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力投入國防教育

  1936年2月，在日本發生了少壯派軍人發動法西斯軍事政變的「二·二六事變」：20餘名法西斯青年軍官率領1400餘名士兵在實行「昭和維新」、建立軍人政府的口號下，於2月26日凌晨占領了陸軍省、警視廳、首相官邸、陸相官邸等要害地方，殺死了內大臣、藏相、陸軍教育總監等要員。儘管這場兵變短短三天便被平息，但是日本從此加快了法西斯化和侵略擴張的步伐。

  消息傳來，正在全力從事國防教育的文強，意識到日本的進一步法西斯化，將更加變成為中國最兇惡的敵人。為了更好地研究日本，知己知彼，他在警校發起成立了日本問題研究會，把日本作為中國的頭號假想敵，從反抗侵略、對日作戰的需要出發，進行多方面的研究。

  周敦琬也全力投入到為文強整理日本問題研究資料的工作中。她幫助文強抄錄書報資料，整理研究筆記，有時忙得來廢寢忘食。經過一番辛勤勞動，他倆竟積累了30多本研究資料。

  ——這些資料以後被周敦琬帶回重慶江津縣老家，珍藏於大姐處。周敦琬病逝後，文強回鄉掃墓時，大姐還給他看了保存完好的那些資料。後來大姐去世，資料也就不知去向了。

  1936年初夏，忽然有幾個四川口音的男女青少年來到浙江警校求見文強。

  文強一見，又驚又喜。原來，他們是七年前在四川與文強並肩戰鬥過的著名共產黨人、一路紅軍總指揮李家俊烈士的三個妹妹和李家俊的獨生兒子。六年前，文強從陝西回川尋找中共四川省委，曾在路經開江縣廣福場王維舟家時見過他們一家人。

  聽了李家俊妹妹的講述，文強才知道，李家俊在重慶被劉湘殺害後，他們的父母也在貧困和抑鬱中相繼去世。曾經資助過他們的王維舟已離開家鄉，率川東遊擊軍轉移到紅四方面軍根據地去了，同他們失去了聯繫。他們一家大小生活無著，求助無門。好在李家俊的大妹李幻人輾轉找到了曾經相識的廖宗澤，廖宗澤不忘當年共產黨人的舊情，熱心相助，介紹她進入浙江警校正科第三期學習，現已受訓畢業，作為實習生開始了工作。

  李幻人有了職業後，便叫另外兩個妹妹帶著李家俊的獨子一起來了，儘管李幻人決心終身不嫁，安心撫養兄長的遺孤，但她一人的薪水仍然難以養活幾口人。於是，他們想又來向廖宗澤求助，卻不知廖宗澤已調去甘肅蘭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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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好從警校特派員辦公室得知文強也這裡，他們便找來了。

  幫助他們渡過難關自然是文強義不容辭的責任。於是，他去找到政治特派員辦公室書記長王孔安商量，由他介紹，以李幻人作擔保，安排李家三妹李夢痕進入浙江警校電訓班學習。李家四妹和李家俊的獨子年齡還小，文強便資助他們繼續上學讀書。

  文強還請了兩天假，帶他們去花香鳥語的西湖遊玩。在遊玩途中，又聽他們談了許多關於李家俊的往事。撫今追昔，文強感慨不已。

  為了資助李家姐妹和烈士遺孤，文強和周敦琬節衣縮食，儘可能地給他們以幫助。周敦琬還把文強新置的一輛自行車送給了李幻人。

  ——廖宗澤與文強當時都是出於人之常情，不忘舊誼，而給予昔日中共戰友和烈士的親屬一些力所能及的幫助。但沒想到這卻給她們帶來了禍患。中國共產黨執政後，在左傾路線肆虐時期，李家俊的妹妹們被當作「叛徒」批鬥，並抓到李家俊墓前下跪請罪，整得死去活來……

  1936年暑期，浙江警校正科第四期學員畢業後，文強奉調參加了為迎接對日作戰、加強國防教育而舉行的一個半月大中學校暑期軍訓工作。他擔任了大學組（包括國立浙江大學和之江大學兩校）的政治指導員。

