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變節」

  這樣的爭論會有什麼結果呢？

  羅世文是能直接閱讀俄文版列寧原著的，被共產黨人奉為革命導師的列寧，在其重要著作《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中，專門就應該有「必要的妥協」作過精闢的論斷。

  列寧在談到俄國十月革命後為贏得喘息時機而由他力排眾議堅持與德國帝國主義簽訂的那個「喪權辱國」的《布列斯特和約》時，針對一些「左派幼稚病」患者對他的指責，舉了一個通俗的例子：

  假定你坐的汽車被武裝強盜攔住了。你把錢、身份證、手槍、汽車都交給他們，於是你從強盜的光顧中脫險出來。這當然是一種妥協……但是很難找到一個沒有發瘋的人，會說這種妥協「在原則上是不能容許的」，或者說，實行這種妥協的人是強盜的同謀者（雖然強盜可以坐上汽車，利用它和武器再去打劫）。

  列寧在這部著作中還特地用了整整一章來論證「不作任何妥協嗎？」這個問題。他尖銳地抨擊那些「左派幼稚病」患者拒絕任何妥協的態度是像小孩子一樣「事先把自己的手足束縛起來」，認為「這是愚蠢，而不是革命性。」「革命階級的政治家不善於實行『機動、通融、妥協』，以避免顯然不利的戰役，那就是毫無用處的人。」

  其實，在顯然不利的形勢下實行必要的妥協，這種認識應該是任何有著正常思維的人都應有的常識。

  當時羅世文與文強的戰友，四川的一些共產黨領導人、革命烈士，在被軍閥當局逮捕後，就並非「愚蠢」得像小孩子一樣「事先把自己的手足束縛起來」，只知道一味做出「渾身是膽雄赳赳」的英雄狀。

  從二十一軍特務委員會留下的年度報告中可知，在文強事件之前已經壯烈犧牲的中共四川省委領導幹部中，除劉願庵、鄒進賢、程攸生等人是在開常委會時被當場逮捕並搜繳大量文件，無法否認身份外（即使如此，劉願庵等人仍未承認真實姓名），其他如李鳴珂、穆青、牛大鳴等省委領導幹部，都無不有過以假口供與軍閥當局虛與委蛇的經歷——儘管李鳴珂是在制裁叛徒後軍警包圍搜捕中在現場被捕，穆青、牛大鳴都是被認識的叛徒當面指認逮捕，但他們仍然拒不承認自己的真實姓名或身份，都要編造一套看上去不僅毫不慷慨激昂甚至還顯得有些「喪失原則」的假話以作「招供」。

  李鳴珂謊稱自己叫李春發，「入黨僅年余」，被黨組織派到鄉下作農運，被認為「工作不力，是機會主義者，最後交通斷絕，未曾通信」，意即已同中共組織中斷聯繫。他還說「（共產）國際有命令，智識分子不准當常委」，因此「他在黨中不重要」。同時，李鳴珂還瞎編了一些地下組織的「接頭方式」作為口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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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青謊稱叫袁雨蒼，在叛徒與他對質時，他當庭編造了一個「黃色故事」，說自己是在鬧市區商業場見到兩個女子，「因其行動輕薄，即尾之到他們住所」，以為兩人是妓女，可以隨便玩，不知其中一人是叛徒之妻，被叛徒回來撞見，「大起醋意，當下我們口角一場」，因此之故，叛徒對他「挾嫌誣告」，他還給二十一軍軍部寫了很長一篇呈文為自己辯護。要不是後來因劉願庵等被捕時搜繳的大批文件中暴露了穆青身份，穆青的這一番自我辯護已經完全迷惑了當局，大有獲救的希望；

  牛大鳴被捕後，矢口否認特委會搜繳的省委文件中有關他曾代表省委到中央匯報工作和到川東領導農民（三路紅軍）暴動的記載，謊稱：「四月中旬劉願安找我到中央當代表，報告一切，我因怕危險，故未遵行，即下鄉教書，三（個）月以來，已消極與共黨脫離，現在一切組織及計劃，概不得知。」還說他在不接受劉願庵派去上海匯報工作的任務而「潛往鄉中」時，已「留信與黨表示脫離」，此前「我系在支部工作，並非省委委員」，所謂擔任的「秘書長」職務，只不過是因「轉信細心謹慎，便提升秘書」，而所謂秘書「實即負抄寫之責而已」。他甚至還把自己弟弟牛正坤的叛變也利用來做文章，謊稱其弟叛變是受了他的指使……

