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小說《達吉和她的父親》 ——與李士文同志商榷

  蘇 執

  高纓同志的短篇小說《達吉和她的父親》最初在《紅岩》發表時，我曾粗略地讀過一遍。最近，看了作者根據原作改編拍成的同名電影，讀了李士文同志在《四川日報》上的《小說——電影腳本——影片》一文，看來評論界對小說和電影的改編，是有著針鋒相對的不同看法的。爭論展開了，這就十分有助於啟發人們的思考，於是我又重讀了原作，感到李士文同志對短篇小說的評價，實有大可商榷之處。這裡，且提出我的不成熟的看法，錯誤是在所難免的，因爭論對原作分歧較大，我在這裡論及的，也就偏多於原作了。

  一

  對於一篇作品，人們不僅要求它要有正確的思想內容，同時還要求它要有相應的藝術效果。作品的質量取決于思想性和藝術性的高低，這已是人所共識的道理了。從小說到電影的改編而引起關於《達吉和她的父親》的爭論，表明對這篇作品的思想性和藝術性都有不同的看法，這是很自然的。由於對生活的見解不同，對藝術的見解不同，觀點就不會一致。李士文同志認為作者在短篇小說《達吉和她的父親》里所表現的矛盾是個人主義的矛盾，因而是沒有社會意義的。作品中的人物境界是低的，所以不是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其中尚有若干論點，不必一一列舉）。這就是說，這篇作品的思想性和藝術性都大有問題了！對於作品的評價，我和李士文同志的意見是有根本分歧的，包括其中的論點，也完全不能同意。但因這些論點幾乎無一不涉及文藝理論上的複雜問題，因水平有限，也因篇幅有限，這裡不能詳細論及。作品是客觀存在的，問題在於究竟怎樣評價這篇作品，這就必然涉及如何理解作品中表現的矛盾和它的人物形象等問題。這是本文擬著重探討的。

  先從情節談起。

  在短篇小說《達吉和她的父親》里，受舊社會迫害失去女兒的漢族老頭任秉清來到他生活過的涼山地區，經過人民政府的幫助，終於找到了他的女兒，而這可憐的幼女經歷了許多苦難，在寄父彝族老頭馬赫爾哈（下文簡稱馬赫）的愛護下卻已長成一個出色的姑娘。這個姑娘——達吉跟著誰呢？小說的矛盾糾葛就從這裡展開了！主人公們被陷於苦惱、困惑之中。這裡，雖然父女團圓了，但達吉的處境顯然是困難的，她既不願離開那自幼撫養著她、深愛著她的馬赫，又不忍讓其親生父親失望而歸。兩個陌生的老人——漢彝兩族的階級兄弟，卻為著達吉產生了一場激烈的爭端，展開了一場尖銳的衝突。如果說達吉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那麼，馬赫和任秉清這兩個老頭為什麼就一點也不引起人們的同情呢？就拿任秉清來說，作為一個漢族勞動人民，解放前他帶著幼女生活在涼山地區，女兒被奴隸主搶走了，像許多在舊社會迫害下失去子女的父親一樣，久經骨肉分離之苦。解放後他相信得到政府的幫助，可以找到女兒的下落，於是來到涼山。他真的找到了女兒，他必須把女兒帶回去。假如這是實際生活中的一件事，發生在我們周圍，我們該怎樣去看待呢？我想無論怎麼說，任秉清是值得同情的，他的要求也是合理的，而很難說他是個人主義吧！馬赫當然也有他的具體情況，他的思想、情緒，也不能說就是個人主義（因下面擬作詳細分析，這裡就不去說它了）。李士文同志認為：「作者雖然點出了舊社會的罪惡和新社會的美好，但同時卻又大吹大擂的表現了矛盾是個人主義矛盾。」理由很簡單，因為馬赫和任秉清都是那樣自私，不惜聲色俱厲地為個人幸福而你爭我奪，甚至幾乎大打出手，以致感到「得加強思想改造才成」。在李士文同志看來，兩個老頭既然都爭著要達吉，那就必然出發於某種私有觀念，出發於自私之心，因而也就必然是個人主義了。這樣，既不管別人的要求是否合情合理，也不去分析別人的思想感情是否就是那種個人主義的思想感情，反正他們是爭起來了，這矛盾不是個人主義的矛盾又是什麼呢？對於這種看法，我以為不能不說是把生活中的複雜現象簡單化了，把思想感情問題上的不同性質混淆起來了，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脫離了作品的實際情況。

