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記者成為「周公館」的座上客

  1941年2月1日，中國農曆的春節剛過五天，一個年輕的美國人沿著遍地泥濘的小巷來到重慶城西北角那幢有名的「周公館」——曾家岩50號，在這個他認為「古老而又破舊不堪的大院子裡」，周恩來與他耐心交談了好幾個小時。

  這個美國人就是後來有名的《時代》雜誌記者（後為駐華外國記者協會副會長）西奧多·懷特（中名白修德）。

  據《周恩來年譜》記載，「皖南事變」之後，為防止國民黨突然襲擊，周恩來根據中央指示緊急部署了南方局和八路軍辦事處的工作人員分批撤退、轉移。這一天，正是葉劍英即將帶領一批南方局工作人員撤回延安的前夕，周恩來忙著將南方局部分幹部（300多人）名單交給葉劍英帶去延安，並寫了一封給中央書記處的信，對名單和辦事處及《新華日報》人員疏散方案作了說明。

  在這樣嚴峻的時刻，他還抽出這麼多時間來接待一個當時尚不著名的年輕的外國記者，可見他對這種接待的重視。

  當時在重慶的外國人中，有相當大一部分是活躍的外國記者，1943年初夏還成立了駐華外國記者協會。周恩來十分注意同他們的友好來往。在他於1940年12月24日發給中央的電報中就談道：

  「統計抗戰以來，英美記者宣傳中共及八路軍、新四軍的書籍不下二三十種，影響我黨信譽極大，並發生一些外交影響。」

  他提議充分重視對這些記者的聯絡利用。中共中央根據周恩來這一電報的精神，在第二天就向全黨發出了《關於對待英美籍新聞記者態度的指示》，提出對英美記者應採取歡迎與招待之態度，應當把他們當作外交代表看待，以便經過他們形成我們與英美之間的一定程度的外交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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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中共接待外國記者的工作，主要是在重慶，由周恩來和南方局進行的。當年印度援華醫療隊的巴蘇大夫就留有這樣一則日記，記載他們到達重慶後：

  「我們去看望周恩來同志，他正在辦公室里舉行記者招待會。屋裡擠滿了新聞記者，大部分是外國人。我們在一個角落裡坐下，傾聽他透徹地分析中國的軍政局勢。」

  當年曾在曾家岩「周公館」擔任過管理委員會成員的祝華在《憶周公館》一文中回憶周恩來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的情景時說：

  「這種招待會總是座無虛席，小會客室只能坐二十來人，但來人卻有好幾十。一部分人只得站著，有的甚至站在門外。會上周恩來同志親自介紹國共談判和前方軍事摩擦情況，並解答大家提出的問題。周恩來同志英語極好，有時翻譯欠準確時，他便及時加以糾正。」

  據王安娜回憶，在得知「皖南事變」消息後的第二天一早，周恩來就把王炳南和她叫去布置對外宣傳工作，周恩來特地對王安娜說：

  「你在這裡認識許多外國人，特別是外國記者和外交官，你必須儘快讓他們知道國民黨襲擊新四軍的事件。炳南、龔澎和其他同志也應該去訪問自己認識的外國人，把這個事件告訴他們。」

  周恩來還讓對中共十分友好的美國記者斯特朗將有關國民黨挑動內戰真相的材料帶回美國，等待時機聽他的通知發表。

  與此同時，在香港領導港澳地區及海外華僑統一戰線工作的南方局委員廖承志，將皖南事變真相告訴了美國記者斯諾。斯諾從香港發出了多則電訊，在美國的《星期六晚郵報》上率先報導了皖南事變真相，產生了很大反響。國民黨當局十分惱火，下令取消了他的記者特權，斯諾被迫離華返美。後來斯諾在《復始之旅》一書中寫到此事時回憶說：

  「後來我才知道華盛頓對這些電訊極感興趣，以至於它中斷了向中國提供一筆新貸款的談判。摩根索先生（作者註：當時的美國財政部長）甚至明確表示，如果重開內戰，重慶就別指望從美國獲得更多的財政援助。」

  由於周恩來和南方局外事幹部們的艱苦工作，使得美、英輿論界在「皖南事變」後紛紛報導國共衝突，抨擊國民黨與中央政府，當時負責對外宣傳的國民黨中宣部副部長董顯光竟發出這樣的驚呼：美國輿論界「純粹為共產黨宣傳所獨占」。特務頭子唐縱在日記中也哀嘆：「幾乎所有外國人對中國無好評。戰後希望國家地位的提高，國際上的援助，豈不甚難！」

  在這種背景下，便發生了這樣一樁疑案。

  蔣介石不知從什麼地方得到消息，說是美聯社記者司徒華用偷蓋檢訖圖章的辦法，拍發了董顯光對皖南事變的言論及蘇聯大使館的批評等未經審查通過的電訊，德國新聞社記者沈克也有此類行為。蔣介石密電董顯光，追查外國記者偷蓋檢訖圖章拍發電訊的事，並進行嚴格整頓。

  國民黨中宣部國際宣傳處急忙密函川康藏電政管理局，將1939年10月至1941年4月期間司徒華和沈克所發新聞電訊底稿送國宣處審查。隨後，國宣處上報蔣介石稱：事實有誤。

  究竟真是事實有誤，還是國宣處為掩蓋過失逃避懲處而將真相隱瞞不報？不得而知。

  1941年5月中旬，周恩來會晤了著名美國作家、記者海明威夫婦，這年41歲的海明威已經以他那些語言精練、氣魄雄偉的小說如《太陽照樣升起》《永別了，武器》《喪鐘為誰而鳴》等贏得了世界聲譽。海明威此行，名義上是代表美國《下午日報》，其夫人代表《柯立耳》雜誌，對中國進行新聞採訪，而實際上他還負有調查中國內戰危險以供美國政府制訂援華計劃時參考的秘密使命，