  這些烈士在被捕之初都是採取的避實就虛，避重就輕，以假亂真，以曲求伸之類策略，以假口供矇騙當局，混淆視聽，掩蓋真相，力求保守黨的機密，並儘量爭取獲救機會。

  直到最後，這一切努力失敗，他們才從容顯出了慷慨激昂的英雄本色，留下遺書或遺詩，英勇就義。

  如果按照左傾路線的觀點，這些烈士在被捕之初的一些言行，顯然也是大可上綱為「變節」的。

  當然，羅世文此時的左傾，不應簡單地看作是出自他個人品質或性格、學識、經驗等方面的原因。

  在當時，左傾冒險，左傾盲動，或曰左傾機會主義，不僅是中共全黨的政治路線，而且是籠罩中共全黨的思潮和情緒。

  即是年輕的文強自己，也同樣不可能脫離這一思潮的影響。

  在大半年前，文強代表省委到川南巡視後所寫的報告中，就曾將川南黨組織在實踐中總結提出的「以赤色區域包圍城市」這一戰略思想當作川南行委的「嚴重錯誤」，指責其「在客觀形成放棄了取消了最主要的職工運動」，「是群眾的落後觀念、失敗觀念的反映，同時也是再呆板再機會主義沒有了的右傾錯誤。」

  就像那時文強認為川南行委右傾一樣，如今，在更加左傾的王明路線影響之下，羅世文認定文強與特務們的虛與委蛇是「變節」行為，自然也就不足為怪了。

  只是，對於共產黨人來說，「變節」與右傾相比，性質顯然大為不同。

  右傾再嚴重，也是共產黨內的錯誤；而「變節」則屬於「叛黨」的罪行了。

  更何況，身為南宋抗元名將文天祥後裔的文強，其家族中人無不自幼熟讀《正氣歌》，「氣節」是他們最為看重的品德之一。「變節」的罪名自然使他更加無法忍受。

  文強與羅世文各自堅持己見，互不相讓，爭吵沒有結果。

  此時，羅世文27歲，文強25歲，都正是血氣方剛，風華正茂的年齡。

  在這樣的年齡，往往容易意氣用事，更何況他們都已經有了不平凡的革命經歷，都堅信自己正確。

  本來，周敦琬作為四川共產黨組織內的資深大姐，作為劉願庵烈士的遺孀，說話是能夠起到作用的。但是這時她已經成為文強的妻子，便失去了公正的仲裁人的資格。只能無奈地勸他們不要爭吵。

  最後，文強提出要見程子健。他認為程子健這位曾與他在重慶儲奇門河街吊腳樓里抵足而眠的忠厚人，一定會作出公正的評判。

  然而羅世文冷冷地回答他，程子健不在成都。

  文強以為這是羅世文有意刁難。其實他錯了。程子健確實不在成都。

  當文強被捕的消息傳到成都後，省委便已作出了決定：鑑於重慶白色恐怖嚴重，應精簡和縮小地下組織機構，撤銷中共川東特委和重慶市委，另行組建江巴中心縣委。

  正當文強和周敦琬從水路上成都的時候，程子健已經從旱路趕往重慶傳達省委這一決定去了。

  不過，即使程子健在成都，又能怎樣？

  在文強被捕之前，中共下川東特委被二十一軍特委會破獲，下川東特委書記項鼎被捕後，以「假投降」矇騙敵人，伺機逃脫，星夜兼程從萬縣跑回重慶向省委匯報，省委卻已風聞他「叛變」而開除了他的黨籍並已上報中共中央備案。

  項鼎悲痛萬分，苦苦申訴，但當時正在往成都搬遷的省委無法進行調查，只得囑他留下聯絡地址，等以後再作處理。

  ——項鼎以後歷盡艱辛，矢志不渝追隨共產黨事業，仍很長時間未能恢復中共黨籍。

  當時處理項鼎事件的省委書記，就是程子健。

  而他與項鼎並無個人恩怨。

  此時在左傾路線的大氣候中，已經因執行了「立三路線」而受過批評（分明是左傾反而被批為右傾），作過檢討，從省委書記改任軍委書記的程子健，還敢表現出右傾，為文強說話嗎？

  只需看看這樣兩個事例——

  在湘鄂西蘇區「肅反」中，身為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紅三軍軍長的賀龍，眼見自己的親密戰友、著名紅軍將領段德昌被中央代表、中共湘鄂西中央局書記夏曦以莫須有的「國民黨改組派」罪名殺害，也毫無反對之力，只能叫人做了一碗段德昌愛吃的粉蒸肉，含淚端上，讓段德昌臨刑前吃上幾口……

  在鄂豫皖蘇區「肅反」中，身為紅四方面軍總指揮的徐向前，聽說自己的妻子程訓宣被保衛局以「改組派」罪名逮捕之後，對她的命運也只能是「不便過問，聽候組織『審查』就是了……」最後程訓宣在保衛局嚴刑逼供中被活活打死……

  當時左傾路線在中共黨內造成的大氣候，顯然是某一個人很難抵制和改變得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