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池邊》和《候鳥兒穿破黑夜》

  渥 丹

  《紅岩》1月號刊載了一篇題為《池邊》的短篇小說（作者楊禾），描寫一對離婚三年的男女在一個偶然場合下一次短暫的重逢。這一對男女都是經歷過艱苦鬥爭的革命幹部，男的叫吳棟成，女的叫鄭淑君，他們原先的夫婦關係，是在戰爭環境裡同生死共患難中「用血淚凝結成」的。但在進入城市以後，吳棟成嫌鄭淑君是一個「山溝里長大的姑娘」沒有文化而與她離婚了。此後，吳棟成因腐化墮落而累次被降職並受到留黨察看的處分，鄭淑君則經過幾年刻苦學習而成為一個有文化的婦女幹部了。小說描寫的場景是：他們偶然相遇在成都去西藏公路的車站旁邊。女主人公出現的時候，「端正的鼻樑上戴著輕度近視的銀腿眼鏡」，作者進一步寫出她的姿態：「要是在她的頭上再加上一頂白色的制帽，她整個兒就是一個女外科醫生的形象。」由於這個變化，以至相別三年幾乎使對方辨認不清了。這時女的正朝氣蓬勃要赴西藏接受新的工作，男的則正處在意志頹唐無所適從的情緒下。抓住這個機緣，男的傾吐其悔悟、求憐的心情，但女的坦然地述說了當年的境況，最後拒絕了吳棟成提出重新和好的要求，讓康藏公路的客車把自己帶到遠方。

  短篇小說通過集中的情節反映著現實生活的某一方面或某一側面。在《池邊》這篇小說里，作者以男女主人公重逢的這個場景，把他對現實生活的某些體驗、觀察和理解傳達給讀者並感染讀者，這裡所包含的現實內容怎樣，是需要加以研究的問題。

  

  在不斷地變化著和前進著，一個革命幹部由於經受不住新的現實的考驗而墮落成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者，以至被拋棄在生活的後面，這是我們可以碰到的一種情況，小說中的男主人公吳棟成就是屬於這種情況的人。這裡，作者把吳棟成的變化和另外一種情況聯繫起來。另一種在現實生活中大量出現的情況是，革命隊伍里許多優秀的工農出身的幹部，他們中間特別是那些比較年輕的人，在全國解放後的新形勢下，為著革命工作的需要和他們自己的進步，克服著種種困難從原來缺乏文化知識到逐步掌握文化知識，並且有的迅速地成長起來了。小說中的女主人公鄭淑君就是屬於這種情況的人，但是鄭淑君並不是完全體現著這種情況的，鄭淑君沒有自覺地去改變她的狀況。作為一個具體的人，女主人公有其特殊的遭遇。鄭淑君的遭遇是不幸的，從作品的具體描寫中可以看出，作者好像並不是要我們更多地去注意她曾經遭遇過的不幸，而是要我們注意她現在的變化，就是說要讀者看到女主人公現在是以一個征服了生活的強者而出現，並以嚴肅的姿態站在她的遺棄者面前。但這樣並不能抑制住我們仍然要去關心她是怎樣從不幸中走出來的，我感到，女主人公對待生活的態度，無論是過去和現在都有某些地方是不能令人滿意的！

  根據作者的介紹，鄭淑君是一個優秀的革命幹部，她經歷過殘酷的對敵鬥爭的考驗，她沒有任何過失，她的不幸是吳棟成所給予的。作者沒有從像鄭淑君這類正直的、工農出身的革命者中，找出應有的積極因素和力量向丈夫的行為進行鬥爭。三年前當丈夫離棄她的時候，沒有引起強烈的反應，而以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心情對待了這一場軒然大波。（如果她對丈夫還有一點愛情，這種心情也是不可能的。）這是一種什麼心情呢？鄭淑君訴說著：「我是在山溝里長大的農家女子，跟你在一起我自卑慣了……當你直截了當對我提出離婚時，也還是這個自卑心理把我完全壓倒了，把我完全打碎了，自卑心使我喪失了抗議的能力。」即使這種自卑心理的存在是可能的，作者也不應該把它誇大到連「哭都哭不出來」的那種程度，而這種自卑心理又支配著她在離婚以後還不斷給對方做布鞋寄去。女主人公這種思想感情是真實的麼？（如果這是出於勞動婦女另一種深厚的感情倒多少還可以理解。）我認為這是作者的知識分子的思想感情強加在人物身上的。這裡，作者不僅給女主人公這個人物以「自卑心」，而且還給了她一個多麼狹隘的「好勝心」。於是鄭淑君在離婚以後，由於一種「好勝心」的支配，為著要在文化上「追上」對方，因而進了工農速成中學，並為此而百倍努力地學習。

