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柳暗花明

  十五六歲的青年，總還有些頑強的生存意志，不願接受失敗。既然要活下去，總得給自己的思想找到出路。老一代的知識分子據說在爭做「黨和人民的馴服工具」，青年一代要爭做「革命的接班人」，要做到「黨指向哪裡，就奔向哪裡」。「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這句俗話被改造成時髦至極的政治口號「吃得苦中苦，方為接班人。」對於我這樣的政治歧視的對象，「接班人」之說不過是一張廉價的空頭支票。

  在大規模貫徹階級路線的前夕，學校對出生於「地、富、反、壞、右」家庭的學生青年加強引導，口號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這句似是而非的口號本身，就把學生分成兩起出身工農革幹家庭的學生得天獨厚，出生「地、富、反、壞、右」家庭的學生低人一等。出身「不好」的學生被一再告誡：如果要跟共產黨鬧革命，他們就必須跟自己的不光彩的家庭劃清界限。至於怎樣才算劃清，無論是作報告的人還是對自己的布道不知所云的老師，都沒有做出明確的解答。

  同一時期，為了配合畢業教育和上山下鄉的動員工作，大小媒體還大張旗鼓地宣傳了一些知識青年標兵的事跡。這些標兵有邢燕子、侯雋、董加耕、魚姍玲這樣的全國模範，也有李敏琪這樣的地方名人。李敏琪是重慶人，父親是西南農學院的教授。不知為什麼她一九六三年沒有考上大學，卻到位於重慶市郊的九龍人民公社大堰大隊安家落戶。《重慶日報》以顯著的位置報導了她的事跡。她也到處作報告，介紹自己放棄學業、立志紮根農村、建設人間天堂的英雄業績。我畢業前不久，她也到六中介紹了經驗。

  湊巧的是，李敏琪所在的大堰大隊正是我父親一九六〇年下放勞動過的地方。那年冬天，我在父親那個生產隊住過兩天。我只記得父親住在生產隊部一間黑暗的偏屋裡，屋裡沒有床，沒有家具，在屋角鋪了一點稻草，上面放一張草蓆，就算是張床。每天下班，父親吃過晚飯不久就帶我爬進屋角的地鋪，吹熄馬燈。在黑暗中，他點燃煙，不知想些什麼。我注意到，他跟當地農民很少交談。

  說實話，大堰大隊沒有給我留下任何良好的印象。我記得最清楚的是父親在放幹了水的田裡挖地、不時停下來倚著鋤把喘氣的單薄的身影。跟他一塊挖地的是一個年輕的女工，據說是因為作風「不正派」被下放到農村改造。她體力比父親好，下地不多久就把父親甩在後面，我還暗中為父親輸給「女流」感到難堪。

  上了初三後，我成為《中國青年》的忠實讀者。該雜誌在一九六四年上半年前後登載了有關知青模範董加耕、侯雋和魚姍玲的文章。一九六四年第一期《中國青年》上登載了一篇題為《新式農民董加耕》的長篇報導：董加耕是江蘇省鹽城縣龍崗中學高六一級的畢業生。他出身好，品學兼優，又是共產黨員，還是共青團支部書記。按照這樣的條件和當時的教育政策，他本來可以平步青雲，考上大學。可是他主動放棄了上大學的機會，回到家鄉務農。同一期《中國青年》雜誌上刊載了董加耕還鄉務農日記片段。從中可以看出，董加耕的確是一個信念執著、胸懷大志的青年，對共產黨忠心不二，對人生和社會頗有一些透徹的見解和獨到的體會。

  落榜之後，我反覆、仔細地拜讀了董加耕的日記片段，很為其中一些字句打動「我一個人比小草還卑微，比一滴水還無力，離開了集體，在頃刻間就會消失。我是一個『傻子』。人向高處走，水向大海流，而我要留在底層，留在勞動人民中間，做一個普通的勞動者，用雙手創造世界。」（一九六一年九月一日）

  

  董加耕的事跡在青年學生中產生共鳴，也激起革命家和文學家的詩情。

  當年第七期《中國青年》上發表了中共元老董必武和詩人徐榮街的詩。如果說董老的五言古詩有幾分深奧，那麼徐榮街的《綠野放歌：寫給董加耕》就太能打動富於幻想和易於衝動的年輕人了。這首詩的開頭就對中國的農村進行了一番浪漫的描寫：

