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打擊

  次日中午，文強在賴兆年的護送下抵達江津縣城，找到那位姓黃的學生家。江津縣城當時屬另一軍閥劉文輝的防區，二十一軍特務委員會的觸角不能伸到這裡，文強這才喘過一口氣來。

  約一周後，周敦琬趕到江津。她告訴文強，她已同鄭佑之仔細商量過，認為文強已被特務委員會的特務們認熟了，不便在重慶城中再拋頭露面，需要請示省委易地安排工作。她已將有關事務移交給鄭佑之，決定陪文強上成都向省委匯報和請示。

  隨後，周敦琬帶文強溯江而上，回到白沙鎮她的老家——周家洋房子。

  周敦琬孀居的大姐在老家主持家政。他們只告訴大姐是準備上成都去求職。大姐把難得回家的五妹和從未謀面的五妹夫待若上賓。

  大姐雖說是鄉間紳糧（地主），屬於共產革命要打倒的階級，但她十分開明，對周敦琬更是愛護和支持。在周敦琬擔任江津縣委書記時，正遇上大革命失敗後的白色恐怖，周敦琬將縣委機關搬到周家洋房子的地下室辦公。大姐看在眼裡，一點未加阻攔，還多方為之打掩護。

  文強死裡逃生，因獄中折磨，加上逃亡時擔驚受怕，旅途勞累，偶感風寒，安定下來後便大病了一場。大姐請來名醫給他診病，讓他在周家洋房子裡養了十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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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行時，大姐給他們籌足了一筆旅費，依依惜別。

  文強與周敦琬夫妻倆乘小火輪溯江而上，經瀘州、敘府（宜賓），到嘉定（樂山）換乘拉縴的帆船，直駛成都。

  一路上，兩人想到，只要到了成都，找到省委，就好比到了家。他們設想著向省委匯報後將會得到的新的任務，估計著將要奔赴的新的戰場，心中充滿了戰鬥的激情。

  為了急於找到省委，他們無心流連旅途風光，連慕名已久的三蘇故里也沒有去逗留遊玩。

  到成都後，他們先到春熙路一家小客棧住下。周敦琬先去找到交通機關，同省委接上頭，約定了見面時間。

  然後，她帶著文強，去後子門騾馬寺街劉願庵家中探望。

  劉願庵的父親已經去世，此時家中只有孤苦的繼母和幼弟二人相依為命。周敦琬仍執媳婦之禮，對婆婆和小叔殷殷問詢安慰一番之後，備上酒禮香燭，同文強一起來到劉願庵靈位前祭奠。

  文強伴隨周敦琬在劉願庵靈位前跪下。此時，劉願庵烈士生前與他交往中的情形如在眼前，在周敦琬的悲泣聲中，文強也不禁百感交集，潸然淚下。

  到了約定的時間，周敦琬由在重慶時就熟識的女友，中共黨內同志王凜若帶領，去見新任省委書記羅世文。

  王凜若也是那個時代出類拔萃的女性，先後在中共四川省委組織局、宣傳部從事秘書、機要工作，對外身份先後是重慶地方法院的推事（法官）和地方檢察處的檢察官，是當時為數極少的女法官、女檢察官之一。

  她原是前省委組織局主任穆青的妻子。穆青犧牲後，她冒著極大風險，預支了薪水，買來上等白綢和棺木，安葬了穆青。隨後，她又奉中共組織之命協助羅世文工作，並照顧羅世文養病和負擔他的生活。

