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歲月悠悠

  一九六四年十月去大巴山，在萬源縣草壩區新店公社青山茶場落戶。十四年後，中國恢復高考制度，我才回到重慶。去時青春年少，歸時已屆而立之年。那年十月十日，當我把簡單的行李裝上卡車，離開大巴山到成都上學的時候，大有籠鳥歸林的心情。我在內心發誓：此生再也不會回大巴山！

  然而二十多年過去了，大巴山不斷出現在我夢裡。我才意識到，當年在大巴山的經歷是刻骨銘心的：無論是青春的歡樂，還是精神的失落；無論是那些揮灑在田壟里的汗珠，還是那些火塘周圍的明亮的眼光；無論是那些風雪交加的黑夜，還是那些霞光燦爛的黎明；無論是那些饑寒交迫的日子，還是少男少女之間朦朧的傾慕，抑或是我跟那裡的鄉親和工友的情誼，如今都成了我生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生畢竟沒有幾個十四年，大巴山區是我名副其實的第二故鄉。於是，我一次又一次地重返大巴山，不完全是為了尋找自己青春的足跡，而是繼續追求那些關於人生和世界的永恆的問題的答案。

  最近幾年來，「青春無悔」這句話在「老三屆」知青當中相當時髦。我不知道我的那些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下鄉的夥伴們是否有同樣的感覺。我認為，能夠瀟瀟灑灑說這句話的人要麼在事業上有點成就，要麼就是對人生有點超凡脫俗的領悟。我自己常常對孩子說自己青春無悔，但是「無悔」二字里包含了多少當年的惆悵和酸楚，多少彷徨和苦痛？我只能說，我當年做了一個幼稚但又無可奈何的選擇，我為它付出了高昂的代價。

  我沒有失敗，在後來的十四年裡我的確得到了很多很多讓我終身受用的財富。不過，在那些風雨如晦的歲月里，在我落難的時候，我精神上的支撐並不是那些官方宣傳包裝起來的模範，也不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這樣蹩腳的政治說教，而是父母的高潔人品、朋友的互相支持、農友和工友的關照，還有從懷疑權威、徹底否定自己的虛假信仰的痛苦過程中產生出來的對生活的信念以及由此產生的跟命運抗爭的強烈欲望。

  

  在我最困難的時候，父母在信中以「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來勉勵我。在「文革」初期，我被地委派來的工作組打成反革命和「反動學術權威」，接受強迫勞動時，父母意味深長地給我寄來了新衣服。母親當年經常對我說「三窮三富不到老。」

  誠哉斯言！今天，我不時用這句話來勉勵下一代。

  人的本性除了利己還有利他的一面。除了生存，人總是有意識或無意識地追求自己生命的最大價值，這種追求不僅合乎人的自愛本能，而且包含人通過「達則兼濟天下」對自身存在的肯定。否認這種追求的合理性，壓制甚至剝奪這種權利是荒悖的。當時的教育政策違背了人類社會賴以維持的公理：文明社會必須尊重知識、愛惜人才，明智的政府必須對公民一視同仁。回顧歷史，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的中國教育政策其實是一九五七年對知識分子貫徹階級路線的繼續，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除了自己的意志之外，人的成功也需要一些歷史機遇。我們這一批人在山寒水瘦的地方度過了自己的青春。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我們當中許多人也許就終生紮根在大巴山里，永久被歷史遺忘。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全國性動盪，才使我們否極泰來。在「文化大革命」後期，特別是在高考制度恢復之後，我們這一萬四千多在大巴山區的重慶老知青才帶著滿臉的風霜回到自己的故鄉。所以，我們在某種程度上其實是「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這件事本身真是太具有諷刺意義了。

  當年我離開父母遠行的時候，還是一個沒心沒肺的孩子，根本沒有理會父母送子上路時的心情。如今自己為人之父，才能夠想像當年父母經歷的苦痛。但是在當時的條件下，他們無法向我解釋，因為我不僅接受了官方的教育，而且自覺或不自覺地抱怨自己的家庭出身。父親去世之後，我在清理父親的遺物時發現他的日記。父親在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二日的日記里寫道：「鵬兒昨日下鄉，吾心無比沉重。鵬兒一向學業優秀，不料今日卻因我之過失被拒於學校大門之外。乃從今日起戒菸，以志吾痛。」寥寥數語，引起我內心一陣隱痛。

  中考「落榜」後，我的姑母鄧昭儀和表兄葉含弘特地從北碚進城來看我，姑母請我們全家到會仙橋的「心心餐廳」吃了一頓西餐，意在給我一點安慰。表兄含弘因為姑父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在一九五八年高考時委屈地放棄了第一表的所有志願，進入昆明師範學院學習。他說自己當年從昆明寄給母親的信常常是三水（墨水、淚水和汗水）混合寫成。那天從「心心餐廳」出來，他拍著我的肩膀嘆了口氣：「小表弟，看來我的運氣比你的還是要好些。」

  我的姑父、西南師範大學教授葉先生得知我下鄉的消息後，涕泗滂沱，大哭一場。這位在法國里昂大學獲得心理學博士的學者，在一九五七年因為政治上的天真背上了「右派」的黑鍋，從此報國無門，直到去世也沒有回到大學講台。我想，他之所以痛哭失聲，也許不僅僅是為了我這個侄子的遭遇而是因為他預感到整個中華民族面臨的不幸。

  果然，我下鄉後不到兩年時間，中國暴發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進入了動盪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