。我的「英明偉大」之處在於，把這每月發放的頭個月的剃頭錢買了工具，第二月（及以後）的留給了自己，切實實踐著「先為人民後為己」的偉大教導。

  萬沒想到的是，這推剪絕不如先前想像的那麼好使，它在我的手中左右搖擺、東倒西歪，讓原本也想省下剃頭錢主動當我試驗品的胡伯壽頭皮發麻、連連告饒。說實話，我當時很羞 愧，因為我拍了胸膛，讓好幾個男孩的剃頭錢都拋在了飯館裡，此時他們正排著隊呢，我怎麼下台？

  劉安鈿站出來了，他從我手中要過推剪，努努嘴：「一邊看著。」

  推剪在他手中非常馴服地翻上爬下，極富韻律地「砍伐」著男孩子的亂發，開闢著一片生荒，三下五除二，一個收拾得巴巴實實、漂漂亮亮的「頭髮園子」呈現在眼前，引起我們一片驚嘩。

  那支隊伍一下子就排在了劉安鈿的身後，讓他臉上笑容燦爛。可是，他卻撂攤兒了。

  他指指我：「推剪是他的，他才是剃頭匠。」

  我漲紅著臉，鼓著勇氣對著這幫哥們兒說：「頭回生，二回熟，怕啥？有師傅教呢！」

  我重新拿起了推剪，請劉安鈿在身邊指導，給我「扎場子」。

  這一次劉安鈿說了一句話，就一句話。但讓我從此明白了什麼叫「畫龍點睛」，什麼叫「點撥」，什麼叫「一字為師」。

  他說：「大拇指不動，四指動。」

  我原先手握推剪，就像握一般的家庭剪刀那樣，全掌用勁，左右使力，結果這推剪刀片搖擺，不聽使喚。因為推剪的設計，是半邊使力，這我原先不知道。

  我是個聰明人，一句話使我的理髮技藝產生了質的飛躍，也讓我對劉安鈿刮目相看。「在哪兒學的，師傅？」我問。

  中者為劉安鈿「大學裡。」他輕描淡寫地一語帶過。

  後來我聽說，劉安鈿進過大學，但沒讀完。我暗想，到底是大學生，有兩刷子。

  劉安鈿豈止兩刷子？他才是個「多寶道人」呢——

  他的口琴吹得好，喜歡俄羅斯歌曲，特喜歡《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他理髮理得好，儘管只亮了一手就「金盆洗手」，但技藝公認不凡。

  他毛線織得好，毛背心是他親手織的，他還教女孩「打勾針」。

  他好收拾打點（談不上好打扮），愛清潔，不像我們這些男孩子邋遢。

  他文字功底不錯。我在中學參加過「魯迅文學社」，曾被考過幾個字，我又拿來考他：「鍚荼壺——念什麼？」沒有馬上誤念「錫茶壺」，一般人都會念錯的。他說，肯定不念「錫茶壺」，第一個念「湯(楊)」，第二個念「荼（圖)」，第三個念……儘管他當時沒念出來（壺：音「捆」），卻已經讓我佩服不已了。

  他一臉燦爛，那笑容讓我印象深刻。

  ……

  但是，他不太願意和我們打堆。

  開先，我們以為他清高，你看，有理髮手藝卻不願為大家服務。

  而且，他不太愛勞動。開荒時，大家你追我趕，忘我勞動，他拿起鋤頭輕起輕落意思一下，就躲到一邊歇涼去了。

  我是場委會委員，自以為是「班子成員」，覺得有責任「幫助」他（那個時代所謂「幫助」，就是進行思想教育）。我對他說，「不要捨不得出勞力，青年人出力得力。」

  他說了一句我當時還弄不明白的話：「勞力者治於人」。

  所有人對他的「幫助」都是不起作用的。

  我的優點是，從不發脾氣，任人指責而一臉笑容。

  大概是過了三四個月，我們才得知他患有肺病。一九六四年的冬天，比在重慶過冬冷多了，劉安鈿躺在床上起不來，儘管沒有「向火」（圍在火炕旁），但他一臉潮紅。

  我們聽說他是因為肺結核而被大學「勸其退學」的。

  同情歸同情，肺病是要傳染人的，我們大家開始有意躲著他。

  直到這個時候，我們才察覺，這幾個月來，劉安鈿一直主動地躲著我們。你看，他的口琴吹得好，卻不參加林場宣傳隊；他理髮理得好，卻「金盆洗手」，不和我們打堆；他不太愛勞動，那體力勞動肯定讓他身體吃不消，或者是故意離我們遠點？

