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您，敬愛的父親！

  王海闊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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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年10月，剛滿70歲的父親王覺為了自己一生為之奮鬥的黨的文藝工作嘔心瀝血，積勞成疾，永遠地離開了我們！

  而此前一年，他才剛剛辦理了離休手續，卸下了繁重的工作擔子。還沒來得及享受一下悠閒自得的人生，便匆匆離去，怎不叫人痛徹心扉？

  明年，將迎來他老人家百歲誕辰暨逝世30周年，在時下「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精神力量感召下，想到父親一輩子為黨和國家文藝事業做出的無私奉獻，藉此機會，我將30年來久久縈繞於心對父親的思念和回憶訴諸筆端，獻給父親百年誕辰。

  記得父親剛去世時，重慶市原作協主席、作家黃濟人曾對我說：「海闊，你抽時間把父親遺留的文稿清理一下交給我們吧，作協為他出一本集子……」然而那些年，因為自己忙於工作，一直沒有時間沉下心來做這件事。雖然如此，這個遲遲未能了卻的心愿，卻一直沉甸甸地放在我心裡。

  近年，隨著自己的年歲增高（現已67歲），手裡的工作也開始慢慢放下，於是，便決心著手將父親遺存家中的文稿及信札進行整理。為了收集到父親更多的文章，2019年，前後花去大半年時間，我冒著酷暑烈日，多次前往重慶市圖書館重慶地方文獻館，在浩如煙海的歷史文獻中，翻閱查找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版發行的大量文學期刊，如《奔騰》《紅岩》《西南文藝》《四川文藝》《大眾文藝》《說古唱今》等，從中搜集到父親曾經撰寫的十多篇文學評論文章。由於上述文學期刊因年久失散，現已無法找齊，並且期刊紙張已經酥脆，手觸即破，我只好小心翼翼地將查找到的資料拍照取回，然後在電腦上對照照片上的文字，逐字逐句敲擊鍵盤編輯完成。

  常言道「文如其人」，通過對父親每一篇遺作的閱讀和整理，我深刻體會到他對黨的文藝事業忠心耿耿、矢志不渝的崇高精神。在家人心目中，父親一輩子都在忘我工作，他深受上級組織的信任，一直工作到69歲才正式離開崗位，在忙碌中匆匆走過自己的人生。父親為了事業不惜付出一切的精神，讓人深感欽佩！

  二

  父親生前從未對子女談及自己的父輩及家庭。而近年我在重慶市檔案館珍藏的歷史文獻查閱中，意外發現了祖父的一些史料。祖父王岳生是一位讀書人，早年追隨孫中山參加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系老同盟會會員。民國時從政做官，曾擔任四川省財政廳廳長等多種要職。之後，祖父厭倦了官場的爾虞我詐、爭權奪利，繼而看破紅塵棄政從商，興辦社會實業和慈善事業，而且做得非常成功，受到朝野的肯定和尊重。

  1921年，父親出生在這個富裕的家庭。在成長過程中，他深受其父早年激進的思想薰陶，對國家的前途、人民的命運充滿著熱情和期待，立志要為祖國的富強和人民的幸福去奮鬥，甚至不惜拋頭顱灑熱血。父親早在巴縣中學念初中時就追隨共產黨投身革命。1938年，他年僅17歲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冒著生命危險一直堅持在國統區從事黨的地下工作。20世紀40年代初，父親通過民主人士沈鈞儒先生介紹認識教育家陶行知先生，陶先生見父親熱愛文學並渴望從事教育工作，便給予父親一番鼓勵：「你既然有志學文學，你家庭環境也還好，年紀還輕，就該趁此好好地學習，不上大學也是可以成功的，過去梁漱溟先生去考北大沒有考上，以後北大還請他做教授呢。」（見渥丹《你創造了不朽的生命——敬悼陶行知先生》）就這樣，父親走進了陶行知創辦的重慶育才學校（合川草街）文學組任教。

  父親對自己的信仰十分執著，對共產黨無比忠誠，絕不摻雜絲毫個人利益。據我母親徐蘅回憶，她1943年與父親結婚後，就跟隨他參加中共地下黨的工作。1945年，父親在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重慶分會與知名作家艾蕪、沙汀、聶紺弩一起工作期間，母親還曾協助並參與了抄寫進步文稿的工作。其間，父親讓母親閱讀進步刊物，要求母親每天都寫讀書筆記。後來，母親在鄒韜奮創辦的進步書店——上海三聯書店重慶書店工作。1948年4月，重慶地下黨組織遭到破壞，父親被迫離開重慶前往華北、華中地區，母親因為要照顧兩個幼小的孩子而留在家裡。父親離渝前，地下黨組織曾向父親建議讓母親加入共產黨，而父親則向組織表示，徐蘅雖然思想傾向進步，但條件尚不具備，還得根據她的表現再考察一段時間。之後，父親認為母親政治態度不夠積極，入黨願望不甚強烈，沒有達到共產黨員的標準。因此，母親入黨之事就此擱淺。解放後，母親一直以一名普通幹部的身份在重慶市新華書店工作，退休也未享受離休幹部待遇（現為「解初幹部」待遇）。好在母親對此並不計較，對父親的做法表示理解。

