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畏一切的「曼陀和尚」

  由胡嘉祥自首叛變而引起的大破壞，因不斷又有新的叛變而變得後果越來越嚴重。

  據當時擔任共青團四川女子職業學校、民生女子職業學校和重慶第二女子師範學校三校聯合支部書記及重慶反帝聯盟工作人員的李曉南女士回憶：

  1931年底，我被皮鞋匠劉元盛出賣也抓了起來。劉也是反帝聯盟的工作人員，在反聯機關見到過我，但不知我叫什麼名字，只知我是省女職校的學生，因當時我穿著女職校的制服和帶有女職校的校章，故知我是省女職的學生。他帶起特務把省女職包圍起來，把學生趕到操場按名冊點名，點一個站起來一個，點到我時，就說：「就是她，就是她！」見到這個情景，我已明白叛徒不知道我的名字，不然用不著這個方法抓人。

  ……（到了特委會）當即有特務來把我關進一間屋子，進去一看，又新絲廠的陳國英、曲姐姐（黨員，但不知名）已在裡面，她們說：「接到組織上叫撤退的通知，正準備撤退到江津去，走到江邊趕船就被抓來了。」……當天下午，與我們同時被審問的還有鄭佑之，審問時特務對他的情況都了解，指著桌上擺的一支槍問：「槍是不是你的？」只簡單地問了他幾句就不問他了。問到我，我堅決不承認我認得劉元盛，我反問他：「你說你認得我，你說我叫什麼名字？」劉元盛結結巴巴地說：「你……你在反聯！」說不出名字來。我說：「啥子是反聯？我不曉得，」大罵他，「你亂說，你是流氓，你誣賴好人！」那兩個女工也堅決不承認自己是共產黨，說她們是工人，準備回江津去的，結果什麼都沒有審出來，後來把我們分別關入男、女監。鄭佑之同志很快就被槍斃了。我後來見到李坤傑，她才告訴我，老鄭是怎麼被捕的。鄭佑之同志是叛徒袁世勛出賣的，他已把重慶的工作交待了，要回川南去搞農民運動，頭天晚上，鄒雲芳才給他送來了一支手槍，是從偵緝隊搞出來的，當時還沒有得到袁世勛叛變的消息。

  鄭佑之犧牲後剛過十天，中共在重慶的地下組織又遭慘禍：接替楊仁傑擔任中共江巴中心縣委組織部長的徐永弟和接替李家俊擔任軍支書記的李惠康同時被捕！

  那天是舊曆臘月初三。三天前重慶下了這年入冬後的第一場雪，報載氣溫降至華氏40度（約相當於4攝氏度）。長江上吹來刺骨的寒風，從城裡也看得見南岸真武山群峰上覆蓋著白雪，一片肅殺氣象。

  黃昏時分，徐永弟和李惠康在城南邊的南紀門附近鳳凰台街上一家茶館裡接頭，商討應付事變的緊急工作。兩人正用凍僵的手捧著茶碗在密談時，正在進行大搜捕的二十一軍特委會偵緝隊闖了進來。

  特務中有人認出茶客中那個瘦小個子、戴高度近視眼鏡的年輕人是曾任共青團江巴縣委書記和團省委委員的徐永弟，雖不知道他的名字，但知道他的外號叫「曼陀和尚」。於是當場將他逮捕。特務們同時也抓住坐在他一旁的李惠康，厲聲問：

  「你是幹啥子的？」

  

  徐永弟見特務們不認得李惠康，便靈機一動，馬上把手裡拿著的一個手電筒塞給李惠康，對特務們解釋說：

  「電棒是這位先生的。我認不到他，是想買他的電棒，在找他還價……」他轉臉又對李惠康抱怨地說，「這下好了嘛，你先生硬要拗價錢，這下生意做不成了！」

  徐永弟想要掩護李惠康脫險。

  那手電筒本是徐永弟的。

  因為他高度近視，天色一暗，他就很難看清道路——那時重慶城內只有幾條主要街道安裝了由燭川電燈公司供電的路燈，兩年前又因為火災燒壞電燈公司部分電機，電力嚴重不足，燈光十分微弱——就在兩天前，《新蜀報》上還專門刊登了這樣一條消息：《電燈不明亮，市府令飭公司改良》。平時夜間一般街巷都全靠店鋪掛在屋檐下的字號燈或住戶門板縫內漏出的燈光來照明。而徐永弟的工作又是經常要跑路跑到很夜深的，因此隨身攜帶一個手電筒就成了他的習慣……

