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文藝大廈傑出設計師 ——寫在王覺誕辰100周年之際

  夏祖生

  2021年8月14日是王覺同志誕辰100周年紀念日。我參與了為他編輯出版的紀念文集《渥丹心語》相關工作。在這些日子裡，王覺先生的身影不時浮現於腦海，似在身旁，猶在眼前。我一直在尋找，想尋找一句適當的話，來概括他留存給我們這個城市的一個永久的形象，來表達我們這一些文藝人對他的敬仰。經過這次編輯專集，我仔細閱讀了全部的文稿，我才真正全面地了解了他的一生一世；我才更全面地感受他為重慶文藝的建設和發展所作出的巨大貢獻。我找到了一句適當的話獻給他：「重慶文藝大廈傑出設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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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參與編輯這本文集之前，長期以來，我只是從兩人忘年交的個人友誼出發，感恩於他，懷念於他，難忘他是我從部隊轉業地方工作時囑我「不要棄離戲劇創作」的引路人。

  1982年底，我從武漢軍區政治部創作室轉業回渝。行前，恰逢時任國家電影局領導人陳荒煤到武漢軍區來指導文藝創作，他為我寫了一封給重慶市文聯王覺同志的推薦信。回渝後，我的轉業安置陰差陽錯，最終被安排到當時的《紅岩少年報》，擔任分管黨支部工作。1983年初春的一個上午，我懷著忐忑的心情走上文聯大院旁邊一座木樓房的二樓。從虛掩著的門縫裡，瞧見一個身材略顯瘦弱但十分精神的男人坐在一個木盆旁搓洗衣裳。我輕輕地敲了敲門。他應聲而起，搓幹了手將我迎進屋內。我向他做自我介紹後，恭敬地遞上陳荒煤寫給他的那封舉薦信。他和祥地接過信看了看，隨即臉上含滿笑意地招呼我落座，熱情地與我隨和地擺談起來。這是我同王覺先生的第一次會面，既無從不相識的陌生，也無初次相見的客套，似乎是早就熟識的人。就這樣，我們一見如故，成了忘年交朋友。後來我才知道，王覺時任市文聯黨組書記、副主席，已經60出頭，是重慶市文聯的一把手領導人；文藝界的許多人都喜歡與他交往，親切地稱他「覺伯伯」。

  我在部隊服役15年，參軍後長時期在部隊文藝宣傳隊搞文藝創作，後調進武漢軍區政治部創作辦公室當創作員，創作過獨幕話劇《弄巧成拙》、大型話劇《將軍志》等不少作品。轉業到重慶《紅岩少年報》工作後，原想服從組織安排，也打算把這份工作做好。我積極學習記者、編輯業務知識，還參加1983年全國新聞系統首次統一測試，獲得了全國新聞高級職稱評審委員會頒發的成績合格證書。我準備就這樣開始我轉業之後的工作和生活。不料後來覺伯伯的一個提議，改變了我的生活軌跡，使我重返戲劇創作之路。

  1983年初夏的一天，我去覺伯伯家裡看望他。我們坐在他書房裡擺談。他對我說：「你在部隊寫過那麼多戲，回來後不應該停筆，要繼續寫下去。」我對他表示說：「我離開重慶時還只是個高中學生，不熟悉生活，不知道能寫什麼。」他想了想，從書櫥里拿出來一本書遞給我說：「重慶市政協剛編了一本書《重慶談判紀實》，你拿回去讀一讀，看能不能寫一個戲。」

  我仔細閱讀這本書。看到當年一個國民黨憲兵隊長寫的一篇回憶文章。文章主要內容是：重慶談判臨近尾聲了，周恩來的秘書李少石突然遭到國民黨士兵殺害。消息傳來，周恩來當即向張治中提出強烈抗議，氣憤地說了「要殺就殺我，何必殺我的秘書嘛」之類的話。合眾國際社發出「國民黨破壞和談派人刺殺周恩來」的外電，一時間政治局勢驟然緊張。事後查明李少石之死只是由車禍引起的誤傷所致。周恩來當即指示南方局重慶辦事處召開新聞發布會，向社會公開澄清事實，在社會各界人士中產生巨大震動。那位憲兵隊長在文章里說，他就是從李少石事件中看到了共產黨光明磊落的形象，從而徹底改變了他對中國共產黨的看法。