  我這樣提出問題，也許有人會說，「自卑心」「好勝心」在某種情況下有人是會產生的。我認為問題不在這裡，甚至也不在於像鄭淑君那樣的人當時一定會是怎樣，問題是作者對待這種不夠健康的思想感情採取什麼態度。問題是為什麼作者只看到工農出身的婦女幹部由於缺乏文化就只有自卑，而沒有別的東西。

  寫他們重逢的場景中，作者是要鄭淑君在讀者面前站起來。但我以為鄭淑君並不是由于思想上有了更多的東西而站起來。她雖然沒有了自卑，但是她卻坦然地訴說著她過去是怎樣的自卑。她雖然也說了現在才懂得文化是勞動人民創造的，認識到對方早就有著陰暗的東西，但她卻並沒有清楚地認識自己。當她了解到吳棟成幾年來的情況和現在的悲觀失望的思想以後，她給了對方以批評，鄭淑君這樣做自然是對的。但她卻向對方說：「我忘不了你的好處，是你引導著我這樣一個無知的貧農女兒走向了革命的大道，是你的力量鼓舞著我，在當年那樣複雜那樣危險的環境裡，咽著谷糠樹皮，白天夜晚工作不歇；是你的力量鼓舞著我，在我被敵人打昏死了幾次的時刻，一點都想不到我會有一根髮絲的動搖。」如果鄭淑君是從思想上站起來了，為什麼要這樣來擴大一個人的影響？由於沒有文化而把自己的階級覺悟降低到這樣的程度，難道這也符合當時女主人公真實的思想感情？我認為這也是作者的知識分子的思想感情強加在女主人公身上的。

  關於吳棟成這個人物，我就不打算去談他了，但我感到這個人物的形象是很不鮮明的，概念化的。同時作者對他的態度也是模糊的。總的說來，在《池邊》這篇小說中，由於作者思想上的局限，沒有描寫出真正的正面形象去反對卑鄙的個人主義思想，因而是削弱了主題的鮮明性和積極性的。這裡，我還想附帶談到作者在最近發表的另一篇作品中從一部分文字里所流露出的思想感情，是更加有著不健康的思想情緒的。

  作者在《紅岩》1957年12月號中發表了一篇題為《候鳥兒穿破黑夜》的短篇小說，描寫一個青年女幹部因黑夜投宿，誤入地主之家，幾乎被那個身懷階級仇恨的地主老頭殺害，最後在危急中逃出的故事。作者在這篇小說的第一段，以第一人稱的語氣，抒發了他的感想。調子低沉，讀後心情十分彆扭。作者寫著：「不知怎的，每當我看到那些因公出差的青年幹部，我都要聯想到那春來秋往，隻身萬里，遠涉重洋的候鳥燕子。我給這類青年幹部也就起了『候鳥』這個外號，他們大都在極其艱難的環境裡完成了任務，回到了『家』，就是說，回到了機關。但是也有的在工作地點遇到不測的陰雲，光榮的作了犧牲，永遠不再回來，就像那重洋遠征的小燕子遇到風暴，跌落在海洋的波濤中再沒有回到春天來一樣。」接著作者便以還有一類青年在危急中靠著自己唯一的武器——機智、沉著和勇敢而贏得生命作為引言講起他的故事了。（這個故事還是好的，但在某些細節上有不夠真實之感，這裡不打算去作全面的評論。）

  上面一段文字，如果作為對青年一代的歌頌，首先，感到作者把那些因公出差的青年幹部比作隻身萬里遠涉重洋的候鳥，是很不恰當的。對於這些青年幹部，黨教導他們隨時隨地依靠群眾做好工作。當他們出差的時候，即使真是一個人，即使走得很遠很遠，即使到最艱苦的環境中去，也不會是那樣的孤獨的啊！燕子，多麼孤獨，多麼嬌弱。我們的青年幹部，朝氣蓬勃的青年幹部，怎麼能像燕子那樣？黨培養著千百萬青年，讓他們在群眾中成長，在鬥爭中成長，像作者舉出的那樣，在解放初期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等尖銳的鬥爭中，的確有的青年幹部為著黨和人民的事業而光榮犧牲，但他們不是像丁佑君那樣嗎？曾經激起過多少人的激情，以他們為榜樣曾經教育了多少青年，他們永遠為人們所紀念，怎能像一隻可憐的小燕兒，無聲地悲哀地跌落在茫茫大海中而再也沒有了春天？這又是一種多麼沉重、多麼陰暗的感情。

  候鳥兒和因公出差的青年幹部，這只是一種不恰當的比喻嗎？我認為這裡面反映著作者的思想感情。正當社會主義事業以大躍進的步伐勝利前進的時候，應該考慮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思想感情呢？把這兩篇作品聯繫起來看，就更感到作者在思想感情上有著某種很不健康的東西，是值得研究的，當然我不是對這兩篇作品的一切都加以否定。

  原載《紅岩》195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