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人生道路的出走

2024-10-04 06:57:52 作者: 何蜀

  李覺鳴的負氣出川,四川省委的許多幹部都是知道的。周敦琬更清楚,因為李覺鳴外出聯繫工作都是找她開介紹信,什麼內心苦惱都給她講過。

  此時,文強與周敦琬在這遠離塵囂的舊城牆上邊走邊談,零落的秋葉在他們腳下嘆息。

  他們投身革命時,都曾設想過可能面臨的困難和危險,但是卻想不到還會有被自己人不信任、不理解的痛苦。

  說到傷心處,兩人抱頭痛哭……

  他們不知道,就在文強受到羅世文錯誤處分的前後,在中共執政的革命根據地「蘇區」內,一些戰功卓著,久為國民黨當局「懸賞緝拿」而不可得的共產黨人、紅軍將領,卻被執行左傾路線的中共領導人以種種罪名殘酷鬥爭、嚴刑折磨之後殺害了——

  許繼慎,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曾任紅一軍軍長、紅四軍十二師師長,中共鄂豫皖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和皖西分會主席,1931年11月被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兼軍委主席張國燾以「第三黨」「叛徒」「陰謀帶部隊投降蔣介石」等罪名殺害,年僅30歲;

  孫德清,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曾任紅二軍團參謀長、紅三軍參謀長兼第七師師長,中共湘鄂西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1932年5月,被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書記夏曦以「國民黨改組派」罪名殺害,年僅28歲;

  吳展,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曾任紅四方面軍第十師參謀主任、彭(湃)楊(殷)軍事政治學校教育長,1933年5月被張國燾以「肅反」名義殺害,終年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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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朗,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曾任紅四軍參謀長、紅三軍獨立團參謀長,1932年10月被夏曦以「肅反」名義殺害,年僅38歲;

  姜鏡堂,黃埔軍校第三期畢業,曾任紅一軍第三師政委、紅四軍第十二師政委兼師黨委書記,1931年10月被張國燾以「肅反」名義殺害,年僅28歲;

  熊受暄,黃埔軍校第三期畢業,曾任紅一軍政治部主任、紅四軍第十二師政治部主任,1931年10月被張國燾以「肅反」名義殺害,年僅28歲;

  曾中生,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曾任紅四方面軍參謀長、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參謀長,1933年8月被張國燾以「右派領袖」「托陳取消派」等罪名逮捕,1935年8月秘密殺害,年僅35歲;

  胡陳杰(胡慎己),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曾任紅三軍第九師參謀長,1932年9月被夏曦以「國民黨改組派」「第三黨」等罪名殺害,年僅29歲;

  段德昌,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曾任紅六軍軍長、紅三軍前委委員兼第九師師長、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1933年5月1日被夏曦以「國民黨改組派」罪名殺害,年僅29歲;

  蕭芳,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曾任紅一軍第三師副師長、紅十二師副師長兼三十四團團長,1931年10月被張國燾以「國民黨改組派」罪名殺害,年僅26歲;

  周維炯,黃埔軍校第六期畢業,曾任紅一軍第二師師長、紅四軍第十一師師長,1931年10月,被張國燾以「反革命」「國民黨改組派」等罪名殺害,年僅23歲;

  段玉林,黃埔軍校第六期畢業,曾任紅三軍第八師師長,1932年8月被夏曦以「國民黨改組派」罪名殺害,年僅32歲;

  胡筠,女,黃埔軍校第六期畢業,曾任紅五軍第一縱隊黨代表、贛北暴動委員會總指揮、中共湘鄂贛省委常委和婦女部長、省委黨校教務主任,1933年10月被湘鄂贛省蘇維埃政府政治保衛局以「托陳取消派」「AB團」罪名逮捕,次年4月殺害,年僅35歲……

  這些都是文強的黃埔軍校先後同學,有的還是他的同期同學。

  除此之外,還有非黃埔軍校出身的——

  在湘贛蘇區「肅反」中被殺害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中央執行委員、湘贛省蘇維埃政府主席袁德生等;

  在湘鄂西蘇區「肅反」中被殺害的紅三軍政委萬濤,紅三軍參謀長唐赤英,紅三軍九師參謀長王炳南,紅七師師長王一鳴,湘鄂西蘇維埃政府副主席劉革非,湘鄂西蘇維埃政府財政部長柳直荀,湘鄂兩省總工會黨團書記張昆弟,省委巡視員潘家辰,省保衛局副局長彭國才等。

  ——後來在中共黨內被尊稱為「謝老」,時任湘鄂西臨時省委秘書長兼《工農日報》主編的謝覺哉,本已上了夏曦的「肅反」處決名單,只因被國民黨軍俘虜,反倒才倖免於難,謝老後來為此感慨萬端地寫下了「黑名單上字模糊,漏網原因是被俘」的詩句……