  國民黨中宣部國際宣傳處為限制海明威的在華採訪活動並「糾正其左傾思想」，專門制定了一套應付計劃。然而，周恩來同海明威夫婦只進行了一次較長時間的交談，向他們提供了一些有關資料，便抵消了國民黨方面煞費苦心制定的計劃。

  海明威回國後，在給美國財政部長的報告中談道：「我有一封中國軍隊參謀長何應欽將軍和副參謀長白崇禧將軍所寫的關於八路軍、新四軍（共產黨的兩支隊伍，後者現被遣散）同中央政府軍隊衝突的報告，以及周恩來將軍針對其報告寫給我的關於整個局勢的兩種解決辦法。」「這些不同的資料是判斷未來衝突的重要背景資料。」顯然周恩來同他的會見和提供的資料給了他足夠的影響，他在報告中指出，國民黨官員認為日本入侵只是「肌膚之疾」，共產主義才是「心腹之患」，因此中國內戰危險極大，他認為「如果我們的代表們在任何時候都能清楚地表明我們不對內戰提供任何資助，我們就能無限期拖延重慶政府和共產黨人之間全面內戰的爆發」。

  在與海明威的會見後，周恩來致電廖承志並報毛澤東：根據海明威等所談，我們在外交上「大有活動餘地」，建議在香港多選幾個人，「配合這種活動，活動方針須與重慶合拍」。

  為了更有效地擴大影響，1942年，周恩來指示抽調南方局幹部羅清、蔣金濤將《解放日報》《新華日報》上發表的重要文章和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對局勢的講話，解放區建設情況和外國朋友寫的解放區見聞等編譯成英文小冊子，出版後向外國記者、外國使館和各國友好人士散發。

  這年5月下旬，在會見隨美國軍事代表團到重慶的美國記者斯諾時，周恩來又向斯諾表示，希望美國軍事代表團和美國記者去延安參觀。斯諾答應將盡力給予幫助。周恩來還委託斯諾將宣傳八路軍、新四軍戰績的有關資料帶給曾到中國訪問的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居里，並在附給居里的信中表明中共不論在任何困難情況下都必定堅持抗戰，反對內戰。說明中共領導的武裝力量在裝備上遠遜於國民黨軍隊，但卻牽制著日本在華兵力總數的將近半數。兩年來國民黨政府不發任何補充，因此八路軍、新四軍不能盡力發揮其作戰效能。為了有效打擊共同敵人，希望得到同盟國提供給中國的援助的一部分。

  大約就在這前後，蔣介石得知十八集團軍駐渝辦事處於5月20日招待英美記者，介紹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活動，並披露了國民黨軍隊圍剿共產黨游擊隊的有關情況，大為惱怒，於6月9日召來中宣部副部長董顯光，質問對擅自接見外國記者有無限制，飭令制定具體辦法。

  國民黨中宣部國際宣傳處趕緊報告蔣介石：中宣部和外交部、軍令部曾於5月下旬擬定《限制政府官吏交接外國官員暨新聞記者辦法》《對於新聞發布之統制辦法》《外員及外籍記者謁見我主官辦法》等三種，但尚未批下；十八集團軍辦事處招待會後外國記者所發電訊已全部扣留，未能發出。

  儘管國民黨方面採取了種種辦法，但也無濟於事。由於周恩來及其領導下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駐重慶的外國記者們普遍傾向於同情中共。愛潑斯坦回憶說：

  「對照國民黨講的謊話和半真半假的話，去到曾家岩50號周恩來公館的外國記者們，發現他們在那兒獲得的消息是準確的。此外，王炳南、龔澎、陳家康和其他共產黨人，還常常在那些國民黨衛兵面前，冒著自己人身安全的危險，帶著及時的新聞和解釋，來到外國記者招待所。這樣一些來源，由於它們的可靠性而受到越來越大的信任，逐漸壓倒了整個龐大的國民黨宣傳機器，成為了解中國現實情況的一個指南。」

  1942年10月，美國總統代表、美國共和黨領袖威爾基訪華時，駐重慶的美國新聞處處長麥克·費思將威爾基很可能要同周恩來會見並談話的消息告訴了在美國新聞處工作的中國記者劉尊棋，據劉尊棋回憶，「費思知道我和曾家岩50號（中共代表團駐地）熟悉」，因此實際上是通過劉尊棋向中共方面透露消息。

  周恩來得知後，事先作好了充分準備，屆時同威爾基在宋子文家中進行了會見，按威爾基的說法，兩人「作了一次從容不迫、單獨而不受阻斷的談話」。

  此後，外國記者們在1944年初採取了一次集體行動，幾乎是全體簽名上書國民政府，要求去延安訪問。這使蔣介石十分被動，迫於形勢不得不答應了。

  於是，在這年6月，即美軍觀察組到延安之前一個月，由6名外國記者和15名中國記者組成的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進入了一直被國民黨嚴密封鎖的延安地區，

  事後，外國記者們發表了大量熱情、生動的報導，其中許多作品在美、英等國引起了廣泛的興趣。

  據統計，外國記者在1944年一年中從中國拍發的批評國民黨和蔣介石的電訊，就達322件之多，批評的重點集中在這樣一些方面：國民黨軍隊作戰不力，坐等勝利；蔣介石把主要精力用在國內對付共產黨；國民黨政治不民主，內政腐敗，經濟崩潰；國民黨嚴厲的新聞檢查制度令人不能容忍……

  這是周恩來領導下開展的中共「半獨立外交」工作的重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