  解放後，父親在重慶文藝界長期擔任領導。作為一位在文藝理論和文學評論領域裡學養深厚的行家，他不辭辛勞地把全部精力和心血都投入到黨的文藝事業中，直到生命終結。我記憶深刻的是，「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得到全面復甦，群眾文藝創作迎來大好時機。父親為辦好《紅岩》文學刊物，振興重慶的文藝事業，他常常是白天奔波於基層文化單位，參加並組織開展各種群眾文化活動，夜裡埋頭於稿件、信札堆積如山的書桌，伏案審稿、改稿，以及回復作者信函至深夜，甚而通宵達旦。正是那些年，《紅岩》雜誌發表了許多在全國產生影響的高質量文學作品，如作家周克芹的《許茂和他的女兒們》（獲首屆茅盾文學獎）、況浩文的《一雙繡花鞋》、葉辛的《風凜冽》等等。同時，《紅岩》還發現和培養了一大批年輕有為的文學創作人才。那個時期，重慶的文化藝術空前繁榮，戲劇歌舞新戲連台，在創作上也取得豐碩成果。然而，我能感受得到父親在那些日子累並快樂，也是他一生中心情最為愉悅的時日。

  三

  父母養育我家兄弟姐妹五人。記得我們小時候，父親整天都忙於工作，根本沒有時間與孩子們在一起玩耍和情感交流。儘管如此，我們依然能夠感受到父親發自心底對兒女們的愛護。父親對子女要求十分嚴格，他的教育方式往往身教重於言傳，以身作則，時刻在為兒女樹立榜樣。

  父親一輩子勤勞簡樸。無論工作有多忙，他都始終堅持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幾十年如一日。他的衣服、被套床單全是自己洗，包括打掃房間的清潔衛生，都親力親為，從不讓別人代勞。父親熱愛勞動的良好習慣，也深深地影響著我們。

  隨著我們漸漸長大成人，閒暇時，父親也會與子女分別聊談一些各自的工作情況。他思想觀念十分明確：一個人慾想事業成功，必須得有一門過硬的本領，這樣才能更好地對社會作出貢獻。父親自己是一名精通業務的領導幹部，所以，他總希望自己的孩子都能學有所長，成為某一領域的行家裡手。在父親影響之下，我們兄妹五人都實現了他的心愿，各自在所從事的工作中都能獨當一面，有所作為。

  大姐王播谷，1968年畢業於西南師範學院（現西南大學）美術與漢語言文學專業。退休前，先後擔任陝西省婦聯兒童工作部部長、陝西省兒童福利會秘書長等職務。退休後，繼任陝西省兒童福利會常務副會長，直到2019年換屆。現受聘陝西省兒童福利會顧問。她熱愛婦女兒童事業，熱愛自己的專業，畫得一手好畫。

  大哥王旦臨，原在重慶市美術公司從事模型工藝製作，系模型工藝師，曾任模型廠廠長。大哥有一手精湛的模型製作技藝，他早年為我國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製作的「解放」牌汽車、「紅旗」牌轎車模型，因質量優異而獲得業內專家好評。後來，大哥還為重慶江北機場和成都雙流機場成功製作大型沙盤模型。2005年，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建館時，他被該館特聘為陳列展覽技術顧問，監理製作「古代重慶城市地形」的大型沙盤模型。

  二哥王榴火，於重慶建築工程學院暖通專業畢業後，在重慶市設計院工作。20世紀80年代初，二哥在重慶電視台從事新聞採訪、編輯、審稿和簽發工作。90年代初定居芬蘭。多年來，他在赫爾辛基大學等院校教授中國文化藝術。並在芬蘭舉辦個人書畫作品展，傳播中國文化藝術。

  妹妹王離離，重慶市少年先鋒報社原資深編輯、記者（副高級職務），長期擔任編輯部主任。離離繼承父親對文藝的熱愛，在從事少兒報刊30年的採編工作中，她編發大量少兒優秀作品，並發現和培養了許多優秀兒童作者和文學愛好者。離離不僅是一位受人尊敬和愛戴的好編輯，同時也是一位好記者、好作家，她采寫和創作的大量新聞作品及文學作品，榮獲過許多獎項，曾獲得全國少年兒童報刊優秀工作者、共青團重慶市委直屬單位先進工作者稱號；榮獲第六屆全國綜合性少兒報紙好稿件、好作品編輯一等獎，全國首屆少兒報刊版面設計三等獎、中國少兒報刊獎（好作品編輯）一等獎、重慶市報紙副刊好作品一等獎，以及第七屆中國金雞百花電影節優秀新聞作品三等獎等幾十項殊榮。

