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親、可敬的長者 ——我印象中的王覺同志

  李敬敏

  我與王覺同志的認識與接觸，始於20世紀60年代，直到他的離世。

  由於從事文藝理論和中國現代文學、當代文學教學和研究工作的需要，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就和文化、文藝方面的同行、官員以及各個層級的領導有所往來。按舊社會的傳統觀念，凡是寫作、戲劇創作與演出，音樂創作與演出，各種繪畫作品的製作和創作，醫藥衛生等職業，以此為生計，養家餬口等等，皆統稱為自由職業者。新中國成立以後，過去的所謂自由職業者中的絕大多數都成了國家體制以內的從事各種各類的體力或腦力勞動者和建設者，成了社會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上述職業者的組織者和領導者就成了政府中文化、文藝機構、社團的官員和領導者。在我所交往、接觸和共事的四川、重慶的文化、文藝方面的同行、官員和不同層級的領導中，王覺是其中印象最好者之一。

  從對文化、文藝的喜愛和從事的專業而言，我與王覺同志有不少的共同話題，但彼此年齡差距較大，在學養、經驗上我更是難以與他相比。王覺早在重慶解放以前就參加了地下黨，只是在重慶解放前兩年，由於當時的川東地下黨組織遭到了破壞，他才離開了一段時間。重慶一解放他就又回到了重慶，直接參與了接受重慶的文化、文藝方面的接收工作和解放初期的文化、文藝的初創與各項基礎設施的建設工作。

  王覺不僅熟悉重慶的山川地貌，也熟悉重慶的人文生態和歷史沿革。說到重慶文藝方面的故事掌故，他都相當熟悉，能說出其中的來龍去脈。關於文藝報刊，人脈關係，誰長於什麼文學體裁，寫過什麼有影響的作品等等他都能娓娓道來。記得有一次，我說我因為寫文章需去查閱50年代重慶出版的《西南文藝》時，有一篇討論寫英雄人物是否需要寫缺點時，一位作家發言說，怎麼不能寫英雄人物的缺點，我就親眼看見一勞動模範，在公共場合隨地吐痰。這不是缺點嗎？後來就有個寫評論的人，由此而上升成「吐痰論」，從而受到了一場小小的批判。因為我看到的文章的作者，並未寫明是誰提出的，而是寫「××」隱去了作家的真實姓名。王覺聽了我的轉述以後，立刻就明確地告訴了我作家的真名真姓，以及發生的時間和地點。我聽了他的回答以後，當時就想，這事已經過去了20多年，又不是了不起的什麼大事，而在王覺的記憶中卻記得如此清楚，真不簡單。

  從20世紀70年代後期到90年代初，我參加過多次由王覺主持的各種會議，作品討論會和與重慶文學藝術相關的大小活動，他的發言，會上會下的交談，閒談中零星意見等等，都留下了值得回憶的印象。現在略略歸納，大概有以下幾點。

  第一，王覺是當時重慶文聯事實上的總管。王覺時期的重慶文聯，名義上的主席是詩人方敬。方敬的主要行政職務，先是地處重慶北碚的西南師範學院（即後來的西南師範大學，也就是現在的西南大學）教務處長，他的日常工作範圍涉及全校的半壁江山，非常繁忙，後來又升任西師的副校長，重慶文聯的任職實際上是掛名而已，文聯的會議，大都缺席。王覺是文聯的常務副主席，又是黨組書記，是實實在在的主管，真正的當家人。王覺時期的重慶村30號不僅僅是重慶作家協會的「家」的所在地，也是重慶戲劇家協會、重慶音樂家協會、重慶曲藝家協會……所有屬於重慶藝術家方面的各種協會都以這裡為「家」。有趣的是，王覺的妻兒老小也都住在這裡，以此為家。

  第二，在我的印象中，王覺是一個十足的「忙人」。在市委宣傳部，王覺長期以來是管文藝的「文藝處長」，是最資深的「文藝處長」。他經常是在市委那邊結束會議，就又風塵僕僕地往文聯這邊來。當時沒有車，常常是氣喘吁吁的從地一個會議出來，急急出席下一個會議。當他進入會場，看見已經座無虛席，參會者等待主持者的到來，他環視會場以後，就會帶著歉意地說，對不起來晚了。然後喝口水，清清嗓子，開始他的主旨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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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紀50年代中期，西南大區撤銷。重慶由大區所在地成立了四川省下屬的省轄市。經歷十年「文化大革命」以後，王覺已由中青年領導骨幹成了「不惑」「花甲」之年的准老乾。由於重慶城市級別的下降，又經歷「文化大革命」的變遷，文聯編制的縮小，經費一再減少。王覺身兼數職而他又勇於擔當，他經常顯得勞累而疲乏，但他從不抱怨，特別是不在公開場合抱怨。「四人幫」粉碎以後，文藝界人士顯得興奮，領頭人王覺也有青春煥發之感。當《紅岩》復刊，收到了令人欣喜的來稿，為了儘快讓好稿件刊出與讀者見面，他夜以繼日地讀稿、審稿、簽發。他在繁忙中高興，在高興中繁忙。

  第三，謙和平易。在重慶市宣傳口和文學藝術界，王覺長期都處在領導的崗位上，是幾十年一貫的老領導，這是業內的從業者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同時王覺又一貫謙和平易，這也是盡人皆知的。

  作為領導人的王覺，他從來沒有對作家藝術家們無端指責和惡語傷人，有時相遇還笑語相迎，這就在無形中傳達出了一種濃濃的暖意。作為重慶文聯主持發行的刊物的編審和主編，面對擬用或擬修改的稿件，他總是在認真審核和仔細體會作者意圖的基礎上提出建議，並以商量的口氣與作者討論之後作出修改，而不是以簡單粗暴的態度，要求作者「必須」如何、如何，「應該」怎樣、怎樣。