  還有:在鄂豫皖蘇區「肅反」中被殺害的鄂豫皖革命根據地主要創建人和領導人之一、因反對左傾路線而被貶作縣稅務局長的徐朋人,鄂豫皖革命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主任王培吾,鄂豫皖革命軍事委員會秘書長陳翰香,紅四軍政治部秘書長王秀松,紅四方面軍二十五軍七十五師政委戴克敏,紅一師師長李榮桂,紅十師副師長程紹山,紅十師政治部主任關叔農,紅十師參謀主任柯柏元,紅十二師政委吳荊赤,紅十二師副政委龐永俊,曾任紅十三師政委後被調作縣委書記的曹學楷,紅二十八團團長潘皈佛、副團長丁超,紅三十團團長高建斗、政委封俊,紅三十五團團長王明,川陝省臨時革命委員會主席曠繼勛……

  還有:在贛西南蘇區「肅反」中因「富田事變」而被當作「AB團反革命分子」殺害的紅二十軍副排長以上大部分領導幹部……

  回顧那一段歷史,後人們也許會注意到這樣一些耐人尋味的事實:

  因毛澤東的《蝶戀花·答李淑一》詞中「我失驕楊君失柳」的名句而廣為人知的兩位革命烈士,分別是一個(楊開慧)被國民黨當局殺害,另一個(柳直荀)被中共黨內左傾路線殺害。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頒發的第一號烈士證書所認定的革命烈士,不是被國民黨當局或日本帝國主義者殺害,而是被中共黨內左傾路線當成「反革命」殺害的紅軍將領段德昌……

  這是一頁令人不忍重睹但卻不應被忘卻的慘痛歷史。

  文強應該感到慶幸的是,他還僅僅是在中共處於秘密狀態的「白區」環境裡受到錯誤處分。

  若是在中共執政的紅色區域「蘇區」環境裡,他的命運將會如何?

  在秋風蕭瑟的舊城牆上,周敦琬毅然向文強表示,她要跟他一起出川。

  文強怔住了。他原想的只是自己一人出川去上海找中共中央。他急忙反對說:

  「你不要感情用事。我是不得已,你不同,你還可以留下來工作。你放心,我有二次入川,就一定會有第三次入川!」

  但不論文強怎樣勸說,周敦琬也不改變主意。

  她不放心遭到軍閥通緝的文強隻身上路。失去一個劉願庵,已經給她留下了刻骨銘心的痛苦,她不能再失去一個文強。

  她還擔心,文強作為受省委處分之人,找到中共中央後,反映情況會得不到信任,甚至得不到接待。

  她決定陪伴他去向中共中央申訴。

  他們並不知道,正當此時,中共中央已在《中央關於接受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十一次全會總結的決議》中,強調了目前「黨內主要危險,依然是右傾機會主義的灰心、失望、消沉」,要「集中火力反右傾」。

  在這樣的形勢下,他們即使找到中央,又能怎樣?

  就在這些日子裡——

  中共湘贛省委以「肅反」為中心建立了政治保衛處,各縣都建立起了肅反委員會,紛紛召開公審大會,鎮壓「AB團分子」,據當時的不完全統計,該地區到年底已處決「AB團分子」1210人,「自首」和釋放1000餘人,在押500餘人。但中共中央仍來信嚴厲批評他們「沒有深入下去」,於是,已經處於「發瘋」狀態的「肅反」進一步掀起高潮;

  在閩西蘇區,大肆捕殺所謂「社會民主黨」的「肅反」已到了「發瘋」的地步,但中共中央仍提出嚴厲指責,認為他們把「肅反」對象僅限於社會民主黨,而放過了對富農、第三黨、取消派、改組派、AB團的鬥爭,強調「與上面這些派別作鬥爭和發展蘇區內部的鬥爭,也是非常急迫和需要的。」「你們照這樣切實鬥爭的結果,一定比現在的肅反成績更大。」

  在湘鄂西蘇區,執行「立三路線」的鄧中夏卻被以「右傾」的罪名撤去了蘇區特委書記和紅二軍團政委、總指揮的職務,擔任蘇區中央分局書記的夏曦大權在握,即將開始殘酷殺害大批紅軍將領和共產黨人的「肅反」。

  在鄂豫皖蘇區,紅四軍主力移駐河南光山縣白雀園後,張國燾在中共中央支持下開始大肆「肅反」,以各種「反革命」罪名屠殺大批紅軍將領……

  顯然,當時的中共中央是很難接受任何有違左傾路線精神的申訴的。

  文強與周敦琬這一負氣出走行動,自然使問題更加嚴重。

  他們的人生道路從此改變。

  文強的「變節」問題被升級定性為「叛變」,處分也升級為開除黨籍。

  而周敦琬這一走,就從此斷送了她在中共黨內的政治前程。

  他們出川後不久,中共四川省委就發出通告,限令「鄧琬」(即周敦琬)與文強脫離關係,否則開除黨籍。

  ——多年以後,一個曾任二十一軍特委會偵緝員的老人回憶,他曾在郵檢中查到過這份通告。

  四川共產黨人中,就從此不再見到這位傑出女性的蹤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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