  我在家排行第四。20世紀70年代初，在農村插隊當知青三年之後被招工回城，到重慶市北碚玻璃模具廠當了一名玻璃模具（金屬）雕刻鉗工。工廠離家遠，交通不方便，加上自己對當時的工作也不滿意，便產生利用父親的關係調換工作單位的想法。不料，我對父親談及此事，卻遭到他竭力反對。父親情緒激動地對我說：「自己連個初中都沒畢業，還能夠勝任什麼工作？」他見我一臉茫然，接著又說：「你現在當工人學技術很好嘛！今天當徒弟，明天做師父，往後技師、工程師的路，難道就不可以自己去走嗎？」家人都知道父親向來做事認真不徇私情，我提出如此「過分」的要求，豈不有意讓他為難？直到後來，我才明白父親當時對自己嚴厲批評的用意，分明是在講述「術業有專攻」的道理。於是我只好打消調換工作單位的念頭，老老實實在廠里學技術。

  當工人9年之後，一個偶然機會得知重慶市博物館需要文物（青銅器）修復專技人員，而這項工作居然與我在工廠里乾的模具雕刻鉗工在技術上是相通的，具有異曲同工之妙。我與父親談及此事，他經過再三思考，最終同意我去從事這項工作。父親最為看重的就是技術專長，他認為如果能將工廠所學技術與文物修復工作很好結合，我將來一定還會發揮更大作用。

  1981年，我來到重慶市博物館從事文物修復工作。這是一門手工技藝活兒，即將遭受自然或人為損壞的文物（金屬器、陶瓷器、石器、木器、紡織品等類）通過實施修復恢復原貌，再用於博物館歷史陳列展覽、考古和文物研究工作。雖然，文物修復是一個不大為人所知的小眾職業，但它所涉及的學科知識類門較廣，從理論上它涵蓋歷史、考古、物理、機械、化學、美學等等。目前，我國文物修復專業尚未建立起一套系統、標準化的技術學科理論，其教學方式只能通過口傳心授。文物修復工作技術性較強，更多是通過從業者在實踐中去不斷積累經驗，進而將所獲技術經驗進行研究總結形成技術理論。正是因為文物修復工作所具有的這些特點，才使我對它充滿著興趣和熱愛。於是，自己早在心裡暗下決心，不能辜負父親的期望，一定要把它干出點名堂。

  在文博單位從事文物修復工作將近40年（包括退休返聘7年），我先後經歷了重慶市博物館、重慶市文物考古所和現在重慶市文化遺產研究院的變遷。在博物館，我做過館藏文物修復和複製工作；在考古所，從1998年至2008年，我參加了三峽庫區文物考古發掘，並主持田野文物修復保護工作。其間，自己通過努力學習各類文物修復保護技術，並將多年工作積累的技術經驗進行研究總結，先後撰寫10餘篇文物保護技術文章，在全國多家專業核心期刊發表。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利用過去在工廠所學的雕刻鉗工技術，為重慶市博物館成功複製國家一級文物「巴蜀金銀錯犀牛銅帶鉤」（戰國）。同時將實施傳統手工技藝的複製技術過程進行總結，撰寫題為《巴蜀金銀錯犀牛銅帶鉤的複製》一文在《四川文物》發表。1989年5月，這件文物複製品被選送國家文物局在故宮博物院舉辦的「全國精品文物複製陳列」展覽，獲得業內專家好評。

  這些年，隨著國家文物保護事業的飛速發展，文物修復專業技術人才凸顯匱乏。在2013年退休之後，重慶市文化遺產研究院將我返聘上崗，繼續為本單位開展文物修復技術「師承制」培養學生，直到2020年5月，我才正式離開工作崗位。通過自己多年工作不懈努力，我從一名普通工人成長為高級專業技術人員（文博副研究員）。2009年，被選編入《中國當代文博專家志》（文物出版社出版）；2013年，當選為中國文物學會、文物修復專家委員會委員。

  父親為自己所熱愛的黨的文藝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不僅為我們樹立了榜樣，同時也給後人留下了一筆可貴的精神財富。回顧自己的成長經歷及在事業上所取得的成績，都離不開他老人家潛移默化的影響和諄諄教導。「你現在當工人學技術很好嘛！今天當徒弟，明天做師父，往後技師、工程師的路，難道就不可以自己去走嗎？」父親當年那語重心長的一席話，我永遠銘記在心間！

  我深深地感恩父親！作為他的兒女，我們無比驕傲。

  我也想告慰父親：兒女們沒有辜負您的期望，祈願您在九泉之下永遠安息！

  2020年初夏

  1991年春節家人團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