  當中共四川省委在「寮葉巷事件」後被迫遷往成都時，程子健找到王凜若，請她以其地方檢察官身份，將一批黨內重要文件安全轉移到成都。

  當時若是查出帶有紅色封面的書籍都可能被殺頭的！

  王凜若冒著極大的危險，圓滿完成了這個任務。

  省委在成都設立秘密機關，經濟拮据，也是由王凜若拿出錢來租了房屋，並從自己家中搬去家具，提供活動經費。

  她與羅世文在共同生活中產生了真摯的愛情，在這不久前，兩人已經同居。

  周敦琬與羅世文早已相識。劉願庵犧牲後，羅世文參加組建了臨時省委，負責宣傳工作，與周敦琬有過不少工作上的來往。

  儘管羅世文此時在黨內的身份變了，但在他面前，周敦琬無論在年齡還是資歷上都仍然是大姐。

  文強獨自在小客棧里興奮地等待著，猜測著省委將要給他什麼樣的新任務。將要派他去什麼地方。

  然而，周敦琬卻悶悶不樂，一言不發地回來了。

  文強心知事情不妙，再三追問下，周敦琬才說出了使他大出意外、大為震驚的消息：

  羅世文代表省委宣布，文強在被捕後有變節嫌疑，要給予留黨察看處分。

  文強沒想到滿懷熱望盼來的卻是這樣的迎頭痛擊。

  他震驚到了極點，悲憤到了極點。

  ——直到半個世紀後，晚年的文強回憶此事時還說：「這是有生以來沒有遇到過的打擊與刺激。」

  因為羅世文在曠部兵變問題上曾與文強有過不愉快的衝突，因此，文強這時便以為這是羅世文與他之間個人意氣之爭的繼續。

  從文強的角度來看，這樣認識是可以理解的。

  不過，問題更複雜得多。

  文強他們不知道，此時在中共高層領導內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動，導致中共全黨工作路線進一步左傾。

  這年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召開了擴大的六屆四中全會，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干預下，堅決執行國際路線（即史達林路線）的留蘇學生王明被補選為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隨後，王明在米夫支持下控制了中共中央領導權，其左傾教條主義、冒險主義路線得以在全黨推行。

  這年6月，即文強在重慶被捕之前，羅世文以省委代表身份赴上海向中共中央匯報四川工作。宗派情緒極重的王明一夥自然對同屬留蘇學生的羅世文另眼相看，再加上前四川省委書記程子健要對執行「立三路線」期間四川黨組織遭受的嚴重損失承擔責任，於是中共中央任命羅世文為新的四川省委書記。

  羅世文回到四川，開始積極執行中央決定——即後來所說的「王明路線」。

  後來，毛澤東曾以生動的語言概括了「王明路線」在認識上的一些特點：革命道路要筆直又筆直，革命力量要純粹又純粹，「聖經」（馬列著作）上載了的才是對的，如果同蔡廷鍇（抗日反蔣的國民黨十九路軍將領）握手的話，也必須在握手的瞬間罵他一句反革命……

  按照這種認識，在敵人面前不慷慨激昂自然就等於是妥協投降。

  周敦琬苦口婆心與羅世文爭論了一場，但毫無結果。

  她力促羅世文與文強見面，認為當面談清楚一些問題，可以有助於消除羅世文對文強的誤解，改正錯誤的處分決定。

  幾天後，他們與羅世文分別假裝遊人，在成都西城牆邊的支機石公園裡見了面。

  這個公園如今已經找不到了。它是民國十二年（1923年）時將沿城牆10餘畝狹長地帶開闢成的森林公園，園內有近千株高大茂密的楨楠，樹齡均在百年以上。遊人十分稀少，因而當年成為中共地下黨人開會、約談的好去處。

  公園的原址，曾有清康熙六年所建的支機石廟，內有巨石，有學者判斷，乃古蜀國墓石，後曾被用作古代兵器發石機附屬物，被稱為支機石，民間訛傳為神話傳說中織女遺贈人間的支紡織機之石了。故此地改建為森林公園後，即被人們叫作支機石公園。——後在抗日戰爭中，空軍層板廠建於此，數百株楠木大多毀於此時。50年代末，支機石移至文化公園。此地便什麼也沒有了。

  那時公園內一個涼亭口擺有四五張茶桌。茶客不多。他們找了一處靠邊的座位坐下。

  周敦琬在一旁註意觀察周圍動靜。文強按捺著性子，向羅世文詳細匯報了他被捕和脫逃的經過。

  羅世文默默地聽著，不時推一推鼻樑上的眼鏡。

  聽完後，他仍然堅持認為，即使文強在被捕後沒有叛變出賣組織，所作的假供沒有對革命造成實際上的損失，但在以假供矇騙敵人時的一些言行，仍然是不符合共產黨人身份的，仍然是錯誤的。

  文強氣得爭辯道：

  「我全無錯誤可言！我是依鄭大哥之計行事，配合組織的營救。要不是組織營救，我今天也不可能來成都向你匯報了。」

  羅世文也毫不讓步，兩人的爭論變成了爭吵。周敦琬趕緊提醒他們注意場合，他們這才意識到是在茶館，旁邊的茶座里已經有人在往他們這邊看了。

  他們只好起身，踏著遍地窸窣作響的枯葉，到一旁荒涼的城牆上去，繼續爭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