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岩》故事

  李 鋼

  1975年某天，在一家工廠做工的我收到一封署名「楊大矛」的信，信中說偶然讀到了我的一些詩，感覺很好，想約我一見。我不認識楊大矛。有人告訴我說楊大矛是一位詩人，在重慶市文聯工作。

  我想了想，楊信中所提到的詩，肯定是指我的一本詩集。1968年我到海軍當兵後，曾憑一時心血來潮寫了幾首詩，不料卻被南海艦隊的女兵們傳抄，甚至傳抄到廣州軍區的女兵那裡去了（多年之後我發現，就連武漢軍區女兵的筆記本上，竟也有抄著我的詩的）。我很興奮。這事極大地滿足了我的虛榮心，促使我接二連三地又寫了一堆。現在回看這些詩，既有單純幼稚的紅色熱情，又有小資產階級的浪漫情調，總的來說很可笑，但才華也還是有一點兒的，很迎合女兵們的趣味。當時的女兵多出身於軍人幹部家庭，她們一般都有拿著個小本子亂抄亂傳的優點。

  1973年我退伍後，為了保存這份虛榮心，也為了紀念自己為女兵們寫詩的光榮歲月，我把這些詩十分工整地謄到本子上。又有舊日的同學來為它作序，畫插圖，手繪了很漂亮的封面。於是，一本像模像樣僅有一冊的詩集就被我自己出版發行了。我還為它成功地舉行過幾場小規模朗誦會，由我本人一誦到底，我善於用許多「啊」把大家弄出渾身的雞皮疙瘩。這本詩集平時在朋友間傳閱。後來我才知道，它是由青年詩人兼好事者王長富傳給楊大矛先生的。

  不過就在楊大矛先生讀到這些詩的時候，我的愛好也正發生著多方面的變化。一方面我密切關注時局，熱衷於騎著個鳳凰18型自行車去參加飛行集會，在一些小場合發表危險的政治言論。另一方面由於當工人，我對工業生產也十分關注，我的案頭堆滿《鉗工手冊》《鈑金工》《機械製圖》之類的書，我有空就鑽研，企圖弄懂。並且在我的桌上還放著幾個裝有米吐爾幾奴尼的化學小瓶子，我正忙著建暗房、配顯影藥、自製放大機，因為我對攝影的興趣也同樣濃厚……其實當時我正徘徊在人生的多岔路口：抬腳朝工業的路上走，興許將來能成為一個八級鉗工師傅；朝著照相那邊多靠靠，可能日後會變成一名優秀的攝影工作者；而如果繼續在政治方面散布言論，我基本上就快要鋃鐺入獄了。接到楊大矛先生的那封信，我根本就沒有文學心情。我覺得那是一個沒有文學的時代，整個國家亂鬨鬨的，談詩又有何用呢？那一次，我沒有與楊大矛先生見面，甚至連信也沒有回覆。

  轉眼到了1978年，我又收到了楊大矛先生的來信，仍然是約我見面。時間過去這麼久，他對此事卻念念不忘，這使我感覺到他的執著，也為自己前次的爽約而慚愧。那時國家已發生了巨變，該粉碎的都粉碎了，一切都朝著好的方向發展。我經歷了動亂年代的洗禮，面對眼前一派大好形勢，心情豁然開朗，我身上的文學生機跟全國的文學生機一樣，激揚勃發。我趕緊拿著信去了重慶村三十號，見到了楊大矛先生。

  當時的重慶市文聯正在籌備《紅岩》雜誌的復刊工作，楊大矛先生的身份是《紅岩》雜誌詩歌組的編輯。他對我的詩印象很深，評價也挺高，他希望我能把寫詩當成正事，寫出真正有分量的東西來。時隔多年想起那次見面，我覺得楊大矛先生最具魅力的是他的寬厚、誠懇與謙和，這是那個時代的好編輯特有的品質。如果說從前的女兵們激發出了我寫詩的才能，那麼楊大矛先生則幫我樹立起了堅定的文學信心，也使我以後的生活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事實上，楊大矛先生是我走上詩人之路的一位引路人。

  

  此後不久，楊大矛先生代表《紅岩》雜誌正式向我約稿。我即提出我有寫一首長詩的想法，內容是從周總理去世到「四五」運動爆發，我的感受和思考。因為1976年周總理追悼會那天，我就在天安門廣場悼念的人群之中，我深深感受到了「四五」運動爆發的前夜那凝重的氣氛。這首詩我已醞釀很久了。楊大矛先生的態度是肯定和贊成的，他把我的想法帶回《紅岩》詩歌組討論，詩歌組的答覆是要求我儘快動筆。

  這首定名為《白玫瑰》的長詩一稿而成，發表在《紅岩》的創刊號上，一字未改，一行未刪，占了很大的篇幅。這是我今生公開發表的第一首詩。我說起這些，是想說《紅岩》有一種罕見的風度，對待幾十年前的一個文學新人，《紅岩》是寬容的，在全力扶持他的同時，也給予了他充分的尊重。當年詩歌組的組長是張繼樓，編輯除楊大矛之外，還有餘薇野和楊山。兼任《紅岩》主編的重慶市文聯領導人是王覺。

  我們習慣上稱那個時期叫「王覺時代」。那真是一個人才輩出、重慶文學全面繁榮的時代。普京說：「誰要是忘記蘇聯，誰就沒有良心；誰要想回到蘇聯，誰就沒有頭腦。」我們既有良心也有頭腦，我們不想回到王覺時代，因為王覺先生已辭世多年，我們根本無法回去。我們只是不能忘懷。

  原載《紅岩》2009年

  80年代重慶作協會議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