  這篇文章激發了我的創作靈感。我意識到李少石事件有強烈的戲劇性，有深遠的思想價值，有周恩來的高大形象，又可反映出重慶談判的大歷史背景，可以據此寫成一部好戲。我把這個創作設想告訴覺伯伯，當即獲得他的首肯，鼓勵我投入創作。一年多之後，我與重慶市話劇團陳飛和白路平老師合作，由我執筆寫成了多場次話劇《陪都新聞》。劇本得到覺伯伯的首肯。1985年6月，覺伯伯請原文化部副部長、中國青年藝術劇院院長，時任重慶市政府文化顧問吳雪審看劇本，吳雪看後對該劇本創作做了充分肯定。他認為「劇本寫得不錯，劇中多具體情節，描繪得頗為動人」，「這個劇本對總理形象的刻畫，是在寫人，而不是在寫神。劇本沒有把我們黨和國家的領袖人物神化，而是恰如其分地表現了周恩來實事求是的偉大精神。」10月，該劇由著名導演趙鏘執導、重慶市話劇團排演，參加重慶首屆霧季藝術節在抗建堂劇場首演。著名戲劇家曹禺先生看戲後讚嘆：「李少石事件本是一個活報劇題材，你們能寫成這個樣子真不簡單。」該劇的演出獲得了很大的成功，產生了較大的社會影響，引起戲劇界極大的關注。

  但由於當時還處於改革開放初期，人們的思想觀念還難免受到羈絆。《陪都新聞》公演後，有同志尖銳批評說：「周恩來在重慶有那麼多優秀事跡，為什麼要專挑周恩來當初判斷失誤來寫？認為這樣寫有損周恩來的偉人形象。」還有人提議：「去武漢軍區調查一下，看看這個作者是不是在部隊上就有什麼政治問題！」甚至於，還有人建議停演此戲！一時間，文藝界議論紛紛，爭論不斷。作者、導演、演出單位、市文化局領導等都感受到不輕的政治思想壓力。這個時候，作為這個戲的倡議者、支持者的覺伯伯承擔了多麼大的壓力，是可想而知的。但這期間，我沒有聽到他對我說過一句動搖的話。只記得一天晚上，覺伯伯通知導演趙鏘和我們三個作者到渝洲賓館去。我們去後，王覺先生引我們在一間寬大的客房裡，見到我們重慶市的老市長任白戈書記。原來，是王覺先生事前拜見了他的老領導，請他發表對話劇《陪都新聞》的意見。任市長見到我們，熱情而坦率地談了他看戲後的感受。他態度鮮明地說：「這個戲很好嘛，歌頌了共產黨的實事求是精神。」任白戈老市長在重慶文藝界有很高的威望。他這話傳開後，關於話劇《陪都新聞》的風波才漸有平息。

  當年11月1日，王覺先生在《重慶日報》發表署名文章，態度鮮明地肯定：「《陪都新聞》是一出紀實性與戲劇性相結合，具有新意和特色的革命歷史劇。它以1945年重慶談判期間震驚一時的李少石事件為主要情節線索，以表現我黨光明正大，堅持實事求是立於不敗之地為主題思想，比較成功地塑造了黨的領袖人物、作為無產階級政治家的周恩來同志的形象。」

  繼這之後，這個話劇又改編為同名四集電視劇。在改編電視劇過程中，覺伯伯又親自組織力量在市文聯認真地討論、研究，提出具體修改意見。他還親筆致信陳荒煤，並請張穎審看劇本，使作者獲得了重要的幫助和支持。電視劇由上海電影製片廠著名導演黃祖模擔任導演。該劇拍攝成功後，1987年3月4日在重慶電視台首播；1987年五一國際勞動節那天由中央電視台連續播出，在全國產生了較大影響。1987年3月15日，曾在南方局工作時擔任周恩來文藝秘書、時任中國劇協黨組書記張穎同志在《重慶日報》發表署名文章，高度評價該劇。她在文中寫道，該劇「通過處理李少石事件，相當完整地塑造了周恩來的感人形象。以往在一些話劇或電影中也曾有不少是描寫周恩來的，但我感到在《陪都新聞》中的周恩來顯得比較親切、生動、豐富，突破了寫領袖人物的許多思想束縛，寫了生活中平凡又不平凡的偉大人物，而不是製造出可望而不可即的『神』的形象，所以是真實而感人的」。當時的文化部音像出版社向國內外出版發行了錄像帶。出版社的領導告訴我們，該片在台灣發行也受到歡迎，在台灣政界有關人士之中產生了良好的社會反響。

