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兵不要官」的廣漢兵變

  在此期間，為了多給劉願庵烈士的繼母和幼弟一些關心、照顧，周敦琬住進了劉家。

  文強不便同去，便住到了一位老友張用五家中。

  張用五是老同盟會會員，曾在民國初期熊克武治理四川時任過成都造幣廠廠長。當年文強隨朱德入川到楊森部開展革命工作時，張用五正在楊森部做高級幕僚。當朱德、劉伯承幫助楊森辦起仿效黃埔軍校的二十軍軍事政治學校時，張用五就被推舉擔任了校長，文強那時則是政治教官和學生隊第一大隊大隊長。兩人過從甚密，私交很好。文強二次入川後，得知張用五已是中共黨內同志。

  張用五的家十分清靜。他告訴文強，省委未搬來時，中共川西特委的會議常在他家裡開。文強的老朋友，在川西特委作軍事工作的廖宗澤常來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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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強聞訊大喜，忙通知周敦琬去爵板街把廖宗澤叫來會面。

  原來，在1929年6月第七混成旅曠繼勛部舉行兵變時，廖宗澤奉派前去參加，並被任命為兵變後編成的四川工農紅軍第一路第二師黨代表。兵變失敗後，廖宗澤撤回成都，擔任中共川西特委委員兼兵委書記，繼續投身於在士兵中發展革命力量的艱苦工作。

  1930年10月，左傾冒險的「立三路線」在中共中央已經受到批判，但因交通、通訊不便，新精神尚未傳達到四川，因此中共川西行委仍然決定在成都附近的廣漢發動了貫徹「立三路線」的最後一戰——江防軍第二混成旅兵變。

  廖宗澤又被派去擔任領導兵變的前敵委員會委員兼起義軍第一縱隊政委。

  廣漢兵變失敗後，川西軍閥開始了瘋狂的大搜捕，大屠殺。廖宗澤又逃回成都附近的老家華陽縣石板灘躲了一陣風頭。

  不久，中共四川省委遷來成都。省委原打算調廖宗澤到重慶參加文強主持的川東特委作軍委工作，但因廖宗澤正在生病未能赴任，而改派了李家俊。廖宗澤則在成都參加了省軍委工作。

  廖宗澤與文強不僅是黃埔同期同學，而且在四川並肩戰鬥，生死與共，彼此十分了解。得知文強到了成都，廖宗澤十分高興，立即趕到張用五家。

  兩個劫後餘生的黃埔同學，見面時緊緊擁抱，流下了激動的熱淚。

  聽文強談了離渝來蓉的遭遇後，廖宗澤深為他的蒙冤受屈憤憤不平。他告訴文強，他從廣漢兵變後，對中共黨內那套過左的作法，已經十分反感。

  廖宗澤在此之前參加的第七混成旅兵變，失敗的原因主要是條件不成熟。但當時中共四川省委卻在「立三路線」影響下未能正確總結教訓，甚至錯誤地認定失敗主要是因為搞的是「將變」而不是「兵變」。因此，以後的兵變，便來了個「矯枉過正」，片面強調走「士兵路線」，強調「階級成分」，一概排斥軍官，連已經加入共產黨的軍官也要排斥在外。

  廣漢兵變前，中共川西行委決定，有關兵變的消息，均不通知原在部隊中擔任軍官職務的共產黨員，兵變成功後，這些黨員也同其他軍官一樣要遣送離隊。

  於是，兵變爆發後，要兵不要官，司令部各處都無人負責，原編制打亂，導致部隊一片混亂。給養無專人負責，造成一些士兵吃不上飯。招募的數百新兵也因無人負責管理而散去。因領導機關陷於混亂，甚至連應開的市民大會也沒有開成。而且，因軍官黨員被排斥在外，原中共地下軍支組織也被打亂，起義部隊中一時竟成了沒有黨組織的狀況。

  由於這樣的混亂，士兵們便抱怨中共組織派來擔負軍事總責的人太差，紛紛要求讓原參謀長劉的軍擔任總指揮。

  劉的軍是由原中共川西特委領導人張秀熟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是該部隊地下軍支中的骨幹分子，因年齡稍長，廖宗澤、文強等中共軍事幹部都稱他為「劉大哥」。他在士兵中頗有威信，本應作為兵變領導成員，但因是軍官，卻被排斥在外，按原決定還應遣送離隊。

  只是在兵變發生後，他主動要求參加紅軍，前委考慮到軍事幹部缺乏，才被迫同意他留下來工作。

  這時，前委又在束手無策的情況下被迫宣布任命劉的軍為紅軍總指揮。宣布之後，又擔心出現軍事獨裁，感覺危險。

  同時，另一位原在部隊作排長的共產黨員，也因是軍官，被排斥於兵變之外，但在兵變信號發出後，他主動參加行動，領導革命士兵控制了該營，前委也只得任命他為大隊長，而這位大隊長又在前委向豪紳催繳贖金時，為一個豪紳說情，與前委成員發生了衝突。

  這些事使得前委負責人認為部隊有「反革命復辟」的危險，便在兵變已經面臨失敗，部隊正在前方血戰之時，商量起在部隊中「肅反」的問題來，並將總指揮劉的軍和那個大隊長都列入了肅反處決名單——這時劉的軍正按前委要求在前方指揮作戰。

  廖宗澤沒有參加這次前委會議，因他也在前線指揮作戰。他事後才得知此事，大為震驚。好在當時未能攻下綿竹縣城，因此原定在攻下縣城後執行的「肅反」計劃也就成了一紙空文。

  以後兵變失敗，劉的軍率殘部接受了另一軍閥部隊收編，自然更被認定是「反革命」了。

  文強聽著廖宗澤的講述，對這種愚蠢的左傾錯誤，深感憤慨和憂慮。想起他們辛辛苦苦參加開創的四川兵運大好局面，幾下子就連老本一起被搞光了，真是心痛萬分。

  因為文強此時既遭反動軍閥通緝，又受中共黨內處分，「里外不是人」。他怕連累張老先生一家，在張家住了十多天後，他請廖宗澤另外聯繫租賃了北城公園附近一家湖南同鄉會館的房間。因會館規矩只供單身居住，周敦琬仍然只能住在劉家。

  在此期間，文強和周敦琬又找羅世文面談了兩次，仍是話不投機，不歡而散。

  文強在湖南同鄉會館裡獨居斗室，又遇上連日秋風秋雨，夜裡常有貓頭鷹驚啼，他心頭倍增淒涼。

  一天清晨，周敦琬匆匆來到會館，向文強出示了一張報紙《號外》：

  震驚國人的「九一八事變」爆發了！

  「山河破碎風拋絮，身世浮沉雨打萍。」先祖信國公文天祥的名句，文強此時默誦，別有一番滋味。

  國難當頭。個人的災難也正當頭。出路何在？

  文強苦思多日，終於下了決心：離開四川，另找出路。

  他約周敦琬來到支機石公園邊的城牆上，談到自己的打算。

  周敦琬勸他再以書面形式向省委申訴一次，他拒絕了。他激動地說：

  「省委還不就是羅世文？他們搞的是關門主義的革命。這裡不要我，我還可以到別處去。李老五不是到上海去了嗎？我也可以到上海去，去找周恩來！……」

  他說的李老五、就是原省軍委秘書、省委特務隊長李覺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