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戲般的江津兵變與李覺鳴出川

  李覺鳴本來就不大安心在四川工作，只是因為崇拜李鳴珂（他原姓劉，隨李鳴珂改了姓名），願在李鳴珂手下工作。李鳴珂犧牲前，就曾在留給他的遺書中勸告說：「五弟，與你永別了！你在四川工作，不要走。……」並在給周恩來的遺書中分析四川幹部現狀時說到李覺鳴：「缺點是個性強於我，他愛人在滬，時想離開四川工作，（希）中央絕對制止。」

  李鳴珂犧牲後，李覺鳴將李鳴珂烈士之子李從珂送到江津駐軍最高長官張志和那裡寄養。

  張志和是四川軍閥劉文輝統率的二十四軍暫編第一師副師長兼第二混成旅旅長，是中共秘密黨員，還是李鳴珂領導下的省軍委成員。他與李鳴珂配合默契，親如兄弟。當時省委需要的一些槍枝彈藥，就是張志和設法搞到的。

  

  當張部移防江津後，張志和還在縣城裡創辦了一家「志和圖書館」，購進大批馬列主義著作和進步書籍，在士兵和當地群眾中傳播革命思想。當貫徹「立三路線」的中央代表余乃文入川後，召開的第一次傳達「立三路線」精神的幹部會議——全川軍支（駐軍地下黨支部）聯席會議，就是在張志和掩護下，在江津縣白沙鎮召開的。

  李鳴珂犧牲後，張志和主動要求將烈士的長子送到他那裡去，由他撫養。

  在他的部隊裡，建立有中共地下軍支，士兵中的地下黨員有200餘人，軍官中也有七八人，是全川軍閥部隊中士兵運動搞得最好的一個。

  李覺鳴長期擔任省軍委與江津軍支的聯繫工作。劉願庵犧牲後，李覺鳴就在張志和那裡暫避了一段時間，並在張志和與地下軍支的配合下，將告密導致劉願庵等領導人被捕犧牲的原中共四川省委幹部、內奸陳茂華制裁。

  隨後，李覺鳴被省委秘書長牛大鳴派去上海向中央匯報軍事工作。回川後，他向省委提出調去上海工作，但因他對省委按「立三路線」精神發動全省大暴動的一些具體做法有不同意見，與省行委領導發生衝突，被決定先給予留黨察看兩個月處分，然後才能調走。

  導致李覺鳴與省委衝突的主要原因，是「立三路線」發動的江津兵變。

  1930年8月，執行「立三路線」的中共四川省行委為了拿下位於重慶西南的江津縣，以便順長江而下直取重慶，再沿江而下進軍武漢，進一步達成「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宏偉計劃，不顧條件尚不成熟的情況，強令江津軍支實行兵變。

  因張志和對這樣的草率蠻幹持不同意見，省行委即認為他是害怕自己的長官地位受到損害，政治上不可靠，決定趁張志和被劉文輝召去成都開會之時，背著他發動兵變。

  時任軍閥劉湘軍部高參的中共秘密黨員於淵，被指定為兵變總指揮，省行委委員項鼎為黨代表和兵變成功後的縣蘇維埃主席。

  但是，到江津聽取了當地縣委和軍支同志介紹情況後，於淵當即表示這個兵變計劃太不成熟，應該取消，否則即等於把革命士兵往敵人虎口裡趕。對於趁張志和不在家時發動兵變，他更認為是「挖自己人牆腳」的蠢事。

  熱情高漲的項鼎譴責於淵是臨陣脫逃，與他大吵了一通，於淵只得表示組織上服從而思想上保留個人意見，但辭去總指揮職務，只參加軍事指導工作。

  反對兵變的縣委書記也被排除在兵變行動委員會之外。

  9月3日夜，原計劃5日舉行的兒戲般的江津兵變，因已走漏風聲引起官方警覺而倉促提前發動，並立即遭到失敗。

  張志和在成都得到消息，受到劉文輝訓斥後，憂心如焚趕回江津處理後事。在反動軍官們將參與兵變的士兵抓來「正法」時，張志和被迫坐在現場「監斬」。儘管他盡其可能當場救下了兩個共產黨人，但卻不得不目睹其他數十位士兵被殺，其內心的矛盾、痛苦，可想而知……

  事後，於淵因「臨陣脫逃」，張志和因「鎮壓起義」，均被中共四川省行委開除黨籍。

  ——張志和後來在軍閥部隊也不再受到重視，不久即解甲歸田。抗戰爆發後，他親自將他撫養長大的李鳴珂烈士之子送去延安，自己也要求留在延安，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毛澤東認為他在四川軍政界有較大影響，留在中共黨外更有作用，勸說他回到四川開展上層統戰工作。此後，他參加了民主同盟，始終是中國共產黨的忠實盟友，一直為反對國民黨獨裁政權進行著不懈的鬥爭。後來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含冤去世……

  張志和被開除中共黨籍後，李覺鳴十分不服，他去江津安慰了張志和，又跟省行委負責人余乃文、程子健、項鼎等人爭吵，因而被處以「留黨察看兩個月」處分，並要他「戴罪立功」，去川西參加廣漢兵變。

  待李覺鳴滿腹牢騷走到成都時，廣漢兵變已經失敗。他持周敦琬的信住進了劉願庵寡母家中，以外甥身份在那裡躲過了血腥的大搜捕。

  以後省委搬到了成都，又認為李覺鳴未及時趕去參加廣漢兵變，是導致兵變失敗的原因之一，再次給他處分，並要他到軍閥部隊去當兵，作兵運工作。

  對這一明顯帶有懲罰性的決定，李覺鳴拒不接受，堅持要求調上海，與羅世文、程子健再次發生衝突，大吵了一架後憤而離川，跑到上海去，通過舊日老關係重新參加了中共中央軍委特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