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雙十二」到「八一三」

  1936年初冬，文強奉調到南京任國民政府參謀本部乙種參謀業務訓練班政訓處上校處長。

  乙種參謀，即情報參謀。這是當時為對日作戰進行準備的一個方面。訓練班設在南京慧園路慧園裡，由特務處控制。班主任由特務處副處長鄭介民以參謀本部第二廳第四處少將處長兼。戴笠是特務處上校處長，軍銜比鄭介民低一級，但權力上則是鄭介民的頂頭上司。

  這樣，文強就有了雙重身份：既是軍委會特務處官員，又是參謀本部第二廳官員。

  在訓練班期間，他為了多學得一些知識以應即將到來的戰爭之需，常常隨班旁聽。與他一起隨班旁聽的，還有其他一些國民黨將領，其中還包括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馮玉祥。

  這時，已有身孕的周敦琬辭去在浙江警校的工作，來到了南京。他們在南京明瓦廊街75號安下了新的家。

  訓練班開學不久的一天，戴笠突然跑來找訓練班教務主任余樂醒，碰到了文強。戴笠顯得十分著急，神色大變。

  文強幫他把余樂醒找來，鄭介民、梁乾喬等復興社骨幹也來了。這時，他們才知道是在西安發生了張學良、楊虎城以武力扣押蔣介石實行「兵諫」的「雙十二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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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笠是從軍統局西安站站長江雄風的來電中獲知此事的，他已分別去找了軍政部長何應欽和蔣介石夫人宋美齡、行政院長宋子文等了解情況。

  戴笠焦急地對余樂醒等人說：

  「如何是好？領袖生死難卜，何部長主張討伐，宋院長和夫人則認為打不得，要政治解決。賀衷寒、桂永清他們也主張興師問罪……意見如此不一，領袖又如何能得救？我想親自到西安去！」

  他顫抖著聲音，提出要余樂醒趕快為他物色幾個能「飛檐走壁」的人，跟他一起混入西安去救蔣介石。說完，他竟放聲大哭起來。

  在場幾人從未見過戴笠這樣的表現，只能面面相覷，無言以對。

  余樂醒受到感動，也陪著流了一會兒淚，想了想說，救是要救，越快越好，只是飛檐走壁的人恐怕一時難以找到，他願親隨戴笠一起化裝混入西安，再想辦法。

  幾個人談來談去，也沒有一個結果。

  最後，戴笠還是隨宋子文、宋美齡兄妹去了西安。本來宋美齡反對他去，怕他去了壞事。但是宋子文堅持要戴笠去，因為戴笠與張學良私交很好（戴笠在南京洪公祠的辦公地點，都是張學良連地皮帶房屋一起贈送的），張學良手下又有一些戴笠安插的人，去了可以起一些作用。

  西安事變在國際、國內都引起了極大的震動。

  不過，當時並非人人都能看清這一事件將會帶來的重要歷史作用。

  在西安事變的消息剛傳出時，蘇共中央《真理報》就發表社論，譴責事變「顯有怪異性質」，並稱此事變是「汪精衛利用張學良部隊中的抗日情緒，挑動這支部隊反對中央政府。」蘇聯政府機關報《消息報》也發表社論，稱張學良之行動足以破壞中國抗日力量的團結，認為這次事變「不獨為南京政府之危險，抑且威脅全中國」。

  在上海的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一貫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並曾因力主停止內戰團結禦侮而被國民黨當局以「危害民國」罪逮捕了七位領袖，而引起全國聲援「救國會七君子」的運動，張學良在西安事變中向蔣介石提出的條件之一就是釋放救國會領袖。但救國會這時對西安事變發表的《緊急宣言》中也說，西安事變「實行武力諍諫，這種不合常規的辦法，當然不能為全國民眾所贊同。」

  國民黨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與蔣介石長期不合的馮玉祥將軍，這時也致電張學良表示指責：「當此外侮日深，風雨飄搖之際，雖吾人和衷共濟，同挽國難，猶恐計慮不周；豈容互生意見，致使國本動搖？」在對記者發表的講話中，他也批評張學良違法犯紀，希望張學良速送蔣介石返回南京。並說：「在國家突遭此變故之時，全國人民與各級官長自然萬分氣憤，萬分焦急，既慮外來禍患之加重，復痛燃箕煮豆之危迫，而尤慮最高領袖之安危。」

  數十年後，文強在一封信中如實記述了他當時所見的情況和他的心情：

  「當時南京及我班學員，群情激憤，南京學生及市民組織示威遊行，一致聲討張、楊。我當時也是同市民和班中學員一條心。國亡無日，為什麼會發生如兵諫之事？後來不料很快就解決僵持局面，張學良護送蔣歸來，南京又舉行一次大規模似慶典又非慶典的大示威遊行。民氣之旺，我生平是第一次感受到。」

  文強當時的這種認識並不是個別的，也不僅僅是站在國民黨當局立場上的人才有的。

  民營的《大公報》在蔣介石返回南京的次日發表社評《國民良知的大勝利》，說：

  這一勝利，使得全世界知道中國確是統一的國民，確有領導全國的領袖，使得我全體國民無論文武，無論何種職業者，今後更堅強了愛國衛國的自信，因而精神上事實上更增進了團結。

  《大公報》的這些話，是可以代表當時相當一部分民眾的認識的。

  西安事變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轉折。文強在此前後也經歷了自己人生道路的轉折：

  他離自己曾為之奮鬥的共產黨更遠，離自己曾與之鬥爭的政府和執政的國民黨更近了。

  1936年2月，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若國民黨能實行停止內戰、釋放政治犯、改善人民生活等國策，集中國力一致抗日，中共中央願作出四項保證： 一、停止推翻國民政府的武裝暴動方針； 二、蘇區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國民政府和軍事委員會指導； 三、特區實行普選民主制度； 四、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相應通過將武裝「剿共」方針改變為「和平統一」方針的決議。

  與此同時，國、共兩黨代表開始進行秘密接觸和談判。

  1937年5月，周敦琬在南京生下了兒子文致中。

  不久，七七事變爆發，中國開始進入全面抗戰時期。

  因為戰事緊急，所有正在乙種參謀業務訓練班受訓的現役諜報參謀人員奉命回原保送部隊服務。 文強也摩拳擦掌準備上前線參加對日作戰，以盡匹夫之責。他曾有一首詩記錄當時的心情：

  盧溝夜月夜烏鳴，繞樹三巡落又驚。

  隱隱槍聲縈雉堞，堂堂國士譽干城。

  戍樓南望煙塵暗，海盜東侵氣焰橫。

  撫劍吟詩難入夢，滄桑故國幾時平。

  他和周敦琬商定，要她攜未滿三月的新生兒回長沙鄉下，遠避戰火，他好輕裝上陣。

  他們剛作好安排，上海八一三抗戰就爆發了。

  8月15日，日本飛機對中國首都南京進行了第一次空襲。

  第二天，文強接到參謀本部命令，派他到上海任戰地聯絡參謀，限克日到前線向張治中將軍報到。

  鄭介民又轉給文強一封戴笠自上海發來的電報，調派文強為上海三極無線電傳習所所長，限即日動身前往上海報到視事。

  文強當天即滿懷抗戰豪情，與愛妻幼子壯別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