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波從紅岩嘴飛出
2024-10-04 06:52:58
作者： 何蜀
1941年除夕之夜，一架歐亞航空公司的飛機從桂林飛抵香港啟德機場，從機上下來的乘客中，有著名左翼作家、共產黨員夏衍。他是因國民黨反共頑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在得到十八集團軍桂林辦事處負責人李克農的通知後，撤退到香港的。在此前後，內地不少文藝家都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精心安排下撤到了香港。
一天，紅岩嘴收到一份十八集團軍香港辦事處負責人發來的電報，其中談到對文藝家們的一些看法，特別是說到對夏衍有些「不敢相信」，不同意讓他參加支委工作。
周恩來讀著電報，不禁皺起了眉頭。思索片刻，他起草了一份給在香港的南方局委員、十八集團軍香港辦事處負責人廖承志的電報，電報中先以勉勵的口氣說：「三個月來文化人到香港者甚多，要你一人招待疏散，想見你的繁忙。」接下來就嚴肅指出：
不過我們仍要向你提議對待文化戰線上的朋友及黨與非黨幹部，第一不能仍拿抗戰前的眼光看他們，因他們已進步了，已經過一次考驗了；第二不能拿抗戰前的態度對待他們，因他們已經過一些政治生活，不是從前上海時代的生活了；第三，我們也不能拿一般黨員的尺度去測量他們，去要求他們，因為他們終究是做上層統戰及文化工作的人，故仍保留一些文化人的習氣和作風，這雖然如高爾基、魯迅也不能免的，何況他們乎。
在這份電報中，周恩來還具體談了對待文藝家們的工作方法和態度問題，懇切地說：
毛主席告訴我們要重視這支文化戰線上的力量，因為他們正是群眾革命精神宣傳者和歌頌者，我這一年來在此收穫不少，希望和建議你們本此精神做去。
周恩來自己，正是「本此精神做去」的，這個精神，就是把文藝家視作「群眾革命精神宣傳者和歌頌者」，給予充分的理解、信任和尊重。
周恩來與郭沫若的友誼，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了。郭沫若在抗戰時期雖然名義上不是中共黨員（黨籍未公開），但是他實際上是站在中共立場上並且完全聽從中共指示的作家。他出任國民政府政治部主管文化工作的第三廳廳長，就是聽從了周恩來的勸告而忍辱負重就職的。即使對於這樣一個作家，周恩來也並不視之為本黨的「宣傳工具」隨意驅使，而是給予充分的尊重。當郭沫若把《棠棣之花》劇本給周恩來看時，周恩來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見，郭沫若有的接受了，有的則不同意，兩人發生了爭論，各執己見，這時，周恩來便謙遜地讓步說：
「你是作家，尊重你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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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政治觀點與中共一致的文藝家（甚至本身就是中共黨員，如夏衍）給予理解，都不那麼容易做到，對其他文藝家豈不更難？而周恩來的感人至深之處正在於此。
1941年10月底，中央青年劇社在重慶抗建堂公演了劇作家曹禺的新作三幕話劇《北京人》。
這個戲寫的是與抗戰無關的人和事——眾所周知，早在四年前的1938年底，就已因梁實秋為《中央日報》副刊所寫的一則《編者的話》而引起過一場軒然大波：幾個左翼作家抓住梁實秋文章中的片言隻字，扣上「與抗戰無關論」的帽子，展開了一場大批判——直到新中國建立後數十年，這場論戰還被當作抗戰時期文化戰線上的一場革命力量與反動力量的重大鬥爭寫進了許多文章乃至教材。這樁文壇公案目前雖已得到「平反改正」，但在當時，「與抗戰無關」卻是了不得的罪名。
在《北京人》上演和劇本出版後，就有左翼評論家指責曹禺放著抗戰題材不寫，而在這個劇中去寫抗戰前一個封建士大夫的家庭，令人「迷惑不解」，認為這是作家「於失望之餘，悲哀心情的表現」……
然而周恩來卻不同意這種簡單粗暴的批評。
在他的支持下，《新華日報》對《北京人》作出了熱情的肯定，發表了柳亞子的詩體劇評《〈北京人〉禮讚》，不久又發表了張穎以筆名茜萍所寫的劇評《關於〈北京人〉》，讚揚這個劇可以「驚醒那些被舊社會的桎梏束縛得喘不過氣來的人們，助之走向太陽，走向光明，走向新的生活。」
張穎寫的劇評大多經過周恩來的審閱修改，因而這可以看作是代表了周恩來的意見。
周恩來還親自去觀看了《北京人》的演出，並去後台看望了導演張駿祥，讚揚演員江村、張瑞芳、沈揚、耿震等人的表演，以示鼓勵。
1943年初，中華劇藝社在重慶上演了劇作家吳祖光的新作《風雪夜歸人》，用吳祖光自己的話來說，這個劇「從劇情到主題都與抗戰沒有關聯」。這個劇上演後，確實也引起了一些人的意見，認為完全是寫的舊時代戲子與官家姨太太的戀愛故事，毫無現實意義可言。
然而，對吳祖光這齣「與抗戰無關」的話劇，給予最有力的支持的，又是周恩來領導下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新華日報》用了整版的篇幅來評論和介紹《風雪夜歸人》，在張穎以筆名章罌所寫的劇評中，對這個劇給予了高度評價，稱為「這次的成績在今年整個霧季的演出中也是不多見的」。周恩來本人則七次觀看了這個劇的演出。
劇作家曹禺的另一出話劇《蛻變》在重慶公演時，因劇中主角是寫的一個國民黨政府的專員，也引起一些過左的批評。周恩來聽說後，為之辯解道：寫國民黨的官員積極參加抗戰工作不是很好嗎？假如國民黨的中下層官員都不支持抗戰，那我們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就沒有基礎了嗎？
年輕演員秦怡，是陪都時期有名的話劇「四大名旦」之一，因為政治上幼稚，看不出當時由西南聯大教授陳銓所寫的話劇《野玫瑰》是歌頌軍統特務、宣傳法西斯主義權力意志論的壞戲（當時《新華日報》也曾連續多日刊登這個劇的演出GG），只覺得這個劇劇情驚險、浪漫，引人入勝，又是講的「抗日鋤奸」的故事，便出演了劇中的女主角。
沒想到《野玫瑰》上演後，遭到了進步文化界的一致批判、聲討。一時間，秦怡也受到了進步戲劇界的冷遇，生活陷入窘境。
周恩來得知後，特派張穎去看望秦怡，向她說明演員不應為劇作的問題承擔責任，幫助她卸掉思想「包袱」，並關心她的生活；同時周恩來又派人給戲劇界人士做工作，請他們繼續安排角色讓秦怡演戲。
秦怡在周恩來的關心、幫助下，很快便提高了覺悟，走出了陰影，後來還參加了重慶戲劇界抗議國民黨政府教育部授予《野玫瑰》劇本三等獎的二百餘人簽名活動。
張穎在回憶當年情況時概括了這樣幾句話：
周恩來同志對文藝工作並不是不進行批評，不提出意見，只是，他從來不以領導者自居，從來不高高在上地對劇作家、藝術家指手畫腳，而是把自己當作是他們中的一員，總是誠懇細心地與他們共同研究，向他們提出建議。他從來沒有不看戲就發表意見的，從來沒有一下子就否定一個劇本，要對一個戲發表意見，至少要看過一遍，甚至兩三遍，而且，提意見時也要考慮到作者的接受程度。總之，他很尊重作家和藝術家的勞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