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黃埔同學「歸隊」行列

  原來，就在「社論事件」之前，一天文強到省財政廳採訪歸來，走在中山東路上，意外見到一輛飛快駛過的人力車上坐著廖宗澤。他急忙招呼，廖宗澤聞聲趕緊停車下來。

  兩個老同學、老戰友幾年未見，生死不知，突然異地重逢，真是高興萬分。廖宗澤聽說文強在辦報紙，便說他們又成了同行，他也在一個軍事雜誌社當記者。

  因廖宗澤要趕乘火車去武漢，不及細談，文強給他留下了地址，約定下次再見。

  十多天後，廖宗澤帶著妻子勞雅文和1歲多的女兒來到長沙，住到了文氏世館。這時，文強與他才有時間暢敘別情。兩人談至半夜，意猶未盡。

  文強這才知道，廖宗澤在他出川後不久，也離開了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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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在第一線工作的軍事幹部，廖宗澤在「立三路線」時期就對左傾領導不顧條件蠻幹硬拼以至拼光「家當」深為不滿，而推行王明路線的中共中央反倒批判「立三路線」的右傾，要求各地黨組織的工作要更加左，他們當然更無法接受。

  四川省委對文強事件的處理，也使廖宗澤寒心。他與羅世文的衝突自然是難免的。

  他對文強抱怨說，再這樣搞下去， 「不死於盲動政策，也會死於整人政策」，因此他不想在共產黨內再幹下去了。

  正在這時，因九一八事變後民族矛盾上升，國內抗日救亡呼聲高漲。已先行離開四川的另一個黃埔同學、曾在四川與文強和廖宗澤一起從事兵運工作的中共軍事幹部陳遠湘，從南京來信告訴廖宗澤，蔣介石已發話，黃埔同學只要願意歸隊為國效力，都不計前嫌，不追究過去活動，不要求悔過，一律安排工作。

  於是，廖宗澤也離開了四川。到南京黃埔同學會報了到。

  曾長期主持黃埔同學會工作的曾擴情多年後回憶：

  蔣介石在對閻錫山、馮玉祥戰爭結束後不久，特令我在南京成立一個「自新同學招待所」，並派我為招待所主任……公開宣布：凡屬黃埔同學，無論參加過任何反蔣集團的活動，只要悔罪歸來，決不追究既往，並不迫使作任何交待，而且待遇從優。前後約半年時間，共招待了一百二十人左右，計：共產黨同學余灑度、陳烈、韓浚、廖宗澤等十人左右；參加「改組派」的同學郭仲容、陳遠湘等四十餘人……蔣介石並分批召見了這些人，每召見一批，都由我陪同一起。他對共產黨同學頗為客氣，毫不追問共產黨的活動情況，只問其家庭和其本人的生活情況，望他們今後好好地安心工作，定有光明的前途。

  作為黃埔同學會變種的「自新同學招待所」，大概因「自新」二字不大好聽，又被稱作「軍校畢業生調查課」，或者乾脆就被簡稱為黃埔同學會。曾擴情在回憶中將陳遠湘錯記為改組派了，其實陳遠湘與廖宗澤一樣，也是共產黨。

  ——「歸隊」後的原共產黨人陳遠湘、廖宗澤，後來均當上了國民黨將軍，均在解放戰爭中被俘，同文強一樣成了國民黨戰犯。廖宗澤在「文革」中病逝於撫順戰犯管理所；陳遠湘後來與文強一起獲得特赦。

  在「九一八」「一·二八」之後，一批黃埔軍校出身的中共軍事幹部陸續「歸隊」投入國民黨陣營，除去個人原因之外，更有著深刻的歷史原因。

  國難當頭，他們都是熱血青年，急於報效祖國，施展抱負，正當此時，外邊有中央政府蔣介石「拉」，中共黨內又有左傾路線「推」……

  不要小看這個左傾路線「推」的力量。

  對外，左傾路線大搞關門主義，甚至到了不以國事為重的地步。不論是對馬占山、李杜領導的東北抗戰，蔣光鼐、蔡廷鍇領導的上海抗戰，還是對馮玉祥、宋哲元等人領導的長城抗戰，中共中央都不僅不伸出合作、援助之手，反而還指斥那些國民黨抗日將領為「欺騙」「陰謀」。

  在「一·二八事變」爆發後，正當十九路軍在上海英勇抗擊日本侵略軍，蔣介石派張治中率第五軍赴滬參戰，全國各界民眾對抗戰軍人們給以熱情支持時，左傾到極點的中共臨時中央竟在《中央關於上海事件的鬥爭綱領》中，號召國民黨軍「革命的士兵們，殺掉你們的長官，加入紅軍！」當時在上海戰場上的國民黨軍的「長官」們，許多人是寫下了遺書後投入對日作戰的（其中一些「長官」就犧牲在這戰場上）。假如他們知道了中共中央的這個「鬥爭綱領」竟對他們的士兵發出這樣的號召，會有何感想？