  從那以後，我離開了《紅岩少年報》，正式調入重慶市文化局創作評論室任專業編劇。30多年來，我一直在戲劇創作、影視創作、戲劇活動、文藝評論等方面努力工作、發揮作用、貢獻力量，成長為國家一級編劇、曾任市劇協副主席兼秘書長。回首往事，細想來路，我不勝感嘆：若不是當初覺伯伯囑我不要棄離戲劇創作、引導我堅持寫戲，我市也可能會多了一個普通的編輯，而少了一個可做貢獻的戲劇家。由此可見王覺先生發現人才、保護作者，支持作品創新，堅定推動重慶文藝創朝著正確發展方向的堅定意志和良苦用心！

  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市文藝界能夠在改革開放之初，就產生出《陪都新聞》這樣一部能夠衝破舊思想觀念，具有藝術創新意義的，能在全國產生較大影響的文藝作品，現在回憶琢磨起來，感覺十分不易。直到這次參加《渥丹心語》的編輯工作，經歷了與王覺先生全面的心靈對話，我才感覺出覺伯伯與重慶文藝的深刻淵源，才從中領悟到重慶文藝大廈的熠熠光輝實在與覺伯伯對重慶文藝的終生奉獻分不開！

  王覺先生1938年6月在重慶加入中國共產黨，那時他才17歲，屬紅軍時期的革命幹部。至重慶解放前十年左右時間，他就在重慶從事進步文藝活動。他的公開身份是全國文協工作人員。在黨內，他負責配合黨派來重慶的文藝幹部何其芳開展工作。他協助何其芳編輯《抗戰文藝》《七月》《希望》《萌芽聯合特刊》等刊物，積極地在重慶文藝界發揮作用。1944年，他賣掉祖父遺留的田地，出資在重慶臨江門一小巷內創辦了新地出版社，出版了沙汀的小說《還鄉記》。他以「渥丹」的筆名發表了《〈財主底兒女們〉第一部讀後感》《文藝節斷想》《讀〈豐饒的原野〉》《談〈馬凡陀的山歌〉》等大量文藝評論文章，以一個青年文藝評論家的姿態抒發自己深刻的文藝見解。他在《談〈馬凡陀的山歌〉》一文中寫道：「我們要學習舊有的民間形式、更重要的卻是為了創造人民所喜聞樂見的新形式，而這種形式又是決定於新的內容的」；他在紀念魯迅的文章《承繼偉大的文學遺產——寫在魯迅先生逝世十一周年》中寫道：「只要不做黑暗的附著物，為光明而滅亡，則我們一定有悠久的將來，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將來」；1947年面臨內戰爆發的情境，他在《文藝節斷想》中鮮明地指出：「文藝為人民服務。擺在文藝工作者面前的道路，也正是這條壯闊的、艱辛的道路」「人民的奮鬥道路，絕不像是一句極簡單的口號，但這正是中國文藝工作者由長期困苦摸索而得到底明確的目標」。他還寫道：「作者的主觀思想、情感必須與客觀現實統一起來，這樣才會創造出真實的、偉大的作品。用旁觀的、冷淡的態度去觀察現實，對現實是不會得到最正確、最完全的認識的。」從王覺先生這些精闢的文藝論斷中可以明顯看出，在當初那個時代，他就已經具備了成熟的革命文藝思想素質，在文藝評論水平上已經達到相當的高度，為他在重慶解放後成為重慶文藝界的掌門人提供了堅實的政治和藝術修養基礎。

