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空懷壯志

  一九六四年夏天，我中考落榜了。這是我平生第一次考試落榜，經受到的第一次重大挫折，折。隨之而來的是我一生經歷的第一次嚴峻的考驗，它迫使我過早地告別天真爛漫的少年時代，做出了決定我一生的最重大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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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年七月，我十五歲，初中即將畢業，跟大多數同齡的少男少女一樣，對人生、社會、國家的前途抱有許多美好的憧憬。我就讀的重慶六中的前身是外國傳教士創辦的求精中學，大名鼎鼎，有優良的師資和濃厚的學習風氣，該校的英文教學在重慶獨樹一幟。一九六二至一九六四年之間，中國的教育界似乎正在擺脫反右運動和大躍進的陰影，學校重返正規教育的軌道，我受到這股短暫的春風的吹拂，三年的時間裡，學業精進。

  上了初三之後，我開始真正「立志」，知道發奮讀書，對自己嚴格要求。我在課堂上學得很輕鬆，但我不滿足於教科書和老師課堂上講授的知識，經常到圖書館翻閱一些書籍報刊，到高中學生主辦的壁報上去索取點點滴滴的數、理、化知識。我不僅是全年級的學習尖子，而且是一班之長，經常組織同學進行班級之間的籃球比賽及辦牆報等各種課外活動。由於各科老師的垂愛，尤其是班主任王大富老師的信任和栽培，我不僅學業長進，而且表現出一定的組織才能。我產生了自信，而且還有一些優越感。

  中考我正常發揮，考試之後自我感覺良好，而且「未得隴、先望蜀」，私下裡開始擬定高中階段的學習計劃，準備三年之後報考重點理工科大學，有朝一日能走進科學技術的殿堂，報效自己的祖國和人民。我當時的志願是成為一個原子物理學家，為中國研製出原子彈、氫彈和中子彈，讓中國昂然加入核大國俱樂部，不再受美國的核訛詐，也不再受俄國人的頤指氣使。我們這一代人是在冷戰時期長大的，從小就受到大劑量的愛國主義教育。我們時刻準備為國家和民族赴湯蹈火，建立功勳。

  在濃烈的政治空氣的影響下，我把「又紅又專」作為自己的目標。初三上期，我滿十五周歲，達到了入團的年齡標準。作為班長，我理所當然成為團組織的發展對象。兩位高三年級的同學主動當我的入團介紹人，我也高高興興地遞交了入團申請書。可是因為父親在一九五一年的「鎮反運動」中言論不慎，被同事告密，冤枉接受了兩年勞動改造，我的申請書被一次又一次地退回來。團組織認為我對父親的問題批判不徹底，要求我進一步認識父親的「罪行」，在思想上跟他劃清界限。無論我如何積極表現，團組織總是說我立場不夠鮮明。

  既然追求政治上的進步，也就特別容易接受正統的宣傳，仰慕官方樹立的英雄模範。在那個「六億神州盡舜堯」的年代，英雄的典型不再是叱吒風雲的將軍，甚至也不是揭示自然奧秘的科學家，而是工人、農民和士兵。其傑出的代表是一個名叫雷鋒的戰士。這位對革命懷有聖徒般虔誠的軍人工作勤勉，任勞任怨，助人為樂，不遺餘力，不幸在二十二歲時因公殉職。毛澤東於一九六三年三月五日向全中國人民發出「向雷鋒同志學習」的號召，於是神州大地上掀起了學習雷鋒的高潮。

  在今天的中國人看來，一個普通的士兵成為幾億人民的楷模，也許有些不可思議。雷鋒僅僅受過有限的正規教育，沒有轟動的成就，甚至沒有上過戰場。但是他純潔、坦蕩，像山間汩汩流出的一股清泉和曠野上迎面撲來的一陣春風，在思想感情上似乎達到了「至人無己」的崇高境界。例如，他說：「一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中去。」他還說，革命事業就像一台巨大的機器，他甘願做這台機器上的一個螺絲釘。這樣樸質、清麗的詞語，在民心還存有一分純樸的時代，具有巨大的感召力。

  在學習雷鋒的運動中，我閱讀了不少有關雷鋒的文字介紹，開始思考人生的價值、理想等重大問題。在討論會上，我經常自鳴得意地發表自己幼稚可笑的見解，竟然也博得一些同學的讚嘆。神志飄然之中，我在醞釀自己註定要一飲而盡的理想的苦酒。

  初三下期，臨近中考，學校開始組織學生學習討論畢業後的道路選擇問題。主題非常簡明「一顆紅心，兩種準備。」學校領導告訴我們，如果我們能夠升學，那麼就應該珍惜這樣的機會，更加努力地為革命發奮讀書；如果沒有被高一級的學校錄取，那麼我們就應該做好就業的準備，讓祖國人民來挑選。

  從語義學的角度來看，「一顆紅心，兩種準備」這一條口號本身無可厚非，它無非是說中學畢業生不可能全部升入高一級的學校，每個學生對考試和錄取的結果應該有好壞兩種心理準備罷了。任何通情達理的學生，都能夠理解國家當時的困難，正視這種不太完滿的現實。只要考試和錄取是一場公平競爭就行。問題在於，那些年中國教育機構執行的階級路線及其指導下的升學錄取方法毫無公平可言。

  常言說：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一九六四年夏天，我本想以優異的學業來報答國家對自己的培養，我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得到的卻是冷酷的結果。八月上旬的一天，我接到一個外面蓋有「密封」大印的牛皮紙信封。我迫不及待地拆開信封，抽出信紙，打開信紙，上一時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為信紙的上端分明寫著「不錄取通知書」幾個字。一霎間，我部覺得天塌地陷，頭腦里一片空白。在此之前，我曾有過一些不良的預感，但無論如何也想不到連自己母親工作的學校也拒絕接收我，何況班主任老師不久前還對我的升學表示過謹慎的樂觀。

  之所以有不良的預感，是因為我自小就品嘗過被歧視的滋味，有一種隱約的自卑。上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我偶然從一個親戚的口中知道自己的父親坐過牢，當過「現行反革命」。這條消息使我感到非常惶恐，因為據我當時所知，只有壞人才會坐牢。所以在同學中我從來不願談論自己的父親。

  一九六一年小學畢業，報考初中時，我仗著自己成績優秀，三個志願都填重慶三中（即重慶南開中學）。班主任老師居然不加阻攔，大概認為我被南開錄取無疑。通知書發下來，我沒有考取南開，被分到第三流的大坪中學。而同班的一個成績中等的同學卻被南開錄取了，因為他出身工人家庭。我有一肚子的委屈，卻不知道向誰訴說，於是獨自一人來到大坪中學空曠的足球場上痛哭了一場。那時我不滿十三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