  為了搞清楚事件發生的始末，就有必要讓我們回到作品中所描寫的人物和人物間的關係上來。

  的確，在這篇小說里，一場激烈的爭端，人物之間尖銳的衝突，被作為小說的一個重要情節，出現在讀者面前了。李士文同志已經摘引了這段情節的全文。釀成這場爭端，在任秉清來說，事先是不一定估計到的，達吉的寄父——彝族老頭馬赫，看來倒是應負主要責任的了。這段情節的開始是：當任秉清父女正在屋子裡相認時，馬赫就從外面憤怒地叫喊著沖了進來。一進門，他便粗暴地罵人，罵任秉清，也罵漢族幹部，並且拔出了匕首，最後則是不問青紅皂白地把達吉叫走了。誰都會感到馬赫的行動是極其魯莽的。那麼，我們又怎樣去理解馬赫和由馬赫所挑起的這場爭端呢？離開了作品的實際，概念往往是不準確的。作品的具體描寫則具有更大的說服力。

  馬赫，根據作品的描述，他是從小就在舊制度壓迫下過著苦難生活的奴隸。作品裡邊的另一個人物沙馬社長介紹了他和達吉的關係：「老馬赫也是『阿候』家的奴隸，他看見奴隸主把達吉打得太慘，就疼愛她、保護她，像女兒一樣的對待她。從那時起，達吉便喊馬赫爾哈叫阿大，可是當著主子的面不敢喊。馬赫爾哈當了五十年的『鍋莊娃子』，民主改革後收了達吉為女兒，才算有了個家……」就這樣，馬赫的身世，也可見一斑了。而他和達吉之間的關係，那種從患難中生長起來的，相依為命的寄父養女之情，自然是很深厚也很珍貴的了。民主改革以後，奴隸主的統治被推翻了，馬赫有了個家，馬赫過著人的生活了。但在他看來，更重要的則是達吉能幸福地生活著。可是任秉清的出現，卻給馬赫思想上帶來重重的顧慮和無窮的憂患。當馬赫發現任秉清老是盯著達吉時，他就不安起來，愁悶起來，煩躁起來。小說開始的情節，馬赫思想上的矛盾就是從這裡產生的。馬赫想著：漢人中是不是還有壞人？是不是有什麼壞人來迫害達吉，把達吉從他那裡搶走而使她又陷入不幸之中？馬赫不清楚任秉清是達吉親生之父，反以為是漢人中的什麼壞人來搶他的人了。這中間，由於他對達吉的愛和對達吉過去那些苦難的深厚的同情，觸發了他對舊社會仇恨的怒火，以致在那場激烈的爭端里，他表現了一種失去理智和常態的衝動。我想，這是不難理解的了。

