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女孩」曾麗珊

  曾麗珊最後自殺了，在我印象中，送命的自殺這是第三次，也許總數不止三次，誰知道呢？我認識曾麗珊是在一九六四年九月六日。

  那一年秋天，我們從重慶上山下鄉分配到達縣地區大竹縣張家公社林場。這天，我們一桿知青隊伍，從石子區公所往六十里以外的馬家山林場進軍，當時，幾十個男孩女孩彼此都還不認識。

  我們每個人的行李大致三件衣箱、提網和被卷。要奔波幾十里，這幾件行李對於我們這批十六歲左右的少男少女，無疑是沉重的。公社統一安排了數十個農民替我們挑行李，知青們或空手或只拿一件，輕鬆了許多，就不住地感激這些農民。後來察覺這些農民被幹部厲聲呵斥而不敢言聲，一打聽方知，除了七人是將與我們同場的老場員（帶領知青勞動的本地農民）外，其餘都是各大隊被管制的地富反壞分子。說實話，當得知與我們同行的是壞人（有一九六二年鴉角山叛亂的反革命）時，我頓生戒備之心，多少有些提心弔膽。

  一路勞頓，有苦有樂。抵達馬家山腳下，平緩的田間石板小路陡然消失，一堵陡峭的石壁立於眼前。抬頭看，山上草木青翠，眼前這五丈石壁顯然是被山水沖光了泥土植被而裸露出來的，人們只能藉助幾個人腳磨出的小石坑往上爬。

  我們男孩子猴似的向上攀援，情緒亢奮，並以開懷的笑聲砸向那幾個爬上又滑下的胖女孩，同時開玩笑為她們編就了「一號豬」「二號豬」「三號豬」的綽號，因為她們什麼都沒拿，徒手攀援也顯出一副笨相。

  只有幾個不服輸的女孩獨自艱難地往上爬，記得曾麗珊就是其中一個。之所以記得她，並非是對這個嬌弱的小女孩肅然起敬，而是對她居然還拎著一個行李網筐負重而上印象深刻。

  惻隱之心讓我伸出援助之手，我一手搶過她的行李網，一手拽著她向上攀爬。行李網很沉，我這才發現，網內二三十本書都是高中課本，我詫異了。

  「你下鄉還帶課本？」 「我還要複習，還要考。」 「考高中？」 「考大學。」 「你是高中生？」 「高六三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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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大我四歲——都二十啦！但是我怎麼也無法把這成熟的年齡與眼前的小女孩聯繫起來她身高不過一米四，她的小手讓我感覺是只小孩子的手，儘管我的也不大（現在想來，除了遺傳因素外，完全是因為營養不良）。

  曾麗珊是林場個頭最小的女知青，自然在體力和勞動技能上沒有任何突出之處(那是個靠體力生存的年代），加之性格孤僻，不善與人交往，因而很少受人關注。

  她讓我心存敬佩完全是因為一次偶然。一天，在水田平出的小籃球場上打球時我不慎摔破了膝蓋，衛生員李煥琨帶我到女生住房樓上（男生一般不讓進）擦紅藥水。樓上很暗，我眼睛適應了好一會兒才看清屋內的東西。想不到的是，在樓下眾人呼聲震天地進行球賽時，曾麗珊居然能靜下心躲在樓上練毛筆書法，而且居然練的是《乙瑛碑》（那時人們多練楷書，練隸書的且又是女孩實屬鳳毛麟角）。我因為也偏愛隸書《曹全碑》而對她刮目相看。後來在場慶一周年之際，由我主辦牆報，讓曾麗珊抄錄一篇散文。她用大號鋼筆寫的楷書，剛勁穩健，有柳公權風範，讓我知曉了她有多種書體的功底。相面家和筆跡學家都說「字如其人」，我卻很難說清，促成曾麗珊那一手遒勁有力的好字，到底是她卑微冷僻的性格？還是她心中那個未了的美夢？

  平時放工後很難見到曾麗珊的身影，想來她一定是在抓緊複習功課。我依稀記得那次見她床帳上掛有化學公式、英文字母，大而醒目。

  後來聽她的重慶鄰居李煥琨說，曾麗珊家住較場口米亭子，是張騰蛟的孫女（一說是姨侄孫女)。

  這讓我猛然記起，我中學時代一直去的那家米亭子理髮店旁邊，有間掛著「中醫張騰蛟」字牌和「妙手回春」錦旗的小黑屋，還有那個留著白鬍鬚的小老頭一肯定那就是曾麗珊的爺爺張騰蛟了。「騰蛟」這名字給我印象很深，因聽老人說，蛇變龍先要「走蛟」，而「騰蛟」即蛟龍騰飛，蛇已成龍了。