  王覺從20世紀50年代初，在重慶文聯當領導直到逝世，幾十年曆經幾代人，皆能與之和諧相處，並得到良好口碑，絕不是偶然得來的。

  下面我還說兩個與王覺工作直接相關的問題，從中看出王覺的作風、思想和人品。

  第一，關於重慶市文學學會。

  1986年由重慶市委宣傳部批准成立重慶市文學學會。重慶市文學學會的主管單位是重慶師範學院（即現在的重慶師範大學的前身）。文件明確：重慶市文學學會首任會長王覺。

  王覺擔任重慶市文學學會會長，在當時既是當仁不讓，理所當然，又是輕車熟路，駕輕就熟。當然文學學會是一個包羅很廣的學會。其範圍既有古今（古代文學、近代文學、現代文學、當代文學），又有中外（中國文學、外國文學），還有文學理論研究（文學原理研究、美學原理研究、技術美學研究、文藝美學研究、美學史研究）等等。重慶文學學會不像省級學會、研究會那樣按學科二級學科劃分，分別成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會，中國近代文學研究會，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那樣，而是一攬子文學學會將一切文學研究都包括無遺。

  王覺擔任重慶市文學學會會長，充分利用文科師資相對強大的優勢，實施放手、放權，只在宏觀上進行關心和過問，從不在一些具體細節上進行干預。主管重慶文學學會的重慶師範學院專門派了中文系的強有力的幹部，具體負責學會日常事務，並在物資和經費上給予儘可能的保障和支持。

  重慶市文學學會，成功組織和主持過數次全國性的和地區性的文學方面的大中型的學術會議，重慶市屬地內的從事文學學術的許多中青年教師，通過自己的學術論文和同行的交流切磋受到了鍛鍊，開闊了學術視野，提升了自身的學術檔次，成了教學和科研的骨幹，有的還成了拔尖人才。

  根據四川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的要求，重慶市文學學會還承擔了四川省兩年一度的社科評獎中的重慶地區中的文學類和語言類的成果初評工作。通過這個渠道，重慶市文學學會從而為四川省輸送了不少優秀的社科成果，為國家的社會科學研究發展作出微薄的貢獻。

  第二，關於小說《紅岩》署名權的風波。

  被稱為紅色經典小說的《紅岩》最初的署名為羅廣斌、楊益言、劉德彬。後因劉德彬受到錯誤的批判，並下放去長壽湖農場勞動，進而被迫退出作者的行列，因而作品最後正式出版時的署名只有羅廣斌和楊益言二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劉德彬徹底平反又重新回到了作家隊伍。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劉德彬正式明確提出，今後《紅岩》再版時，應恢復原來的署名，只有這樣才算真正恢復名譽，徹底改正錯誤。

  20世紀80年代後期，我擔任了重慶作協評論委員會主任。當時為擴大小說《紅岩》的影響，進一步宣傳《紅岩》所代表的紅岩文化，闡釋英雄的革命精神，重慶作協主席團決定由我牽頭選編一本《〈紅岩〉評論選》正式出版。很快，擬入選的文章就要定下來了。但是，最棘手的問題出來了：如何處理《紅岩》作者的署名？這個問題無論如何是無法迴避的。於是，我對這個問題無數次地研究，無數次地設計，都難以解決。接著去聽取王覺的意見，下面就是我從王覺同志那裡得到的一些看法，由此得悉王覺同志如何既從大局出發，又切合實際，使問題得到較為合理的解決。

  王覺同志認為，小說《紅岩》並非一般意義上的個人創作的作品。重慶解放伊始，四川省重慶市的有關領導同志就提出，應該組織從重慶渣滓洞、白公館脫險出來的革命志士中，物色幾個具備寫作條件的同志，創作一些文藝作品對廣大青少年提供有價值、有革命思想的精神食糧，以滿足人們的需要。成都、重慶地區的有馬識途、沙汀等主動為之大力協助。在確定了羅廣斌、楊益言、劉德彬為執行作者之後，馬識途、沙汀等所給予的幫助和指導，可以說是耐心細緻、無微不至，難以言說。中國青年出版社的責任編輯和領導也傾注了許多心血，提供了數不清的方便條件。小說的寫作歷時數年，小說的題目也幾經變動，《紅岩》是最後脫稿時才確定下來的書名。小說《紅岩》出版後，熱銷熱賣，一時形成了「洛陽紙貴」的現象。小說中塑造的許雲峰、江雪琴、陳崗等英雄形象成了廣大青少年的偶像，署名的作者羅廣斌、楊益言也被廣為傳頌，成了大名人。楊益言成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

  再回到關於《紅岩》的署名問題，王覺同志認為，因為小說《紅岩》有其特殊性，這就不能不作特殊的思考。按理說，劉德彬同志平反以後，恢復其原來的署名是順理成章的。不過「順理」所帶來的可能是各種疑問和推測，其中一定會涉及對幾個作者之間的利益、利害方面的爭鬥的分析，產生許多難以說清的負面效果。

  鑑於對各方面關係的權衡分析，關於小說《紅岩》的署名問題的處理應是：從大局出發，平息爭論，處理好各方關係。關於《〈紅岩〉評論選》的出版也不再提及。

  以上就是我對王覺同志的幾點回憶。因為相對來說，我與他接觸的時間較短，我又不是重慶市文聯機關中的成員。不過他在我記憶中還是很不錯的：他是一位可親、可敬的長者。

  2020年9月於重慶師大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