  馬赫作為一個彝族勞動人民，他過去的苦難使他對奴隸主、對漢族統治者懷著深刻的仇恨，同時也懷著深厚的階級同情。由於這種階級同情，表現了他並沒有狹隘的階級觀點，否則他就不會那樣地愛護小達吉了！小說在這方面作了許多的描寫：「在奴隸主家裡受苦的時候，他偷偷地給達吉送去食物，他給達吉解開奴隸主拴上的皮索，他把自己破爛的披氈蓋在達吉身上……」馬赫就是這樣一個有著深厚的階級同情的人。馬赫是熱愛新社會的，他積極地參加涼山的建設，在老李向達吉談到漢區的情況時，他因滿懷憂愁打斷老李的話說：「往後我們涼山也會有的。」馬赫相信在黨的領導下涼山會變得更加美好。但在達吉這個問題上，他卻一直被錯誤的觀念支配著，既懷疑漢族老頭任秉清於前，又懷疑漢族幹部老李於後。在那場爭端發生以後，馬赫的確知道任秉清果是達吉親生之父了。但如果離開人物之間的關係，不從人物間的關係去考察，那就很難理解這以後馬赫的思想感情了。在他知道這種情況以後，馬赫卻被陷於更大的苦惱之中。這裡，我們不應該忘記達吉。（為什麼竟然忘記了達吉呢？）作為被兩個老漢相爭的女兒，達吉是人物關係的一個中心，她的思想情緒，她的苦惱，不能不給馬赫以影響。「那個漢人的確是達吉的親阿大，可是達吉跟他沒有感情。她願意跟我一輩子！」這是馬赫的看法，這就是說他認為達吉離開了他是會痛苦的。別人，即使是達吉親生之父，也不會比他更了解達吉，更關心達吉和照顧達吉的。（他一直是這樣想著的，以致最後把達吉交給任老漢時，仍講了許許多多的話，他要任老漢疼愛達吉，好好照顧達吉，甚至他還生怕任老漢使達吉受到委屈。）但這也還不是決定馬赫如何對待這件事情的唯一因素。恰好達吉也向馬赫表示了：「是的，我決心不離開阿大。」但達吉的心情是複雜的，她打算不離開馬赫了，卻更加思念起任秉清來。馬赫也並非沒有看到這一點，在他想來，達吉既然不願離開他，為何又這樣心神不安，他不能不懷疑漢族幹部總是幫著漢人的，達吉一定是受了漢族幹部的挑撥。於是，由馬赫挑起的這場衝突仍在繼續發展著，只是轉向漢族幹部方面來了。小說最後的一個情節是：主人公們相互諒解，相互受著感染。一場風波平靜下來，一場爭端終於得到合情合理的解決。我以為實在沒有必要去作過多的解釋，馬赫實際的思想情況，就說明了他並非出發於自私之心。當然，他捨不得離開達吉，那也是事實，而人之常情，也是難免的。再拿任秉清來說，這裡卻不能不提到，李士文同志的文章，一開始就說：「任秉清雖然是個貧農老大爺，但是他沒有很好地勞動，成年在外游轉，尋找女兒。」作品中已交代得很清楚，任秉清是持著人民政府的介紹信到這裡來尋找因舊社會迫害而失去的女兒。如果這件事情本身是值得同情的，那就沒有必要去管他的生產勞動情況如何，更沒有理由因此而加上不事勞動的罪名。任秉清這個人物在作品中寫得較少，在整個事件發展過程中，馬赫和達吉情感之深，甚至超過達吉之於自己，在他來說，其實也是很難想到的。他既不了解馬赫，也不那麼了解達吉，這倒是很難怪的了。但在最後，在馬赫把達吉交給他的這一情節中，卻使他完全理解了馬赫，也理解了達吉。於是，他把手伸給馬赫感動地說：「老兄弟，我把女兒交給你，死也瞑目了……」這個任秉清，我們能說他是自私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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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根結底，小說中的人物，無論馬赫也好，任秉清也好，並不是李士文同志所認為「舊社會遺留下來的那部分落後的靈魂，精神境界是低的」。小說里所表現的矛盾，也不是所謂「個人主義」的矛盾。

  二

  短篇小說《達吉和她的父親》是一篇具有一定的思想性和藝術性的作品。我這樣說，是因為它通過生動的藝術形象、獨特的構思、人物的刻畫去反映了生活，表現了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思想內容。

  高爾基曾經指出：「一個作家越堅決地摜斥自己的個性，他就越容易拋掉細微渺小的東西，他也越能夠把周圍世界裡一切重要的和客觀的東西體會得更廣、更深。」（《俄國文學史·序言》）在短篇小說《達吉和她的父親》里，通過那發生在彝族地區一對漢族父女周圍的故事，作者把在觀察和體驗生活中認為重要的東西告訴讀者。但作者的觀察是否正確，是否合乎生活的邏輯和藝術的邏輯，這就是值得研究的了。李士文同志把作品中的矛盾情節武斷為個人主義的矛盾，從而又認為作品反映的「顯然是生活中的偶然現象，作者沒有通過他抓住生活的本質」，作品中的人物「不是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等等，這就是說在創作方法上也是錯誤的了。問題又是不是這樣的呢？

  從前面對這篇作品的情節和人物關系所做的一些分析，可以看出，馬赫不僅是作品中一個重要的人物，同時也關係著整個作品的思想內容和藝術特徵。我以為這篇作品在思想上和藝術上的特殊意義，是通過馬赫的形象被表現出來的。

