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孤島」生死搏鬥 臨危受命進「孤島」

  1939年8月，潛至上海法租界領導國民黨地下抗日鬥爭的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吳開先，在給國民黨中央的報告中說：「汪逆恐怖政策，日益加厲」，因此請求中央「速派妥員來滬主持肅反工作，鼓勵民氣，堅強陣線。否則阻礙甚多，工作不易開展。」

  不料，就在這前後，專門在上海「孤島」主持這種「肅反工作」的軍統局高級骨幹、即將與戴笠結成兒女親家的軍統局上海區區長王天木，竟也投降了汪偽，不久還當上了汪偽「國民黨」中央委員及「和平救國軍」總指揮！

  蔣介石聞訊大為震怒。鑑於國民黨黨、政、軍各方面潛伏於上海租界中的抗日地下機構人員不斷被汪偽漢奸拉下水，他嚴令戴笠儘快扭轉局面，並且要實行有力反擊，對汪偽漢奸隊伍進行策反。

  戴笠又選中了文強。

  於是，文強臨危受命，被調離忠義救國軍總部，到上海租界擔任軍統局策反委員會少將主任委員，專門進行對汪偽頭目的策反工作。

  同時，他還奉命作為戴笠的代表，出席剛建立起來的上海敵後工作統一委員會，併兼任忠義救國軍駐滬辦事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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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行前，文強應他的堂叔、時任駐廣德的忠義救國軍支隊（團）政訓室主任的文科世之請，為他們舉行的軍民聯歡會題寫了一副對聯：

  痛此際河山破碎，傀儡登場，助寇逞橫行，禽獸衣冠能幾日？

  喜今朝盛會聯歡，軍民合作，犁庭操左券，中華旦復有千秋！

  7月里的一天，文強裝扮成從事黃金交易的商人，帶著裝扮成隨從的副官李錫年、裝扮成家眷的女譯電員程秀華，從當時遷駐於浙西孝豐縣的忠義救國軍總部出發，經金華、溫州，由水路去上海。

  為了旅途安全，他特地選乘了一艘義大利輪船公司的客輪，認為德、意、日三國是簽訂了《反共產國際協定》的法西斯軸心國，日本人對這艘船會客氣一些，檢查不會那麼嚴。

  不料，這反而使他們陷入了危險境地。

  輪船從溫州剛出海不久，就出乎意外地被日本軍艦攔截，日軍上船檢查後，竟將船長逮捕，並把輪船押到定海海面停泊下來。

  時值盛夏三伏，船上載有生牛皮，幾天就爬出許多黑色蛆蟲，臭氣四溢，叫人難以忍受。滿船乘客怨聲載道，哭啼吵鬧，惶惶不可終日。

  文強他們更為焦急，因為不知道輪船被扣的原因，擔心被日軍發現自己真實身份，還擔心被日軍搜出藏在行李中的密電碼本……

  在焦急中苦熬了十多天，終於得到消息：原來船長是個白俄，假冒義大利人，被日軍發現而遭到扣押，輪船也被日軍沒收。

  文強探明情況後，一方面以商人身份向日軍檢查人員交涉，一方面暗中串聯鼓動乘客集資向日軍檢查人員及翻譯行賄。送上500元左右的賄賂後，日軍檢查人員才同意將全船乘客用一艘日本商船轉送上海。

  經過這一番折騰，文強一行到上海時已是秋末冬初了。

  在未得到文強一行如期抵達上海的消息前，重慶及上海方面的軍統局人員自然引起一片恐慌。直到得到文強以「萬里安」化名給重慶發去的平安電報，戴笠等人才鬆了一口氣。

  此時的上海租界，儘管屬於租界當局管轄，但已成為日本侵略軍占領的淪陷區中的「孤島」。日偽宵小之徒仗著軍事上的進展，在租界橫衝直撞，囂張已極。租界當局則畏敵如虎，有的甚至為虎作倀，治安狀況十分糟糕。

  對於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派往租界從事情報、鋤奸、策反等抗日地下工作的機構、人員，租界當局不但不予支持，反而視為招災惹禍的贅疣，必欲除之而後快。因此，在租界進行抗日活動，有如腹背受敵，舉步維艱。