  重慶解放後，王覺先生從參加軍管會接管重慶文教界工作開始直至離世，長期擔任重慶文藝界主要領導人，在重慶文藝界產生了重大影響，功不可沒，歷歷可數。

  20世紀50年代初，王覺先生擔任市委宣傳部首任文藝處長，配合文管會主任任白戈的領導，在文藝界努力推動重慶文藝創作。在那個時期，催生我市創作出了第一部反映新中國建設的話劇《四十年的願望》，受到中央領導的讚揚。周恩來稱讚「這是一出方向正確，歌頌中國工人階級的戲」；賀龍副總理稱讚「是第一部反映祖國大規模生產建設的話劇」。全國13個話劇團體上演了該劇。1953年賀龍還攜此劇赴朝慰問中國人民志願軍。1956年，該劇榮獲第一屆全國話劇匯演劇本二等獎。這標示著重慶文藝創作在解放之初就走在全國前列。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王覺先生以敏銳的政治、藝術眼光，抓住我市業餘作者羅廣斌、楊益言、劉德彬等三人在1957年寫作的革命回憶錄《在烈火中永生》不放，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積極扶持、組織和指導長篇小說《紅岩》的創作。他爭取將三位作者一起調進市文聯工作，為他們創造了較好的寫作條件；他努力爭取到當時的四川省委宣傳部長馬識途、四川省文聯主席沙汀對小說《紅岩》創作的大力支持。經過反覆的加工修改，1961年長篇小說《紅岩》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發行後，立刻以鮮明的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藝術風格，贏得了全國讀者的喜愛。此書至今都是我國發行量最大的文學作品。1963年總政文工團根據小說創作公演了歌劇《江姐》，毛主席、周總理、朱總司令等中央領導觀看了演出，受到中央領導人高度讚許。1965年北京電影製片廠將小說拍攝成電影《烈火中永生》，更是擴大了其在全國的傳播，足足影響了幾代人，至今魅力不衰。這部載入史冊的紅色經典著作成為重慶文藝創作高度的標誌性作品。

  60年代初，王覺先生參與任白戈市長領導組織的市川劇院進京匯演工作。他深入院團參與選擇、確定劇目；參加修改、審查、組織等具體工作。匯集動員了我市眾多川劇名家參演，排演了《繡襦記》《金釵記》《荷珠配》《紅梅記》等四部傳統戲。這一時期他還配合任白戈市長對傳統川戲開展了挖掘、整理、改編的工作，獲得顯著成績。市川劇院成功排演的《柳蔭記》在全國第一次戲曲匯演獲獎，《芙奴傳》獲得周恩來的特別喜愛。這些既繼承了戲曲的優秀傳統，又具有藝術新意的劇目都先後在北京進行公演，受到中央領導和首都觀眾的讚許。可謂轟動京城，蜚聲劇壇，極大地提高了重慶文藝在全國的影響力。

  歷經那個特定時代的磨難和衝擊，在我國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代，王覺先生重返重慶文藝領導崗位，更是鬥志不衰，初心不改，率領重慶文藝界撥亂反正，衝破舊的思想束縛，積極創造重慶文藝事業的新開局。

  1978年前後，我國剛迎來新時代的一線曙光。此時，王覺先生兼職擔任重慶《紅岩》雜誌社主編，他決心利用這份雜誌作為開拓新時期重慶文藝工作的突破口。他從《沱江文藝》上讀到四川簡陽一位普通農民業餘作者周克芹的長篇小說《許茂和他的女兒們》前五章，當即敏銳地發覺這是一部具有時代認識價值的藝術新作。他隨即親率編輯部的強將精兵前往簡陽，上門拜訪周克芹。他高度肯定了作品的發展潛力，熱情地將作者周克芹邀請到重慶，安排住在市文聯的一間屋內安心寫作。當時市文聯條件差，王覺先生將周克芹安排到編輯部幾位編輯家中輪流吃飯，而在他自己家請周克芹吃的飯自然是最多。周克芹就是在得到《紅岩》雜誌社編輯們如此悉心關照和支持下，順利完成全篇寫作的。1979年第二期《紅岩》雜誌全文首發了長篇小說《許茂和他的女兒們》。為引起讀者關注，王覺先生還親自撰寫了近萬言的評論文章《談〈許茂和他的女兒們〉思想藝術的成就》。為了擴大在全國的影響，他還給時任中國文學研究所所長沙汀寫信，極力舉薦該部作品。1982年該小說參加我國首屆茅盾文學獎，榮登六部獲獎作品之榜首，獲得「新時期中國文壇解放思想破冰開篇之作」美譽，被載入中國文學史冊。除此之外，這一時期《紅岩》雜誌還發表了上海作家葉辛早期的小說《風凜冽》，重慶作家況浩文的《一雙繡花鞋》等一批全國影響較大的作品，形成《紅岩》雜誌發行二十多萬冊的興盛時期，被全國文藝界讚譽為與《收穫》《當代》《十月》齊名的中國雜誌「四大花旦」。

