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委會拍攝重慶第一部電影故事片

  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是這樣奇怪：外表強大的，實際上卻虛弱不堪；外表弱小的，實際上卻充滿信心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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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中共在重慶地區的地下組織被摧殘殆盡，共產黨人們或是被殺，或是被關進了反省院之後，二十一軍特委會的叛徒們本該感到輕鬆愉快了吧？

  事實卻並非如此。

  大概是激烈的廝殺平息之後，叛徒們那本來就空虛的靈魂更加感到了空虛。大叛徒宋毓萍在解放後的交代中承認：

  我這時期中，精神異常苦悶，總在每天午後吃酒打牌，或是玩妓女，在這種極浪漫的生活中去尋找刺激。每月的薪水，有九十五元，除了有一半給了我父兄作為家庭生活補助外，其餘的錢全將它浪費。因為在精神上想找些安慰，我也曾參加過朋友們（鍾夢俠、屈梅痴，是些老早與黨脫離了關係的自由職業者）的文藝劇團，伙著他們一塊兒去玩。後來又同他們組織過西南影片公司，開了許多次會，因為經費不夠，後來也就無形停止了……（以後）玩妓女的興趣也沒有了，但是好賭的天性還是不能戒，有時竟整夜打牌……

  宋毓萍可以算是叛徒中的一個典型。一方面，他是個窮凶極惡的反共特務，另一方面，他又是一個愛好文藝的青年。「在血盆里抓飯吃」的罪惡生涯，使他不可能讓自己在文藝上的興趣愛好得到滿足和發揮。他無法從這種人性扭曲所造成的內心衝突中解脫出來，其精神上的苦悶當然會比一般只知吃喝玩樂的特務更強烈得多。

  不過，儘管宋毓萍參加組建的西南影片公司沒有成為現實，但是另一個機會卻使他圓了一次「電影夢」。

  1933年5月的一天，重慶城東瀕臨長江的道門口附近荒坡上，忽然變得熱鬧起來。在警察攔出的圈子裡，一台老式電影攝影機在軋軋響著。圍觀的人們議論紛紛：

  「那是啥子東西？……不是說槍斃人麼？」

  一小隊士兵簇擁著一輛黃包車跑進場來，車上躺著一個五花大綁的囚犯。車子在場中停下了，兩個士兵把囚犯拖了下來，扔到地上，讓他面對長江跪下，眼尖的圍觀者可以辨認出囚犯背上插的斬標上寫有「共產黨……」字樣。一個士兵在囚犯背後舉起槍比畫了一下，旁邊一個人喊了一聲：「倒！」那囚犯就往前倒了下去。另一個人提著顏料桶跑上去，往那囚犯背上灑了一些紅顏料……

  「原來是假場合！」圍觀者中有人失望地叫道。

  「你娃懂啥子？這叫拍電影！」有人教訓道。

  這是二十一軍特委會發起拍攝的一部電影故事片。這也是在重慶拍攝的第一部電影故事片。

  電影在當時的重慶城裡，還是個稀罕玩意兒。民國初年，有外國人帶來早期電影短片到重慶放映，人們才知道了什麼叫作電影。1918年後，正式的電影放映場所陸續在重慶出現。重慶第一次拍攝電影是在北伐革命時期。1926年，留法學生、重慶商業場環球電影院創辦人吳特生與留法學生、重慶打銅街新華電影院創辦人盧丕漠相率在重慶拍攝了夫子池革命陣亡將士追悼會、慶祝北伐勝利紀念會及學生示威遊行等新聞短片。

  這一次，不知是因宋毓萍熱心鼓吹，還是因軍閥劉湘忽發奇想，二十一軍特委會決定拍攝一部電影來進行反共宣傳。為此，劉湘特地撥款500元，並從第四師師長范紹增處借得電影攝影機與膠片，聘請了上海「一·二八」事變後流落到重慶的幾個專業電影工作者參加攝製工作，以樹木蔥蘢的李家花園（今鵝嶺公園）、川東師範學校（今勞動人民文化宮）等地為外景場地，開始了拍攝。

  這部反共影片片名為《歧途》，內容大致是：幾個青年因「受人誘惑，誤入歧途」參加了共產黨，後來有的被殺，有的「幡然悔悟」，走上了「光明之路」。

  對電影一竅不通的特務委員會主任、軍法官徐幼安，這時也穿著筆挺的西服，手拿「司提克」（手杖），興致勃勃地親臨現場指手畫腳。他命令特委會編譯股負責拍攝事務，指派宋毓萍作「劇務審核」，經管攝製過程中的經費開支、材料供給等事項，並號召特委會的叛徒們「凡有興趣者均可參加作群眾演員」。這部影片的主要演員，有不同說法。宋毓萍在解放後的交代中說，男主角是一位上海電影工作者，而據另一特務的交代，男主角則是一個被捕後加入了特委會的共青團叛徒吳導；對女主角的說法是一致的，都說是找的一個妓女。

  反共影片《歧途》經過一個多月的拍攝，拍成了五本，劉湘下令組織各界民眾免費觀看，以進行反共宣傳。影片的劇照曾陳列在都郵街國貨介紹所（今解放碑群林商場附近）櫥窗內，有四五張，其中一張是一個留中分頭的青年，一手平舉指向前方，大約是為「誤入歧途」者指出「光明之路」吧？

  然而，這樣一場鬧劇，並未引起什麼反響，當年被組織去免費觀看影片的人們，沒有幾個還記得有些什麼內容，就連對電影有愛好的人士也無人記得這部所謂的電影故事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