  就在文強赴上海租界投入抗日地下鬥爭的路途中，1939年8月28日，汪精衛在上海滬西公共租界極司菲爾路76號（今萬航渡路435號），原安徽省主席、老牌軍閥陳調元的廢棄宅院內，召開了所謂「中國國民黨第六次代表大會」；

  9月初，汪偽特務頭子丁默邨、李士群便在這裡設立了特工總部。

  到1940年3月汪偽政權在南京舉行所謂「國民政府還都典禮」儀式粉墨登場時，「76號」已發展成一個功能完備的龐大特務機構。他們採取收買、敲詐、綁架、暗殺等各種手段，拉攏和發展漢奸勢力，重點打擊國民黨的地下抗日機構，鎮壓一切愛國團體和愛國人士。據當時在汪偽集團內擔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兼副秘書長和汪偽政府邊疆委員會委員長、司法行政部部長的羅君強於1969年病故前寫於上海市監獄中的回憶稱：76號特工總部主要是「對蔣幫特務中統、軍統進行殘酷的鬥爭，當然，對中共方面也不會客氣的。」他曾親聞李士群在一次會議上高呼：「左手消滅藍衣社！右手打倒CC團！」可見汪偽特工對國民黨特工和地下抗日人員的不共戴天之恨——國民黨上海市地下黨部的張小通被汪偽特工逮捕後，就被他們十分殘忍地肢解幾大塊處死並以硝酸毀屍。

  因為汪偽特工總部的各種暴行劣跡，其所在地區當時被人們稱為「歹土」，「76號」被稱為「歹窟」「魔窟」，汪偽特工則被稱為「滬西歹徒」。

  有意思的是，汪偽特工總部頭子丁默邨、李士群，以前都是中共黨員，後來投向了國民黨，此時又成了漢奸。而前來與他們進行殊死鬥爭的文強，以前也是中共黨員，現在卻代表著國民黨方面的抗日力量。

  文強到達上海後，先到設於法租界的忠義救國軍駐滬辦事處接上了頭。

  辦事處設在一處弄堂里，是一幢普通民房。這裡是原忠義救國軍交通站負責人蕭煥文世居的老家，長期作為忠義救國軍在上海的交通站。

  蕭煥文是湖南湘鄉人，與忠義救國軍代理總指揮（前軍統局上海區長兼忠義救國軍駐滬辦事處處長）周偉龍是同鄉。此人警察出身，當過小警官、小店主，三子二女都是忠義救國軍成員。此時女兒作了軍統局上海區交通，一個兒子作了上海區行動人員，一個作了忠義救國軍駐滬辦事處秘書。

  文強與蕭老頭早就認識，但對此人素無好感，看不慣他那種阿諛奉迎、陰一套陽一套的市儈嘴臉。

  見面沒談上幾句話，蕭老頭就又吹噓起他與忠義救國軍代總指揮周偉龍的同鄉關係，並向文強表示，希望能給他和子女在策反委員會裡安排位置。

  文強想到，這種唯利是圖之輩，太不可靠，在私利驅使下，隨時有叛變投敵的危險。為了穩住他，文強幹脆說要向上級報告，推薦其擔任忠義救國軍駐滬辦事處處長。

  蕭老頭聞言，眉開眼笑，對文強分外殷勤。

  文強向他打聽葛世明的情況，才知道就在文強一行到達上海之前不久，葛世明因被英國租界當局發現了重慶特工報務員身份，已被驅逐出境。

  文強安排好向重慶方面發電報後，當晚即離開蕭家，住到了另一處醫院中。

  以後，他致電重慶軍統局本部，提出他不再兼忠義救國軍駐滬辦事處處長，保薦蕭煥文擔任此職。同時，他要求不與忠義救國軍辦事處合用電台，而另外單獨設台。這些都得到批准。

  從此，他與蕭家很少再發生橫的聯繫，他的住處及行蹤也對蕭家保密。

  幸好有此警惕，以後使他免掉了一場劫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