  1980年，四川美術學院大三的油畫系學生羅中立，創作了一幅風格獨異的油畫《父親》。學院申報該作品赴成都參加四川青年美展。面對這樣一幅滿臉苦難皺紋的農民頭像油畫，究竟能不能送上去參展呢，成為擺在市文聯領導人王覺等人面前的一道難題。這段時間，有人批評油畫「沒有反映解放後中國農民的變化」；甚至還有人乾脆說「污衊了中國農民形象」。面臨如此情形，王覺先生不為所動。他冷靜地和市美協主席牛文多次探討，反覆交流。經與羅中立多次斟酌，後來羅中立在油畫《父親》定稿的左面耳朵上加上一支原子筆，用此加強了些社會時代新氣息。也許這樣的添加從藝術的角度看並不是最好的主意，但處在剛剛結束那個特殊年代的歷史時期，這也許為這幅油畫破土而出創造了機會，使它能順利問世，一飛沖天。在成都參加的四川青年美展上，這幅油畫被《美術雜誌》編輯栗憲庭發現，刊用發表在1981年第一期《美術雜誌》封面。同年，油畫《父親》參加全國青年美展獲一等獎、人民日報金獎。被譽為「畫出了中國農民典型形象的超級寫實主義作品」。美術界人士高度評價作品，「運用獨特創新的繪畫手法，聚焦中國最大的群體農民，以人文主義的關懷，將藝術還原日常生活的人的本身，引領了當代藝術鄉土繪畫的發展」，「是中國當代美術史上的里程碑」。作品當即被中國美術館作為藝術經典作品收藏。

  除以上列舉的諸多事跡之外，王覺先生在重慶文藝界的影響還遍及評論、文學、戲劇、美術、攝影、舞蹈、出版等多個方面。可舉之事、可談之人還很多很多。即使在他離世近30年後的當下，我市文藝界各界人士都還經常會在不知不覺之間，就會聊到「重慶文藝的內行領導」「重慶文藝的王覺時代」「重慶文藝界的旗手」之類的感嘆。的確，新中國成立以來重慶文藝由何而來，向何而去，這是重慶文藝界當議的一個重要課題。被甘泉滋潤過的土地，不應當忘記灌溉過土地的那道甘泉；長滿碩果的田野，不應當忘記播撒種子的播種人。縱覽王覺先生為重慶文藝默默奉獻的一生，天地可鑑他的一片渥丹心。從他20多歲就鮮明提出來「文藝為人民服務是擺在文藝工作者面前的道路」，到他70歲離世，他正是沿著這條「壯闊的、艱辛的道路」不忘初心，矢志不渝，一路前行。他耗盡心血，一點一滴地為重慶這座城市添加優秀文化分量；一磚一瓦地為重慶的文藝大廈構築輝煌。是的，正是他革命文藝家的高風亮節，領引我們重慶文藝一直沿著正確方向發展；正是他卓越的藝術修養高度，使我們重慶文藝一度站在全國文藝的高峰。如今，在隆重紀念他誕辰100周年的時候，我們稱譽他是「重慶文藝大廈傑出設計師」，實至名歸！

  紀念過去，是為了未來。希望重慶文藝界繼承和發揚前輩的光榮傳統，祝願重慶再有王覺先生這樣傑出的設計師出現。我們渴望重慶文藝的再度輝煌！

  2020年10月27日 撰寫於南山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