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議作品的思想性

  蘇 執

  作品的思想內容，始終是作品的靈魂，思想內容貧弱的作品，即使有著某些純熟的技巧，也是蒼白無力，不會產生內在的感人力量的。因此，當人們提出注意藝術技巧的鍛鍊時，還要努力提高思想，不能忽視對作品思想性的要求。

  近年來，從我們這裡所接觸到的文學現象看來，出現了不少具有一定思想性和藝術或感染力的作品，這是主流。但也可以看到一些思想內容貧乏的作品。前些時候，讀到一篇描寫農村一對青年男女愛情的作品，作者不去揭示生活的矛盾和人物的精神品質，而以大量的細節去描繪他們之間的戀情，為了掩蓋其貧弱的思想內容，作者運用了通過第三者——一個農村工作幹部的旁觀、欣賞加以烘托的手法，這就使作品流露出一種不夠健康的思想和趣味。

  在文學創作上出現一些蒼白無力的作品，主要的原因應該從作者和生活的關係這方面去尋找，就是某些作者脫離現實鬥爭或對現實生活缺乏深刻的認識。但是降低對創作的思想性的要求，恐怕也是原因之一。比如在理論上，為了擴大題材範圍，有人提倡寫「兒女情，家務事」。這是把作者引向和現實鬥爭緊密結合，提高文學的思想性？還是把作者引向脫離現實鬥爭，創作文學的思想性？倒是值得研究的。再就擴大題材範圍來講，是擴大題材範圍或是縮小題材範圍？也是可以考慮的。

  一篇作品思想性的強弱，並不決定於題材的大小，而是看它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廣度如何，對生活所作的評價及其社會意義如何。由於現實生活本身就是多種多樣、豐富多彩的，要求從各方面去加以反映，我們提倡題材的多樣化，這是為文學的特性和客觀需要所決定的。擴大題材範圍，對作者來說，是要求作者擴大生活的視野。早在1930年，高爾基就從這個意義上去評估年輕的社會主義文學所取得的為前人所不能及的偉大成就。從我們的情況來看，新的現實不斷地給文學提供了新的題材，這也是為實踐所證明了的。我以為這首先不是「兒女情，家務事」可不可以寫的問題，而是怎樣對待現實的問題。千百萬群眾從事的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給文學提供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創作源泉，如果把文學的視野從這無比廣闊的天地中拉到所謂「兒女情，家務事」的狹小圈子裡來，我看這絕不是擴大文學的題材，反倒是縮小了文學的題材，同時也必然要削弱文學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因為人民群眾要求在文學作品中看到他們從事偉大事業的豪情壯志和英雄業績，從中汲取精神力量，鼓舞他們戰勝困難，不斷前進。

  一個真正的革命作家總是深刻地了解時代的動向和社會生活的水平的，他的創作也就合於時代的需要，對社會生活的發展有著推動的作用。不能簡單地考慮「兒女情，家務事」能不能寫。魯迅先生在那樣一個黑暗和苦悶的年代裡寫過《傷逝》，我們誰也不把它看作那是微不足道的兒女之情，因為它深刻地揭示了時代生活的矛盾，提出了具有很大社會意義的問題，震撼著傳統的封建制度和觀念。但是，今天比起魯迅生活的那個時代，已經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我以為擺在文學面前的，不是寫不寫「兒女情，家務事」的問題，應當考慮的是時代生活給文學創作提出了什麼樣的問題。我們的文學也並不排斥描寫日常生活，但如果離開了時代生活的主流，從身邊瑣事中找尋題材，那又有什麼意義呢？周立波同志的短篇小說《在一個星期日裡》，寫了一個公社黨委書記在一個星期日裡的生活，其中雖然沒有出現什麼特別重大的事件，也可以就是一些日常的生活；但通過這些日常生活，表現了人物的精神面貌，也讓人從中看到農村的某些新的面貌。沙汀同志的《假日》也是如此。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莫不和個人的、家庭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如果不是這樣去看待生活，去理解生活中的矛盾，而陷於瑣屑、卑微的「兒女情，家務事」，那就必然會降低文學的思想性和它的社會作用了。

  作品的思想性，固然不決定於題材的大小，但某一具體題材卻是構成某一具體作品的思想性和藝術性高低的基礎。作者總是根據他對生活的認識，他的藝術趣味（也就是藝術觀）去選取和處理題材的。新的生活向文學提出了新的任務，要求文學作為一種強大的思想武器，發揮其社會功能和戰鬥作用；人們需要擴大視野，擴大題材，滿足多方面的文藝要求。但只有在作者深入生活、深入現實鬥爭的條件下，才能提高創作的思想性，擴大文學的視野。

  擴大文學題材和提高文學的思想性是兩回事，但卻是需要聯繫起來加以考慮的；從前些時間出現的一些蒼白無力的作品來看，我認為首先應當注意文學的思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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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載自《四川文藝》1963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