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岩》故事

2024-10-04 07:40:07 作者: 王海闊、夏祖生編

  李 鋼

  1975年某天,在一家工廠做工的我收到一封署名「楊大矛」的信,信中說偶然讀到了我的一些詩,感覺很好,想約我一見。我不認識楊大矛。有人告訴我說楊大矛是一位詩人,在重慶市文聯工作。

  我想了想,楊信中所提到的詩,肯定是指我的一本詩集。1968年我到海軍當兵後,曾憑一時心血來潮寫了幾首詩,不料卻被南海艦隊的女兵們傳抄,甚至傳抄到廣州軍區的女兵那裡去了(多年之後我發現,就連武漢軍區女兵的筆記本上,竟也有抄著我的詩的)。我很興奮。這事極大地滿足了我的虛榮心,促使我接二連三地又寫了一堆。現在回看這些詩,既有單純幼稚的紅色熱情,又有小資產階級的浪漫情調,總的來說很可笑,但才華也還是有一點兒的,很迎合女兵們的趣味。當時的女兵多出身於軍人幹部家庭,她們一般都有拿著個小本子亂抄亂傳的優點。

  1973年我退伍後,為了保存這份虛榮心,也為了紀念自己為女兵們寫詩的光榮歲月,我把這些詩十分工整地謄到本子上。又有舊日的同學來為它作序,畫插圖,手繪了很漂亮的封面。於是,一本像模像樣僅有一冊的詩集就被我自己出版發行了。我還為它成功地舉行過幾場小規模朗誦會,由我本人一誦到底,我善於用許多「啊」把大家弄出渾身的雞皮疙瘩。這本詩集平時在朋友間傳閱。後來我才知道,它是由青年詩人兼好事者王長富傳給楊大矛先生的。

  不過就在楊大矛先生讀到這些詩的時候,我的愛好也正發生著多方面的變化。一方面我密切關注時局,熱衷於騎著個鳳凰18型自行車去參加飛行集會,在一些小場合發表危險的政治言論。另一方面由於當工人,我對工業生產也十分關注,我的案頭堆滿《鉗工手冊》《鈑金工》《機械製圖》之類的書,我有空就鑽研,企圖弄懂。並且在我的桌上還放著幾個裝有米吐爾幾奴尼的化學小瓶子,我正忙著建暗房、配顯影藥、自製放大機,因為我對攝影的興趣也同樣濃厚……其實當時我正徘徊在人生的多岔路口:抬腳朝工業的路上走,興許將來能成為一個八級鉗工師傅;朝著照相那邊多靠靠,可能日後會變成一名優秀的攝影工作者;而如果繼續在政治方面散布言論,我基本上就快要鋃鐺入獄了。接到楊大矛先生的那封信,我根本就沒有文學心情。我覺得那是一個沒有文學的時代,整個國家亂鬨鬨的,談詩又有何用呢?那一次,我沒有與楊大矛先生見面,甚至連信也沒有回覆。

  轉眼到了1978年,我又收到了楊大矛先生的來信,仍然是約我見面。時間過去這麼久,他對此事卻念念不忘,這使我感覺到他的執著,也為自己前次的爽約而慚愧。那時國家已發生了巨變,該粉碎的都粉碎了,一切都朝著好的方向發展。我經歷了動亂年代的洗禮,面對眼前一派大好形勢,心情豁然開朗,我身上的文學生機跟全國的文學生機一樣,激揚勃發。我趕緊拿著信去了重慶村三十號,見到了楊大矛先生。

  當時的重慶市文聯正在籌備《紅岩》雜誌的復刊工作,楊大矛先生的身份是《紅岩》雜誌詩歌組的編輯。他對我的詩印象很深,評價也挺高,他希望我能把寫詩當成正事,寫出真正有分量的東西來。時隔多年想起那次見面,我覺得楊大矛先生最具魅力的是他的寬厚、誠懇與謙和,這是那個時代的好編輯特有的品質。如果說從前的女兵們激發出了我寫詩的才能,那麼楊大矛先生則幫我樹立起了堅定的文學信心,也使我以後的生活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事實上,楊大矛先生是我走上詩人之路的一位引路人。

  此後不久,楊大矛先生代表《紅岩》雜誌正式向我約稿。我即提出我有寫一首長詩的想法,內容是從周總理去世到「四五」運動爆發,我的感受和思考。因為1976年周總理追悼會那天,我就在天安門廣場悼念的人群之中,我深深感受到了「四五」運動爆發的前夜那凝重的氣氛。這首詩我已醞釀很久了。楊大矛先生的態度是肯定和贊成的,他把我的想法帶回《紅岩》詩歌組討論,詩歌組的答覆是要求我儘快動筆。

  這首定名為《白玫瑰》的長詩一稿而成,發表在《紅岩》的創刊號上,一字未改,一行未刪,占了很大的篇幅。這是我今生公開發表的第一首詩。我說起這些,是想說《紅岩》有一種罕見的風度,對待幾十年前的一個文學新人,《紅岩》是寬容的,在全力扶持他的同時,也給予了他充分的尊重。當年詩歌組的組長是張繼樓,編輯除楊大矛之外,還有餘薇野和楊山。兼任《紅岩》主編的重慶市文聯領導人是王覺。

  

  我們習慣上稱那個時期叫「王覺時代」。那真是一個人才輩出、重慶文學全面繁榮的時代。普京說:「誰要是忘記蘇聯,誰就沒有良心;誰要想回到蘇聯,誰就沒有頭腦。」我們既有良心也有頭腦,我們不想回到王覺時代,因為王覺先生已辭世多年,我們根本無法回去。我們只是不能忘懷。

  原載《紅岩》2009年

  80年代重慶作協會議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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