  興許是受中國「龍文化」的影響，人們望子成龍心切，張騰蛟被起名時就寄望成龍，曾麗珊的「復考夢」無疑也是寄望成龍（成為知識分子)。

  若干年後，我偶然在一本《重慶文史資料》上看到過幾行關於張騰蛟的文字，現在依稀記得在介紹重慶老碼頭的三教九流情形時，講當時在沙嘴（朝天門河邊沙灘壩子）獻藝賣藥的武行有「九根毛」「張騰蛟」等人。後又有一處文字說這些江湖藝人多參加了「水袍哥」（一個反動的封建幫會組織）。我想曾麗珊家庭成分不好（那年代的知青多是因家庭成分不好未能升學而下鄉），必是因為她的爺爺加入過「袍哥」。

  但在當時，曾麗珊肯定不清楚爺爺的身世註定她不能升學，否則，她不會那麼執著地去做她的「復考夢」。那個時代的「唯成分論」註定我們沒有「高知」前途，而曾麗珊讓人悲憐的，是她那不滅的「念書情結」和「大學夢」。

  「文革」開始了，「知青」造反了，大串聯去了北京，又殺回老家去，就地鬧革命……

  這一切都發生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至一九六七年三四月之間，一桿人馬拉進拉出，所到之處，輿論震天，風掃殘雲。印象中，曾麗珊就像影子一樣，貼在這支隊伍的尾部，不出聲，不露臉，離不開，甩不掉。道理很簡單——她這樣一個弱不禁風的小女孩，離開林場離開大家還有活路嗎？

  我們林場的知青分裂為兩派，先是「鐵桿紅心派」，後是「砸爛林場派」，去公社，上街場，貼大字報，刷標語，號召農民把林場「一平二調」來的穀子、房子、磨子統統收回去，知青們準備「樹倒猢猻散」了。

  一九六七年四月初的一個深夜，正當知青們在做「回城夢」的時候，女生宿舍的一片驚叫，擾亂了寂靜的山林：

  「曾麗珊自殺啦……」

  她吞服了四十多片「阿托品」，這是致命的劑量。衛生員李煥琨搖著空空的藥瓶哭喊著。

  我們衣著不全地衝進女生宿舍，用電筒察看曾麗珊的瞳孔——黑色的瞳仁已經散大了。

  脈搏微微還有，趕緊派塗厚玉下山請醫生急救！

  夜色里，院壩中，幾十支電棒冷光交錯，知青們心中的疑問只有一個：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醫院王院長連夜上山救治。三天後，曾麗珊從死亡邊緣被拉了回來。自殺原因她緘口不談，似乎成了啞巴一個，儘管她有喃喃自語的毛病。

  當晚，又一個極壞的消息傳來，說楊通公社的駐軍部隊已經出發，將要抓捕「帶頭鬧事、砸爛林場」的知青頭頭。

  山林籠罩在一片肅殺的氣氛中。知青們搬《社論》、找「經典」，企圖證明「砸爛修正主義溫床」合乎政策，這一群十多歲的半大孩子們在驚恐中苦苦尋覓著「回老家」的合法依據。燭火搖曳，人頭攢動，亂成一鍋粥。

  此時，誰又能預想到或者顧及曾麗珊第二次自殺呢？

  當曾麗珊被發現「不見了」的時候，直覺告知大家，她在尋死。因為那一刻大家的神經都快崩潰了，何況她這樣一個神經質的少女。

  時間就是生命！尋覓的火把和電筒光閃爍在山岩、深溝、溪澗、叢林之中，呼喊聲夾帶著哭叫聲讓山林戰慄……

  那一晚，不知為什麼，夜空中頻頻划過流星，每當星光一閃，就有人哭喊「完了」。一個弱小的生命，居然和偌大的星宿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知青們已經聽信封建迷信的詭譎了。

  尋找了近一個小時，張源忠把她從深潭裡撈起。我們趕到後，黃叢洲脫下全部衣服將瑟瑟發抖的曾麗珊裹起來。張源忠說，他先聽到她的哭聲，呼叫後才聽到她的跳水聲，晚一步就沒命啦。

  她為什麼要自殺？

  答案是我們猜測的：她上山下鄉，原本只是想找一個清靜的環境複習一年後再考。也許是農村生活關、勞動關的門檻於她太高，她不能自食其力；也許，砸爛林場就沒她活路——因她城裡的「黑五類」爺爺此時早被「掀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了……

  此後事件的發展沒有知青們在驚恐中臆想的那麼險惡。第二天，公社委派的駐場幹部來到林場，鄭重地念起了《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最高指示一現在是輪到小將們犯錯誤的時候了……」

  小將們的「錯誤」（想找理由不經過「國家正式手續」返回重慶）被原諒了，因為並沒有誰被抓起來。其後雖然「祖國形勢一派大好」，但知青們再也無心「將革命進行到底」。曾麗珊被幾個女知青照顧著，隨大流返回重慶當了「逍遙派」，直到一年多後社辦林場被國家宣布解體，才有「最高指示」讓她和我們一起「插隊落戶」，到可以「大有作為」的「廣闊的天地」里「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她在農村「滾一身泥巴，煉一顆紅心」的情況我不清楚。我們不在一個大隊，而且我插隊不到一年就因為「文藝特長」上調到縣裡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縣文工團），走了。

