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心「船沉與沉」

  文強在上海逗留了四天。離滬前夕，一位多才有識的親戚方表兄在家設宴為他餞行。

  方表兄在上海經商多年，對國民黨一直抱有幻想。蔣介石政府「改革幣制」，發行金元券，他竟天真地將家存千兩黃金繳存銀行換來一筆毫無價值的紙幣。這一打擊使他終於對國民黨當局的任何措施都不再信任了。

  文強一家前來赴宴。席間，文強把程潛在長沙對他講的話，陳明仁在武漢對他講的話，余樂醒、李人士在上海對他講的話，一一對方表兄說了。

  方表兄慨嘆著說：「他們說的都是有根有據的老實話，誰能否認呢？」跟著又以勸告的口吻問文強，「你既然看清楚了時局是無法挽救的了，又為什麼還去徐州呢？」

  文強明知方表兄的話有道理，但他生性倔強，是不甘心認輸的，他咬咬牙說：

  「我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決不為個人為一家計而不去徐州。我既然上了國民黨這條行將下沉的大船，是沒有別的出路的，船沉與沉罷了！」

  方表兄一聽，怔住了，

  抱著嬰孩的葛世明，也停箸不食，兩眼含淚，憂傷地凝視著文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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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餞行，有如生離死別，大家各懷心事，不歡而散。

  回到家裡，大約是聽葛世明講了剛才宴席間的事，老岳母也悲切切地勸文強，說她已年近古稀，還有多少日子可活？要文強看在一家老小的份上，辭去官職，遠走高飛。

  這位老岳母，名叫應瑞林，其實並非葛世明的母親，而是她在家鄉的乳娘，因文強夫妻二人長年在外奔走，需要有老人在家照料，而文強和葛世明的父母均已辭世，葛世明說起家中還有一個從小待她很好的乳娘，文強便要她將乳娘接來一起生活，當作親生母親一樣服侍，並讓她管家。全家都稱她「阿婆」。

  這是一個吃苦耐勞、善良慈愛的中國母親的典型，一個默默無聞而又可歌可泣的中國農村婦女的典型。

  她後來成了文強家庭的唯一支柱。

  當文強在淮海戰役中被解放軍俘虜後，葛世明在台灣得知，哭得死去活來，她與阿婆商量後，不顧一切回到大陸尋找文強，並在得知上海即將「封港」的消息後，發電報叫阿婆帶著孩子們搭乘台灣到上海的最後一趟船回到了上海。

  上海被解放軍接管後，葛世明起初受到了陳毅市長主持的人民政府妥善安排，擔任了立信高級會計學校的教師，繼續不停地打聽文強的下落。

  但很快便發生了「潘、楊反革命案」——中共著名情報戰線負責人、時任上海市副市長的潘漢年和上海市公安局長楊帆一起被打成了「反革命」，他們的一大罪名即是「包庇重用反革命」。於是，葛世明也因是「戰犯」之妻及從台灣歸來、曾當過軍統局報務員的歷史，被當成「反革命」而革除公職，加以批鬥後判處管制三年。管制期間，不斷有人來逼她交代「歷史問題」，交代以往在社交圈中認識的一些軍政人員的情況和下落，交代從台灣回來是否有「特殊任務」……

  葛世明無法交代，不堪屈辱，於1955年春某夜在家中開煤氣自殺身亡。

  丟下的三個年幼兒子，全靠這位貧農出身的阿婆含辛茹苦撫養成人。儘管葛世明留下遺言要阿婆拿走家裡所有拿得動的細軟和金銀首飾回老家養老，但阿婆卻毅然承擔起撫養三個孩子的義務，以變賣財物和打掃弄堂、替人洗衣燒飯帶小孩等掙來的微薄工錢和幾年後政府發放的一點困難補助，無私無畏地養育著三個與她毫無血緣關係，而且頂著「戰犯」與「反革命」家屬帽子的孩子。幾十年中之艱難困苦，局外人實難想像……

  文強於1975年獲得特赦後，已經癱瘓三年、雙目失明的阿婆，將三個健康成長、學業有成的兒子交還給他。文強的感激之情，真難以用語言表達。

  從強迫勞動改造的「戰犯」變成為共和國公民的文強，被安排在北京擔任全國政協文史專員，他將已年逾九旬、風燭殘年的阿婆接到北京，如親生母親一樣侍候。

  共享了很短時間的天倫之樂後，被文強一家視為大恩人的阿婆毫無牽掛地告別塵世。

  但在1948年暮秋的這個時候，阿婆的話雖令人動心，文強卻是怎麼也不可能聽進去的。他執拗地認為，自己並非是為了個人前途，而是為了國家命運著想，這是老阿婆所不能理解的。

  他無法與之多說，只答應將全家遷移到台灣去，以遠避戰火，免除後顧之憂。

  自知此去凶多吉少，但他已久經風險，九死一生，無所顧忌和畏懼了。

  他想不到，此一去將會走向他人生中的「滑鐵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