  我的家鄉有肥沃的土地，清澈的河流，勤勞勇敢的人民…… 啊，青山綠水；啊，白雲紅霞， 啊，鋪到天邊的田壟，伸到雲外的河壩…… 哪裡有這裡天地廣闊？ 春光萬里，大鵬展翅。 哪裡有這裡景色優美？ 十里楊柳，十里桃花。 這裡的每一棵小草都放著縷縷的清香， 這裡的每一把泥土都冒著汪汪的油花， 每一道田埂每一所茅屋都有著光榮的歷史， 每一塊蘆塘每一座村莊都舉起過革命的火把！

  (徐榮街《綠野放歌》）

  徐榮街對農村並不熟悉，《綠野放歌》也有不少牽強附會的地方，但是對一個單純幼稚的學生卻具有極大的誘惑力。

  如果說董加耕的言行為我樹起了理想的坐標的話，那麼魚姍玲的事跡似乎解答了我心裡的最大疑問。那就是：既然我這樣的人已經被打入「另冊」，上山下鄉除了隱姓埋名、接受勞動改造之外還有什麼意義？

  魚姍玲是上海的知青，自稱出身於資產階級家庭。父母在香港，擁有相當資產。一九六二年，魚姍玲高考名落孫山後，謝絕了父母送她到海外留學的建議，不顧母親的堅決反對，去新疆參加了那裡的建設兵團。由於她的特殊家庭背景，魚姍玲不僅受到建設兵團領導的照顧，而且被媒體發現，樹成典範。

  一九六四年第十一期《中國青年》雜誌上刊載了她的一篇文章，題為《從嬌姑娘到邊疆建設者》。在文章中，魚姍玲描述了自己通過勞動獲得思想境界升華的切身體會，覺得自己「聽上黨的話，不貪圖舒適的資產階級家庭生活，走革命的道路是完全走對了。」在文章結尾的時候，她還頗為深情地寫道：「當一天勞動之後，望著那平如鏡、直如線，一望無際的田野，感到心情舒暢極了，每次都要留戀地回頭來看幾遍。每當我跑過自己親手開墾的二號小麥地到場部去時，心裡就充滿了一種過去從來沒有過的甜蜜和幸福。勞動使我生活得十分充實十分有意義，不像過去那樣空虛和無聊。」

  魚姍玲的自述，在我的無望中喚起了微茫的希望。其中的啟示是明顯的：出身「不好」的青年，只要在農村幹得出色，也有出頭的希望。對我這樣自視很高、不甘寂寞的年輕人，吃點苦沒有關係，只要這種苦有所回報；希望茫遠沒有關係，只要這希望真實存在。若干年後我才明白，這樣的希望對絕大多數出身「不好」的青年其實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從八月上旬接到不錄取通知到十月下旬離開重慶總共不過兩個多月的時間，對我似乎是兩年、甚至二十年。那段時間裡，我時而感到山窮水盡，時而又感到柳暗花明。我思考了很多問題：個人價值、社會需要、社會公正、利益與奉獻、利益衝突及其解決、人生的意義等等等等，那是些古往今來的中外哲人絞盡腦汁試圖解答卻至今莫衷一是的問題。剛滿十六歲的我當然不能解答它們，於是它們伴隨著我北上巴山，在林莽中、在農田裡、在崎嶇的山路上、在跳躍的松明下一次又一次地掀起我心中的陣陣波瀾。

  人生的某些重大決定有時似乎取決某些偶然的因素。一九六四年秋季學期開學後，我常常在學校上課時間到上清寺郵局外面的張貼欄去讀當天的各種報紙，逐漸養成一種習慣。這種習慣不僅讓我獲取信息，而且給我一種歸屬感，因為每天都會碰見一些老報迷。

  十月十六日那天早上，我照例又去老地方讀報，發現讀者比往日多，而且人們交頭接耳，似乎有什麼精彩的消息。待我走近張貼欄，看見《人民日報》的號外上赫然一條套紅標題：「中國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我當即為之一振：好啊！中國終於有了自己的原子彈，終於可以跟「美帝」「蘇修」平起平坐地說話了。然而興奮之餘，一種深深的失落感襲上心頭：中國有的是人才，何需我這個未來的原子物理學家！也許我的歸宿的確在農村，不在城市。

  在舉國歡慶的當天下午，我趁父母不在，從立柜上端的抽屜里取出戶口簿，在細雨中獨自一人來到上清寺街道辦事處，填寫了上山下鄉申請表，吊銷了自己的城鎮居民戶口，從此踏上了山高水險的人生旅途。

  第二天，我用了半天時間，專門到解放碑的新華書店買了一套《毛澤東選集》以及《植物學》《茶樹栽培》《果樹栽培學》《土壤學》《作物栽培學》等書籍，準備在農村一邊勞動，一邊學習，豐富自己，干出一番事業。僅僅五天之後，我就登上了北去大巴山的卡車。當日光景，真是不堪回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