  顯然，在達吉的問題上，馬赫的思想情緒是複雜的，甚至是不正常的。如果說他對達吉的愛完全可以理解，但對任秉清和漢族幹部老李的疑慮，則可說是多餘的、毫無根據的。怎樣去理解馬赫的思想呢？馬赫的這種思想，不僅讀者一時不能理解，就是小說中以第一人稱出現的那個漢族幹部老李一時也不能理解。但作為彝族幹部的沙馬木呷卻是體會很深的。沙馬木呷說：「我過去是相信鬼的，總認為人間的痛苦是鬼製造的。如今什麼鬼也沒有了，可是那個真正的鬼——奴隸制度留下的痛苦還沒有離開涼山人的心……」

  沙馬木呷的這段話，實際上是作者對馬赫思想的分析。看來這是理解馬赫思想，也是理解這篇作品的一把鑰匙。是的，罪惡的奴隸制度，曾使涼山的彝族弟兄遭受著雙重的壓迫，不僅受到奴隸主的壓迫，也受到漢族統治者的壓迫。當然，新中國成立以後，特別是兄弟民族地區實行民主改革以後，這一切都已成為過去了，人民生活在幸福的社會主義的民族大家庭里。從階級感情來說，那留下的枷鎖，可以引起人們對一切階級敵人的仇恨，也可以喚起對過去苦難的回憶。從民族關係來說，在實際生活中一種新的民族關係，代替了舊的不平等的關係。可是，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舊的民族關系所造成的影響，還殘存在部分人的思想里。小說《達吉和她的父親》從人物心靈深處把這種矛盾，也即是這思想上的新、舊民族關係的矛盾，通過馬赫被表現出來。也正是由於這種民族關係問題上的，階級和個人感情上的種種因素，構成了馬赫的複雜的心理狀態，從而使人物的形象更加鮮明了。如果說別人也有同樣的愛和憎，但在馬赫那裡，卻有其特殊的表現方式，仿佛他對達吉愛有多深，對舊制度之恨就有多深。同時，也正是因為他肯定了這種新的民族關係，那就不容許再有漢人欺侮彝人的事情發生（當然這是誤解）。馬赫就是這樣的正直！由於馬赫那樣混亂的心理狀態，使他在感情上特別衝動，也極端不冷靜，看來馬赫又是很魯莽的了。但所有這些，都還不足以把馬赫的個性特徵全部顯示出來。我以為下面一段描寫，是很重要的，時間是在達吉父女相認時的那場衝突發生後一周左右。作者用第一人稱寫道：

  我在包穀地邊上遇見馬赫爾哈，他的目光不僅是冷淡，簡直是冷酷，有如兩片刀似的對著我的眼睛，他張開枯瘦的雙手，不放過我去。

  「聳呷（漢人）。」他用這不客氣的稱呼喊道。

  我站住了腳，他用威脅的低音說：「你挑撥我與達吉的關係，你要把她從我身邊搶走！你，你不是我們州委派來的人！你還是漢區來的漢官，專門為漢人辦事。你……若是把達吉撥弄走，你就別想在這裡落腳，我要把你這官老爺攆走！我要……」

  我無法忍耐了……我嚴厲地說：「馬赫爾哈，是誰說我要把達吉撥弄走，你說我是漢官，誰說的，你有什麼證據？」

  他不吭聲了。

  接著漢族幹部老李說了：「你就是用刀把我的心剜出來放在秤上稱一稱，它也是公平的。共產黨給我的心有多重，它便是多重！」馬赫突然感動起來，拉住老李的手，說出了達吉的痛苦，他要求老李把達吉帶到任老漢那裡去。

  這段描寫顯示出馬赫的性格特徵，馬赫是那樣一個感情衝動的，甚至極端魯莽的人，但他卻又是很明理的，老李的幾句話一講，他就不吭聲了。自己錯怪了人，但卻並不感到有什麼羞愧，老老實實地把自己的心裡話說了出來。這樣，你就覺得馬赫是特別可愛的了。馬赫的轉變也是自然而然的，並不使人感到有什麼突然，個性如此，這是形象本身所具有的說服力！

