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霧中的開拓 病中的周恩來展開了重要工作

  對於周恩來的個人生活來說，1942年7月10日是一個沉重的日子——這一天，他的父親 周貽能在重慶逝世了。

  不過，周恩來當天並不知道此事。

  從5月底到6月初，在南方國民黨統治區發生了給中國共產黨人以重大打擊的「南委事件」——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派出機構，領導江西、粵北、粵南、廣西、閩南、閩西、潮梅、瓊崖、湘南等地省委、特委工作的南方工作委員會，遭到國民黨特務破壞，南委組織部長郭潛被捕後叛變，帶著特務到處搜捕同志、破壞機關，南方局委員、香港統戰工作委員會書記廖承志和南委副書記張文彬相繼被捕……

  周恩來為妥善處理「南委事件」，儘量使東南和華南地區中共組織的損失減少到最低限度，殫精竭慮，晝夜操勞，引起小腸疝氣發炎，不得不於6月下旬住進重慶西北郊歌樂山間的中央醫院進行手術治療。手術十分成功，但手術後還需靜養。

  毛澤東得知周恩來住院的消息後，給主持南方局工作的董必武發來電報說：「恩來須靜養，不痊癒不應出院，痊癒出院後亦須節勞多休息，請你加以注意。」

  為讓周恩來安心養病，董必武下令一律不准打擾周恩來，探視要經批准，即使批准了的探視也不准談工作——因此，對於周恩來父親去世的消息，董必武召集鄧穎超、吳克堅、錢之光等同志研究後決定，暫不告訴周恩來，等他出院後再告訴他。

  然而，周恩來在醫院裡並未停止工作。

  就在他父親去世這天，他又會見了一位重要的客人，而且同這位客人談了很重要的事情。

  這是一個美國人。

  這個美國人叫約翰·佩頓·戴維斯，本是美國駐華大使館二等秘書，這時已調到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兼美國陸軍中緬印戰區司令史迪威將軍的總部作政治顧問。戴維斯的父親是清末民初到中國傳教的基督教牧師，戴維斯在中國四川嘉定（今樂山）出生並長大，成了一個「中國通」，熟悉中國情況，熱愛中國文化，並能說一口流利的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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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在1938年初，戴維斯便已在武漢通過美國記者史沫特萊的介紹認識了周恩來。這次得知周恩來住院後，他又於6月29日、7月5日和10日三次來到醫院探訪，戴維斯在《抓住龍尾》一書中回憶了他到醫院會見周恩來的情況：

  「6月29日，我在中央醫院採訪了他。他手術後正在康復中。他住在一間粉刷得潔白的小房間裡，躺在一張有彈簧可以升降的病床上，情緒很好，兩眼炯炯有神。」

  在那次訪談中，周恩來向戴維斯闡述了對形勢的估計，介紹了國民黨挑動內戰，以胡宗南的44.1萬大軍封鎖共產黨地區和中共對日作戰的情況。據戴維斯回憶，周恩來還「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道，如果蔣委員長同意，他願意率中共部隊參加史迪威將軍指揮的中美聯軍在緬北的對日作戰。

  在7月10日這次會見中，當戴維斯談到希望中共在偵察日軍敵情方面能給美軍提供便利時，周恩來欣然表示，歡迎美軍派軍官小組到中共軍事力量控制的西北地區去建立觀察站，就近收集日軍情報。

  歡迎美軍派軍官小組到中共控制地區建立觀察站，決不是簡單的客套話，而是周恩來為使中共與美國官方建立直接聯繫而提出來的重要建議。

  儘管由於國民黨方面的阻撓，後一建議遲至整整兩年後才得以成為現實——美軍觀察組於1944年7月到達延安開始工作。但是周恩來在病中與戴維斯的這些會面，卻仍然應被視為中共開拓外交之路的一次重要行動。

  在後來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中評價外國記者和美軍觀察組來到延安的意義時說，這「便是對我新民主中國有初步認識後的實際接觸的開始」，「我們不應把他們的訪問和觀察當為普通行動，而應把這看作是我們在國際間統一戰線的開展，是我們外交工作的開始。」

  中共曾於1931年底在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據地仿效蘇聯模式建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設立了人民委員會外交人民委員部，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工農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任外交人民委員。但是當時實際上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外交工作。

  只有在抗日戰爭時期，才有了這一「外交工作的開始」。

  為了這個艱難的「開始」，周恩來領導中共中央南方局，在中國戰時首都重慶展開了艱苦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