  一九七一年「大招工」開始了。「文革」動亂造成各行各業傭工的短缺，使知青們「調回老家」有了一個「國家需要」的合法理由，但並不是人人都如此幸運。我在縣城裡，見到離開農村的知青多是「辦理病殘」，有真病殘，也有假病殘。一位在農村向我示愛而未被我接受的女知青，托我在縣醫院代她辦理「病殘證明」的致病原因，居然就是示愛未果成「癔病」（亦稱「心瘋癲」）。說實話，我處理這件事時是眼流淚、心流血的。她實在找不出更「合理」的理由返城，而「失戀」是唯一大家都知曉的，而且可以被生產大隊「審査證實」（要單位證明）的。

  再次見到曾麗珊是一九七三年。那也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她。我永遠忘不了她最後留給我的身影。

  一天下午，在一個小麵館吃麵條時，忽聽外面吵吵鬧鬧的。我不是一個喜歡看熱鬧的人，儘管幾個小孩躲進躲出似乎在和門外的誰打打鬧鬧，我也沒在意。忽聽有人說「一個心瘋癲！」我的心咯噔一下，動了惻隱，起身探頭觀望。

  這個「心瘋癲」就是曾麗珊。她蓬頭垢面，衣衫襤褸，嘴上不停地自語，或對那些向她擲石塊的小孩謾罵，或用手中的小竹竿攆趕著他們。曾麗珊甚至沒有那些孩子高，乍一看，還以為是一群孩子在嬉戲打鬧呢。

  看見她的那一刻，我怔住了。真的，我不知所措。她沒有戀愛史，她肯定不是失戀造成的「心瘋癲」，可我真的鬧不准，她是不是真的「瘋癲」？

  我走上前去，大聲呵斥並制止那些惹事的孩子們。縣城裡的人都認識我，我說「一個知青，不要惹人家。」

  縣城的人知道我也是個「知青」，幾位大媽大嫂過來同情地幫著招呼小孩兒們，這才沒有繼續鬧下去。

  「嘿！干豇豆（我在農村說相聲得來的綽號），我正在找你呢！」當曾麗珊面露驚喜招呼我說出這句話時，我才確認她還是個正常人，或者確信她還不是一個純粹的瘋癲。

  她告訴我，她來城裡辦理「病殘」，野孩子們在搶她的錢（她還要坐車回公社），她伸手亮開已被汗水浸潤攥成一團的紙幣，狠狠罵道：「一群瘋子！」

  我把她帶到「安辦」（專門處理知青「安置」問題的辦公室），似乎縣裡與公社就曾麗珊「辦理病殘」已有確切的意見，用不著我特別關照（可見是老問題了）。

  我因為下午要準備演出，見「安辦」正在為曾麗珊辦理有關事宜，就告辭離開。我說，「有事就找我」。其實，這話言不由衷，那會兒我真實的想法，並不想她再來找我，我內心深處認為她神經是出了些問題的，應該由政府管。（那時節，在大竹縣城街上曾經流蕩過幾個精神病患者，聽說就是知青。）

  曾麗珊沒有依依不捨，也沒有道聲謝。我出門時回頭看了她背影一眼，特別清晰地記得她蓬亂的頭髮上有草梗，是在什麼草窩裡宿過？還是已無審美鑑賞力？那一刻，不知為什麼，我腦海里不斷縈繞的，是魯迅《祝福》里祥林嫂最後蹣跚風雪中的身影……

  後來，聽說她返城了。

  往後，我再也沒聽人提起過她，因為我被招進劇團留在了大竹縣，沒能返回重慶城。

  直到一九九五年……

  我逮住最後一個機會調回重慶已快兩年了。那天清早，我們林場年齡最小的知青胡伯壽氣喘吁吁地專程從老遠的地方趕到我的住所告知：「曾麗珊昨晚自殺了！」我問：「還有救嗎？」他說：「沒救了，可以去醫院停屍間看看。」我沉默了。真沒想到，當一九九五年國家已進入改革開放的大好時代，她卻仍然選擇自殺，離開這個世界。這天我第一次聽說她還有個女兒，我說，以後去看看她的女兒吧。我不知道她為什麼選擇死，但我並不覺特別意外，似乎覺得這個結局她遲早會選擇的。她已經死過好幾次了，我深信她對死的選擇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死因不明，總有原因，為夢？為生計？我們活著的人說不清，道不明……

  我至今遺憾一九九四年我組織的「林場老知青三十年聚會」時未能邀請到她，因為那原本會見上一面並可能給予她一些幫助的。她個頭太小，性格太怯，太需要幫助了，儘管她念過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