  一時間，大家提到他，都無話可說了。是同情？是反省？還是感激？

  同時，一片疑雲籠罩心頭：這樣的病體為啥也下鄉？這樣的病體在農村怎麼辦？

  而且，細細一打探，我們林場身體病殘的有好些個，情形也許比劉安鈿還糟——

  侯德乾，一個膚色黑黑的小姑娘，濃眉大眼，輪廓很美，藏族，全名叫德乾卓嘎拉，嗓門特好，一唱歌就讓人想起才旦卓瑪。冬天沒什麼農田活兒了，我們組織文藝宣傳隊到各大隊演出，有她。可德乾卓嘎拉行走困難，我們知道她有點瘸，原以為是少小落下的毛病。可她撈起褲腿給我們看，右小腿的腿骨有疤洞，還在流膿呢。她說，患的是「疤骨流痰」（現在稱「骨癌」），這樣的疾患還能在農村呆嗎？

  李昌詠，我小學、中學的同窗，也患有肺結核。都說是鈣化了，下鄉沒問題，可一到冬天，問題還是出來了。而且不知怎麼弄的，腎虧，小便失禁。她看上去比劉安鈿更虛弱，臉色蒼白，連潮紅都沒有。惱火的是，狂咳不止。深夜山林寂靜的夜空，時不時從女生宿舍傳來陣陣撕裂肺腑的咳嗽聲，引得我們陳家灣和坡對面肖家灣犬聲咽嗥、此起彼伏，讓我們在冰冷的被窩裡更覺背心寒涼。

  溫孝銘，也已經蟄伏床上多日——類風濕病發了……

  寒冬熬盡，送走早春，又迎來了初夏。一九六五年的六月，重慶市派出了看望知青的「慰問團」，不僅帶來政府的溫暖，還拍板接回這些身有嚴重疾患的知青返歸山城。其情其景是何等的感動我們啊！同窗李昌詠要走了，我在慰問團贈予她的紀念冊上留言、題詩、譜歌曲。那歌寫道：「挺起胸、抬起頭，丟掉雜念甩開愁，氣昂昂、雄赳赳，誓與病魔作拼鬥；不怕困難萬千重，只怕信心半途溜，紅心一顆永不移，昂首闊步向前走，向前走。」那歌那詞，帶著那個時代的豪情，送走了林場這第一批「病殘知青」。

  劉安鈿也在這個時候離開林場了。

  我們對他們說的最多的話是：「好好養病，早日回林場。」

  他一臉燦爛，那笑容讓我印象深刻。

  可他們最終誰也沒回來。

  當年底，嚴冬肅殺，農村「四清運動」開始了。

  次年底，寒風凜凜，林場的知青們「殺回山城」。

  誰也沒有惦念他們，知青們都回到重慶忙自己的事，搞串聯，刷標語，抄大字報，不亦樂乎。

  這天，我穿進一條小巷抄寫大字報，突然遇見了劉安鈿。

  巷口，置一凳，坐一人，白圍布裹著。劉安鈿在油布上撣著刀，正在給人剃頭——他成了真正的剃頭匠。

  我玩笑說，「師傅，操正業啦？」

  劉安鈿也笑笑，「餬口呢。」

  他臉色慘白，我猛然發現他手杆瘦成一根細棍兒。

  「怎麼，病還沒好？」

  他說「好不了啦。」語調有些沉重。

  奇怪的是，他仍然一臉燦爛，那笑容讓我印象深刻。

  過後，我聽人說起，劉安鈿吐血已經很長時間了。我聞訊沉默了好久。

  這是我和劉安鈿的最後一面。

  過了許久，猛然想起他，我問，「不知劉安鈿怎麼樣了？」

  有人說：「可能死了。」

  又過了許久，再次想起他，我問，「劉安鈿真死了嗎？」

  有人說「沒人見過他，肯定的。」

  若干年後，再次聊到他，都說「早死啦！」

  那以後，沒人再提劉安鈿了。

  直到今天……

  今天，我又想起他一臉燦爛的模樣，那笑容依然讓我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