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務監視下的「半獨立外交」

  飛機沿著枯水季節的長江航道降落下來，停到了修築在長江中心沙洲上的臨時機場——重慶珊瑚壩機場。機上的外國人下來後，首先吸引住他們目光的是盤繞在高高的懸崖之上的重慶舊城牆。汗流浹背的力夫用像吊床一樣的滑竿將他們晃晃悠悠地抬著，登上那鑿在懸崖上的數以百計的石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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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外國記者寫下的他初到重慶時的感受。抗日戰爭時期，許多外國人都是這樣來到重慶的。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不久，國民政府便於1937年10月30日決定遷都重慶。1940年9月6日，國民政府發布命令，定重慶為中華民國陪都。一時間，各國駐華使館和外國通訊社、國際援華團體紛紛集中到這座山城裡來，各種膚色的外交官、盟軍將領、記者、作家及其他友好人士雲集重慶，重慶成了中國對外交往的一個主要窗口。

  中共中央南方局建立後，在重慶廣泛展開了抗日統一戰線工作。鑑於國民黨方面對中共領導下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實行嚴密封鎖，中共與外界的直接交往被隔絕，為了廣泛開展國際間的統一戰線活動，南方局於1939年4月設立了對外宣傳小組，次年冬改稱外事組。外事組工作受周恩來直接領導，組長王炳南，副組長陳家康，自1942年起，增補龔澎為副組長。

  周恩來在後來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中就指出：「這種外交現在還是半獨立的外交。因為一方面重慶國民政府還是中國人（我們在內）及同盟國所承認的中央政府，許多外交來往還須經過它的承認。但另一方面，國民黨是不願意我們進行單獨外交活動的，我們與同盟國家只有衝破國民黨種種禁令和約束，才能便於我們外交來往和取得國際直接援助」。

  在國民黨阻撓中共進行單獨外交活動的「種種禁令和約束」中，一個重要方面便是對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人員和與他們來往的所有外國人，都進行幾乎是公開的特務監視。

  首當其衝的當然是周恩來。儘管他是由蔣介石請到重慶來的中共代表，並且有著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副部長的官方身份，也照樣受到特務監視。在《周恩來年譜》中就有這樣一條記載，1940年10月中旬：

  「蔣介石密令監視周恩來、葉劍英，不得讓他們離開重慶。國民黨特務頭目徐恩曾、戴笠、康澤密商逮捕四川省全部共產黨員的辦法。十八日，周恩來同博古致電中共中央書記處，報告蔣介石的密令，反映國民黨頑固派內部有人估計這次反共會空前緊張，建議董必武暫緩來重慶。」

  至於密布在紅岩嘴和曾家岩50號「周公館」以及《新華日報》社附近的特務監視網，那更是眾所周知的了。

  為了阻撓中共在陪都開展外交工作，國民黨當局甚至對盟國外交人員和記者這些「友邦人士」也進行特務監視。

  1939年8月9日，蔣介石批准《秘密監視偵察在華外人辦法》實施。同年10月21日，蔣介石又批准頒發《修正秘密監視偵察在華外人辦法》。

  南方局外事組組長王炳南的家，來往人員很多，中外人士都有，格外引起特務的注意。在他家門外，特務們乾脆開起了一家茶館，對他們實行晝夜監視。

  王炳南夫人王安娜是一個支持中國共產黨人的德國學者（德名安娜利澤）。她當時既協助王炳南工作，又協助宋慶齡開展保衛中國同盟的工作。在中共的外交活動中，她起了很好的「橋樑」作用。周恩來把她看作自己人，常常交給她一些外交方面的工作。

  一次，王安娜走出家門後，發現有特務在身後跟著，她便在一個無法藏身也無法走開的小巷裡迎面攔住了那個特務，對特務嚴厲斥責說：

  「究竟為什麼你總是跟在我後面？要是想從我這裡打聽點什麼，你可以問我嘛！如果你要給你的老闆戴笠將軍打報告，那麼我能給你提供的材料，比你偵查所獲得的要多得多。因為你這樣跟著我，充其量不過知道我到過什麼地方而已。而我在屋裡做什麼、講什麼，你是不可能知道的。」

  那個特務沒想到會被盯梢對象這樣當面斥責，一時張口結舌，無言以對。王安娜又戲謔地說：

  「有時當你和你的同事們吃午飯時，不巧我要外出，非打擾你不可，真是對不起啊！今後你盡可以放心呆在茶館裡，我會把當天去過的地方詳細告訴你，使你每天打報告時不會為難。另外，因為你和我走的都是同一條路，所以以後我們可以一起走，邊走邊聊聊嘛！」

  這個狼狽不堪的特務只好推說自己是為生活所迫，不得已而為之。

  南方局外事組副組長龔澎和《新華日報》編委兼南方局外事組幹部喬冠華，也遇到過類似的事情。一次，他倆從上清寺進城，發現路上有特務跟蹤，便在半路上突然轉身面對特務，責問特務想幹什麼。反面把特務嚇得鼠竄而逃。而他倆則大笑了一場。

  當時在重慶以美國大使特別助理等多種身份為美國戰略情報局搜集日本出版物情報的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就記下了這樣一件事：一個星期天，他去看望南方局外事組專門負責同外國記者聯絡的龔澎，從她家出來後，「抬眼看到一個乳臭未乾，穿著制服的特務從我前面一家監視著的茶館裡悄悄溜出來，走在我的前面，在這條胡同里走走停停，等著我從他身邊走過去。我儘可能裝出最閒散、最傲慢的樣子走走停停，跟在他的後面，直到最後他終於停了下來。我也停了下來。他轉了個身，走回去尋找別的盯梢對象去了。」

  另一次，美國大使館的朋友們為飛機失事跳傘脫險歸來的戴維斯等人表示慶賀，而在重慶城中有名的冠生園餐廳舉行宴會時，因為邀請了龔澎和她的丈夫喬冠華參加，美國官員們又遭到國民黨特務的監視，費正清寫道：「令人傷感和遺憾的是，餐館裡連一名顧客也沒有，周圍卻有足夠多的特務在窺探情況，抄錄汽車號碼等等。」

  著名美國作家、記者海明威在重慶作了短暫訪問後也在報告中尖銳指出：「這些共產黨人被嚴密監視著……任何與他們有接觸的來訪者都被監視者報知當地的秘密警察。」

  戴維斯在周恩來住院期間三次會見周恩來的情況，也是被國民黨特務記錄存檔，多年以後才被台灣學者從檔案中發掘出來，在《史迪威事件》一書中當作「美國勾結中共」的證據公布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