  這時正值國難當頭——

  自1933年初榆關（山海關）被日軍攻占後，北平故宮博物院及各文化機關紛紛南遷；

  隨即，承德、古北口、北戴河、昌黎、灤州、多倫等地相繼淪陷，

  河北省政府被迫遷往保定；

  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在日軍扶持下建立起了偽「滿洲國」；

  蘇聯竟在此時將當年沙俄為侵略目的而在中國東北修建的中東鐵路非法賣給了日本；

  按照國民黨當局代表何應欽與日軍代表梅津美治郎為調解華北衝突而達成的《何梅協定》，國民黨中央軍及憲兵均被迫撤離北平、天津，平、津等地國民黨黨部及復興社等組織被迫宣布「撤銷」，轉入地下；

  以漢奸殷汝耕為首的冀東「防共自治政府」，以內蒙德王為首的偽軍政府，偽滿軍李守信部的張北「臨時軍政府」等傀儡政權，相繼在日軍刺刀下成立……

  在這樣的「危急存亡之秋」，參加軍訓的青年學生和教官們無不抱著待命出征、抗日雪恥的信念，異常熱情投入。

  軍訓結束後，鄰近幾省參加軍訓的學生還集中到南京，接受了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的檢閱。

  軍訓檢閱歸來，復興社在浙江警校、筧橋航校和省保安司令部的政治指導員們又奉命到浙江各地為中華復興作國防教育的巡迴視察、宣傳。

  文強到了浙西桐廬、淳安、遂安等地，向各縣教育界人士宣傳國防教育的重要意義，並從國際形勢講到歷史上甲午戰爭及兩次日俄戰爭的教訓，號召人們勿忘越王興國、臥薪嘗膽的啟示……

  在這期間，文強突然接到家鄉的胞弟文健來電，他們的父親不幸患水腫病去世。

  在這樣的形勢下，國防教育任務很重，不能請假，上司只同意文強預支了三月薪俸寄回家中作喪葬費用，他和周敦琬在杭州為父親舉行了遙祭儀式。

  在警校不到一年，文強就以他認真勤勉的工作獲得了一致的好評，戴笠的特派員辦公室還評定他是最出色的政治教官。

  文強這時對中國共產黨已經不再抱有信心。他認為在左傾路線反覆折騰下，中國共產黨已經元氣大損，不能再有什麼作為。官方新聞及民間傳聞中，有關中共的消息也越來越少。國民黨政府這時已開始對抗日進行準備。「先安內後攘外」的政策已經改變為安內（穩定國內政局）與攘外（抵禦外來侵略）並重。1935年底召開的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提出了「國防建設」概念，國民黨政策的重心逐漸由對內轉向對外，由「剿共」轉向抗日。

  當時國民黨的力量，在毛澤東寫於1936年底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有這樣一段概括：國民黨「已改造了它的軍隊——改造得和中國任何一個歷史時代的軍隊都不相同，而和世界現代國家的軍隊卻大體相同，武器和其他軍事物資的供給比起紅軍來雄厚得多，而且其軍隊數量之多超過中國任何一個歷史時代的軍隊，超過世界任何一個國家的常備軍。它的軍隊和紅軍比較起來真有天壤之別。它控制了全中國的政治、經濟、交通、文化的樞紐或命脈，它的政權是全國性的政權。」

  毛澤東對國民黨力量作出這樣的總結，是為了更好地與之展開革命戰爭。

  而對這時已站在政府立場上的文強來說，從同樣的事實出發，則只會得出這樣的結論，要戰勝日本侵略者，復興中華民族，只能依靠執政的國民黨。

  同時，文強在他工作和生活的警校內，接觸到的是一批年輕有為、一心報國的少壯派國民黨人，大家都全力在為對日作戰、復興民族摩拳擦掌進行準備。此時的國民黨在文強眼裡是一個處於上升時期，勵精圖治、發憤圖強的形象。

  以往他曾堅信，要使中國人民得到自由和幸福，必須以暴力推翻現存政權。而現在他卻堅信，只有維護和鞏固現存政權，保持國內政局的穩定，才能確保救亡圖存和復興民族的目標。

  他這時已心無旁騖地跟定了國民黨。

  在警校期間，文強得知，他父親的好友程潛將軍，已於1935年底被任命為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參謀總長，便去信祝賀。

  程潛聽說文強在浙江警校後，多次來函要調文強去參謀本部工作。戴笠聞訊後竭力挽留。並因文強與程潛這樣的「黨國元老」的特殊關係而對他倍加青睞。

  於是，文強便得到了比同時進校工作的其他黃埔同學更快的升遷。

  而這又自然使他對戴笠懷有了更深的知遇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