  與此同時，中共左傾領導還按照史達林的眼色行事，誇大日本進攻蘇聯的危險，提出既脫離實際又脫離中國民眾的口號：「武裝保衛蘇聯！」這又使得中共在這方面大失人心。

  對內，左傾路線大搞「肅反」，不少為中共事業英勇奮戰的軍事幹部沒有死在戰場上，卻死在自己人的「肅反」槍口下。

  在這樣的情況下，一些人脫離中共隊伍，甚至站到政府（國民黨）一邊去，就不足為怪了。

  在曾擴情提到的那批到黃埔同學會報到「歸隊」的「共產黨同學」中，最有名者當數余灑度。

  余灑度是黃埔軍校第二期畢業生，在校時即是中共黃埔軍校二期支部組織幹事、周恩來領導的《血花劇社》主要演員、以共產黨人為骨幹的青年軍人聯合會主要成員。

  南昌暴動時，余灑度是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一般簡稱武昌國民政府警衛團）中校團附兼第一營營長，與團長盧德銘、政治指導員辛煥文等一起率部參加南昌起義。赴南昌途中，為防被總指揮張發奎派人攔截，棄船登岸步行（文強奉命去接他們因而沒有接到）。

  他們因步行耽誤了時間，尚未到達南昌時，起義部隊已經棄城南下。經研究，盧德銘、辛煥文與韓浚（參謀長）三人離隊去追趕起義部隊（旋即接受湖北省委指示返回部隊），余灑度任團長率部到江西修水地區休整，與平江、瀏陽農民自衛軍匯合，參加了毛澤東領導的秋收暴動，余灑度任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師長，盧德銘歸隊後任總指揮。

  1927年10月中旬，暴動部隊中的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毛澤東）派余灑度向兩湖省委匯報工作，請示機宜。余灑度於10月19日給中共中央寫了《警衛團與平瀏自衛軍合併原委參加此次兩湖戰役報告略書》，刊於《中央政治通訊》第十三期上，成為日後研究秋收暴動的重要文獻資料。

  此後，余灑度脫離了中共組織，參加了鄧演達領導的秘密反蔣組織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即當時所謂「第三黨」，農工民主黨的前身），在上海法租界專門負責組建「黃埔革命同學會」，組織黃埔同學起來投入反對蔣介石的鬥爭。

  1931年8月17日下午，鄧演達因叛徒告密而被捕。當晚，黃埔革命同學會被破獲，負責人余灑度、陳烈等20餘人全部被捕。

  押解南京後，蔣介石採納了戴季陶的建議：對鄧演達處置從嚴，對黃埔同學處置從寬。於是，蔣介石派人向余灑度等提出，只要「歸隊」參加政府工作，即可恢復自由，既往不咎。

  余灑度的「歸隊」，在黃埔同學中的影響自然非同一般。

  三年後，余灑度於1934年在六十一軍政訓處少將處長任上，被北平憲兵三團團長蔣孝先以「走私和販賣嗎啡」罪名逮捕，押到南昌，由蔣介石下令槍斃。此案真相如何？不得而知。

  廖宗澤到設於南京三道高井一舊式院落里的「自新同學招待所」報到後，參加了在這院落後進房屋中舉辦的參謀本部特務警員訓練班。

  這個訓練班因位於洪公祠旁邊，又被稱作洪公祠訓練班或洪公祠特警班。第一期有30名學員，於1932年初夏開學，受訓6個月。年底畢業後，廖宗澤被派往杭州，在浙江警官學校特警班任隊長。

  不過，在與文強的這次談話中，廖宗澤並沒有對他詳細說明浙江警校的具體情況。他只是說起警校工作在當前如何重要，如何有前途。並建議說，如果願意，他可以推薦文強到那裡去任教。

  廖宗澤在長沙期間，還介紹文強認識了主持黃埔同學會長沙通訊處的兩個負責人，一個是黃埔軍校第三期畢業的蔣肇周，此時在駐長沙某部隊任政訓處長；另一個是留美歸來後曾任黃埔軍校第四期政治教官的何浩若，此時在長沙負責全省軍事訓練工作。

  廖宗澤向他們透露了「文浮生」也是黃埔同學，真名文強。

  隨後，蔣肇周與何浩若曾多次來文氏世館拜訪文強，直呼「文強同學」，還請文強吃過飯，表示歡迎他回到黃埔同學崗位上來為國效力，不計前嫌，以救國為重；並要文強幫著多聯絡其他黃埔同學。

  文強知道自己的真實姓名已經暴露，在長沙打埋伏是打不下去了。「社論事件」又樹敵招風，若再被人查出在四川的「共案」，更不堪設想。

  儘管文強不大高興廖宗澤把他的真實姓名透露給了蔣肇周和何浩若，但看來蔣、何二人對他並無惡意。何況廖宗澤是他共過患難的多年老友，仍然是信得過的。

  為了免遭何鍵的毒手，他終於下定決心，遠離長沙，借他那塊黃埔同學的招牌，先到廖宗澤那裡暫避一時。

  他去信到廖宗澤處言明此意。

  廖宗澤很快便發來電報，告之已在浙江警校為他聯繫好工作。

  文強於是開始了他傳奇人生的重大轉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