  短篇小說《達吉和她的父親》通過馬赫的形象，反映了在民族問題上，在一定時期內存在於部分人中的一種意識，描繪了作為一個兄弟民族勞動人民的豐富的感情世界。我以為這篇作品在思想上和藝術上的特殊意義即在於此。這裡，我倒與李士文同志的看法恰好相反，這就是說我認為這篇小說絕不是個人喜怒哀樂的命運戲劇，而是一個具有一定社會內容的社會戲劇。關於小說中的環境，從短篇小說中的具體環境來看，其本質特徵是沒有脫離時代的民族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因素的。小說中的人物，就拿馬赫這個人物來說吧，馬赫這個典型的形成，也正是由社會的、階級的、個人的（包括其過去的經歷和現實生活）種種因素而決定的。李士文同志認為這是偶然的現象。我們知道，對於科學，偶然性是科學的敵人，但對於文藝，則並不排斥偶然性的。當然有許多偶然性的情節是牽強的，沒有意義的，但如果這種偶然性能夠反映現實生活的某種矛盾現象（恩格斯指出：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表現形式，是必然性的補充），經過作者周密的構思而具有說服力，那倒是很有必要的了。

  短篇小說《達吉和她的父親》就正是通過這作品中特定的環境（還特別需要指出，在民族自治州里，馬赫不了解漢區的情況，就是說還不完全了解這民族關係的根本性質的變化），通過特定的故事情節（這場可以避免的糾紛，但又成為不可避免的了，在實際生活中和它完全一樣的情節，卻是不會找到的），體現了用形象化的方法去達到反映生活的目的。如果說它就負擔了階級問題和民族問題上的重大主題，那也不一定恰當，同時也沒有必要去作這樣的要求，但它卻從一個角度、一個側面去反映了階級問題和民族問題（我以為更準確地說應該是表現了一種階級意識和民族心理）。我們要求文學應從多方面去反映生活，歌頌現實，也包括對生活中落後現象的揭露和批判。同時，我們也要求文學塑造各種各樣的典型形象，也包括反面形象的刻畫。否則，我們的文學就會出現千篇一律的現象，也就不能負擔起以各種題材、各種樣式、各種風格反映豐富多彩的現實生活這一任務了。顯然，在這裡所描寫的並不屬於那生活中的落後現象，而表現了生活中的某種複雜的現象。其中的人物形象，也並不屬於那反面的形象，而是一個獨特的正面人物的形象。高爾基曾經指出過，小說需要人物：「需要具有其心理底一切錯綜的人。」對於小說，「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夠的（《俄國文學史·序言》）。所謂沒有通過現象抓住本質，我想，如果首先就忽視了生活現象的複雜性，這句話則可說是一句空話。

  小說《達吉和她的父親》也有一些不足之處，如任秉清偶然在街上發現達吉這個姑娘就懷疑是自己多年前失去的女兒，於是便跟了去（李士文同志已談到此點，影片的處理就很合理了）。又如任秉清的思想情緒寫得太少，在那場衝突以後他對馬赫應該是有矛盾的，親生女兒得到馬赫的愛護已長大成人，多少是有感激之情的。

  可以看出，影片《達吉和她的父親》是在原作基礎上有很大改變的。題材相同，故事情節則有所改變，人物的思想感情也就很不同了，因而他們給予觀眾的感受，也是不同的。原作中那些曾是強烈地吸引著讀者的部分——衝突的情節沒有了，主人公一開始就是彼此諒解的，民族兄弟之間團結友愛的空氣濃厚了（由於短篇小說要求更加集中，表現生活的幅度必然要受到限制，作為影片，我想即在內容情節不作任何改變的情況下，這種氣氛也是需要加強的）。影片《達吉和她的父親》的改編，我認為是在原作的基礎上從正面去表現了社會主義制度下民族之間、人與人之間的新的關係。思想內容上有了重大的改變（當然不是主題思想的全部改變），這種改變自有其另外的意義，是應該肯定的。（也許由於作者對這種改變所要求的某些方面，比如人物的思想感情不夠深，藝術的感人力量就弱一些。）但李士文同志以影片的成就而大大貶低原作的價值，則是使人不能同意的。問題還在於李士文同志對原作的批評，是用抽象的概念去代替具體的分析，結論是武斷的，這就很難令人信服了。

  選自《四川日報》1961年9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