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識戴笠

  浙江警官學校坐落於西湖東邊的上倉橋，由原來的一處古舊衙門改建而成，條件雖不算好，但面積大，能容納兩千多學員住宿、訓練。警校與杭州筧橋航空學校、杭州保安司令部是當時國民黨在杭州的三大重要軍事機關。

  該校本是浙江省政府開辦的，後因省主席幾經更換，無人認真過問警校事務，便逐漸被擔任該校政治特派員的戴笠控制了大權，將該校從校長到各處室負責人、各隊隊長几乎全部換成了黃埔學生及復興社成員。成為復興社的人員培訓基地。

  文強於1935年秋冬之際輾轉來到浙江警官學校。

  廖宗澤見到他，首先就問：「周敦琬怎麼不一起來？憑她的學歷、能力，在校內校外都好安排……」

  文強不便告訴他，自己來都只是權宜之計，自然沒有考慮過讓周敦琬也來。

  在廖宗澤家裡住了三四天，廖宗澤就安排他住進了警校招待所。

  文強到警校報到幾天後，負責管理警校事務的政治特派員辦公室通知他，特派員戴笠從南京回來了，要同警校書記長王孔安一起找他們幾位新聘任的政治指導員見面談話。

  戴笠和王孔安都是資歷比文強淺的黃埔軍校六期學生。但戴笠這時已是國民黨特務組織中華復興社的特務處處長。

  這個特務處是怎麼回事呢？原來，1932年3月，一批試圖藉助專制獨裁的法西斯主義來以強力「復興中華民族」「復興革命」的少壯派黃埔軍人，報請蔣介石批准，建立了國民黨內的秘密特務組織中華復興社，蔣介石自任社長。蔣介石還仿照當年孫中山給同盟會擬定的「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政治綱領，也給復興社擬定了一個「驅逐倭寇，復興中華，平均地權，完成革命」的政治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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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4月1日，組成了由戴笠主持的復興社特務處。特務處以後實際上成為隸屬於蔣介石的獨立系統，一切工作由戴笠直接向蔣介石報告請示。

  與此同時，國民政府為適應即將到來的抗戰形勢，在3月里設立了全國最高軍事指揮機構軍事委員會，同年9月，軍委會下設立了當時尚不公開的非建制單位調查統計局，戴笠任第二處處長。

  特務處與調查統計局第二處，實際上是一個單位兩塊牌子。

  ——以後，到了1938年，軍委會調查統計局改組為正式建制單位，即後來所稱的軍統局，戴笠以副局長名義主持全局工作。

  30年代初的特務處和軍委會調查統計局第二處，即是軍統局的前身。復興社特務處受軍委會委員長蔣介石直接控制。因此特務處也就被稱為「軍委會特務處」或「軍委會調查統計局」。

  戴笠官階雖不高，但權力卻很大，說得上是炙手可熱。

  戴笠詢問了文強他們的衣食住宿情況，表示了一番關懷後，與文強作了個別談話。

  戴笠向文強坦率地說明，已經知道他脫離共產黨多年，歡迎他回到黃埔軍人崗位上來，共同為復興民族效力。戴笠還輕描淡寫地隨口說道：

  「過去的錯誤就過去了……」

  戴笠雖比文強年長整10歲，但在黃埔軍校卻比文強晚兩期，而且未正式畢業。現在來當領導，文強本來就有些不大服氣，一聽此言，他的「湖南騾子」倔脾氣又冒上來了，馬上毫不客氣地頂撞道：

  「本人以往並無過錯！回想當年，汪精衛身為軍校黨代表，曾號召『革命的向左來』。校長蔣公也說過：『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之加入共產黨，可以說是響應他們的號召，又有何錯可言？」

  戴笠沒料到會遭到這樣的反駁，微微一怔，趕緊道歉說：

  「當年小弟尚未入校，不知內情。老大哥說的是正確的。我剛才說的話收回！小弟的意思只是希望黃埔同學團結起來，為復興中華而努力。」

  初次談話，戴笠給文強留下了一個好印象。

  文強按例先被派到省會警察局第一分局當了一段時間政治指導員，作為過渡。然後回到警校任職，被聘為警校正科第一隊政治指導員，又稱政治教官。

  最初，文強曾發現周敦琬給他的來信有被檢查過的跡象。他向廖宗澤提起，發了牢騷。廖宗澤向戴笠作了反映，以後再未發生過這樣的事。

  到浙江警校後，文強意外碰到了一個老熟人：當年同他一起隨朱德入川，在萬縣楊森的二十軍從事革命工作，曾在朱德離去後代理中共二十軍支部書記的盧振綱。

  1927年春楊森準備實行「清黨」，文強、盧振綱等公開了身份的共產黨人逃離萬縣後，文強與盧振綱就失去了聯繫。

  此時盧振綱見到文強，十分驚詫和尷尬，裝作不認識的樣子，沒有打招呼。

  文強見他這樣，也就不好前去相認敘舊了。他記得盧振綱當年與朱德一起旅歐留學時學的是警察學，心想，他現在倒也算是幹上了本行。

  ——盧振綱後來在軍統局內任過少將副科長，以後到了台灣，做過警務處主任秘書。60年代病逝。

  文強到校任教不久，校方就發下一份加入復興社的登記表要每個人填寫。

  文強自脫離共產黨後，本來對再參加什麼政黨、組織已不感興趣，但他得知，來到這裡工作的黃埔同學都要填這個表。同事們還告訴他，中華復興社是以黃埔軍人為核心建立的一個以中華民族復興為己任的組織。

  30年代的中華復興，如同80年代的「振興中華」一樣，在當時那個內憂外患的危急存亡之秋，是一個十分響亮而動聽的口號和崇高的目標。

  文強自然毫不猶豫地加入了復興社。

  廖宗澤在文強到警校工作後不久被調去甘肅蘭州任省會警察局分局長。離去後，他還幫了文強一個忙。

  那時，浙江警校女生隊政治指導員戴學蘭（戴笠同宗侄女）因病退職，而女生隊政治指導員要求既要有大學學歷又要有教學經驗。廖宗澤得知此事後，趕緊從蘭州打電話告訴文強：趁此機會把周敦琬也調來，免除夫妻分居之憂。

  文強這時也已經安心於在警校從事國防教育、致力民族復興的工作，不再有「權宜之計」的考慮。於是，經廖宗澤與文強聯名保薦，周敦琬受聘為浙江警校女生隊政治指導員。她辭去了在長沙的工作，將新聞事業協進會和少年通訊社交給朋友們，來到了杭州。

  夫妻倆在風景優美的西湖之濱團聚了。他們在離警校不遠的城隍山下租了兩間房屋，安頓了新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