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戰與外戰

  當文強一行視察回到屯溪忠義救國軍總部時，得知總部發生了一起「反革命組織」案件。但他不知其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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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前，戴笠曾向他探問過，說是有人告發劉人奎與中共方面有往來，他為劉人奎作了辯護，勸戴笠說，國共合作抗日時期，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戴笠也就未再追問。

  據劉人奎在30多年後回憶，此案由忠義救國軍總部參謀處破獲，抓了兩人，一個是名叫張也的參謀，判了15年徒刑；另一個是姓李的政工隊（即文工隊）女兵，人稱李大姐，被判了死刑。

  劉人奎回憶說：「我和別的進步分子，李大姐、張也等，在屯溪聯絡過新四軍，組織過『抗日同志會』，但不久便被破獲了。」「實際那個組織——抗日同志會，是我們三人搞的，因為我先兩個月離開了屯溪，未牽連進去。文強那時很為我擔心，但我始終沒有告訴他，我也是其中的一個。」

  由於抗戰初期國共合作共同對敵的大氣候，也由於俞作柏、文強與張雲逸、袁國平間良好的私人關係，忠義救國軍與新四軍這兩支活躍在江南的抗日部隊，那時雖有摩擦，但並未像後來那樣形同水火。

  到俞作柏與文強先後被調離忠義救國軍總部後，國民黨方面的反共頑固派活動也日益發展，以後這兩支部隊的關係也就日益惡化，內戰不斷。形成令人痛心的局面。

  不過，當時並不只是在國民黨軍與新四軍之間有摩擦內戰，在忠義救國軍內部也一樣有過內戰，如丁錫山領導的忠義救國軍八支隊（駐浦東）就與南匯縣長於陶生領導的四支隊、川沙縣長李子明領導的三支隊發生過火併。因忠義救國軍是原別動隊改編而成，這種內戰便被當地群眾譏為「別吃別（鱉吃鱉）」。

  此外，在忠義救國軍與第三戰區顧祝同領導的國民黨正規軍之間，也矛盾重重，一度鬧到蔣介石想要撤銷忠義救國軍的地步，後來是與戴笠關係密切的胡宗南從中斡旋，將其部下親信師長馬志超派去接替了周偉龍的忠義救國軍總指揮職務，才平息了這一風波。

  不可否認，忠義救國軍這一支特殊的游擊部隊，同抗日戰爭時期形形色色的眾多游擊部隊一樣，在民族解放戰爭史上寫下了自己獨特的篇章。

  誠然，因其基本隊伍系舊時幫會成員和在民族大義感召下收編的土匪，政治素質差，又缺乏有力的紀律約束與思想政治工作，當中國軍民的反侵略事業受到挫折，抗戰轉入艱苦的相持階段時，忠義救國軍不少官兵甚至高級指揮員叛變投敵，成為汪偽政權的走卒。以致在後來那部著名的「革命樣板戲」《沙家浜》中，忠義救國軍被刻畫成了「有槍便是草頭王」的土匪和勾結日本侵略者的漢奸，成了人所共知的反面形象。

  不過，即使如此，在那出「樣板戲」中也還不得不保留了忠義救國軍的「胡司令」曾與日軍作戰，被日軍追殺時得到中共地下黨員阿慶嫂救助方才脫險的情節——若抹殺這一情節，整個故事就無從講起了。

  不能因為出過敗類就抹殺其他為國捐軀、為民族解放流血的忠義救國軍官兵的歷史功績（文強的堂弟文斐然，就在擔任忠義救國軍大隊長時，在無錫地區率部與日軍作戰壯烈犧牲）。

  正因為有忠義救國軍官兵不怕犧牲，英勇戰鬥，打擊日偽軍，制裁漢奸，反掃蕩，搞破襲，所以日軍才對他們深感頭痛，將該軍稱為難於對付的「江南野鼠」。上海日本憲兵司令部專門成立了對付忠義救國軍的特戰班，汪偽特工總部也專門建立了「肅清渝忠義救國軍工作團」。

  日偽軍為打擊忠義救國軍，多次發動清鄉、掃蕩。侵華日軍總司令部還在1943年9月底至10月初發動了目的在於「攻占並確保廣德附近，以摧毀敵忠義救國軍根據地，加強（京、滬、杭）三角地帶的治安」為目的的「廣德作戰」（又稱二十一號作戰）。以三個師團和一個支隊（以旅團為基幹）的強大兵力，攻占了忠義救國軍總部所在地廣德，並對其周邊地區進行了大規模掃蕩。忠義救國軍總部被迫撤往天目山區……

  那些為民族解放事業而獻身，而流血戰鬥過的人們，不論其政治背景如何，都理應受到後代的崇敬與謳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