  但是特務們決不會放走一個嫌疑分子，仍不由分說將李惠康同他一起帶回了二十一軍軍部。

  從《新蜀報》1932年1月12日的這條報導可以看出徐永弟被捕後的英雄氣概：

  共黨縣委曼陀和尚被捕

  二十一軍特委會在鳳凰台捕獲

  被捕後極頑強 猶高唱國際歌

  （青年社）二十一軍部特委會偵緝員，近來緝捕共黨尚稱努力，除已緝捕該黨重要分子，先後訊明處決外，頃又於昨（十號）夜六鍾時在本市鳳凰台地方，捕獲巴縣縣委曼陀和尚一名。此人年約十八九歲，在該黨中頗著聲譽，當押往軍部時，其態度極為鎮靜，沿街高唱共黨國際歌，大有不畏一切之氣味雲。

  從鳳凰台到大梁子二十一軍軍部，沿途要經過好幾條街巷，大約要走一二十分鐘的路程。在冬日的薄暮中，在凜冽的寒風中，在持槍特務們的簇擁下，也許身後還跟著一些看熱鬧的人，瘦小個子的徐永弟，獨自旁若無人、不畏一切地放聲高唱著《國際歌》，那場面是何等悲壯！

  報紙報導中說徐永弟「年約十八九歲」，這是記者憑印象作出的錯誤推斷。實際上，還有兩個多月就是徐永弟的28歲生日了。只因為個子十分瘦小，他顯得像只有十八九歲。

  這個出生於大竹縣一個詩禮人家的青年，早在20歲那年，就懷著義無返顧的革命豪情，寫下了《亡友徐君永弟》《自祭文》等「悼念」自己的文章，表明了為幹革命已將生死置之度外的決心。

  徐永弟在災難突然襲來之時想要救下李惠康，並非出於一時衝動。他從小就羨慕那些行俠仗義的「俠客」，小時候，一次因偷偷讀武俠小說被父親斥責時，他振振有詞地說：

  「父親常教兒作好人，我見書中之人行俠仗義，心輒嚮往，此非好人耶？」

  本來為他讀「閒書」而生氣的父親，聽了他這話竟轉怒為喜，不再責罵他了。

  後來，他在地下工作中也為自己起了個化名「俠客」。不過，大概因為這個化名與他那不到一米六高的瘦小身材太不相稱，所以地下組織的同志們不大愛用這個化名稱呼他，而更愛叫他另一個古怪的化名：「曼陀」，或是叫曼陀和尚、饅頭和尚。那時重慶地區的許多革命者雖然不知道徐永弟這個名字，但卻都知道年輕的革命領導人「曼陀」。

  在他身上很有「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俠義之風。當初馬如龍就是利用這一點，向他提出要把被鄭佑之派人送走的手槍追回來，今後用於城市暴動，他二話不說便立即去追。他雖然不如鄭佑之更有鬥爭經驗，不免顯得幼稚，但他對革命的忠誠和無私無畏的精神卻是人所共知的。在楊仁傑、李家俊二烈士犧牲後，他曾提出要在重慶城裡重新組織飛行集會，向敵人顯示力量。明知這樣的集會危險很大，但是他一點不怕，自告奮勇由他去組織群眾，由他去登台講演。在他被捕前不久發生的重慶又新絲廠工人大罷工，就是他以一個女工的三弟的身份冒險深入廠內去發動的……

  據徐永弟的哥哥徐仁甫回憶，有一次徐永弟去到他成都家中，衣衫破爛，鞋底磨穿，頭髮鬍子長長的，鄰居還以為來人是徐仁甫的哥哥。徐永弟在他家居住期間：

  晝則深居簡出，夜則通宵不歸，歸餓常索殘羹冷炙作食。吾妻李順清嘗謂：「叔何自苦如此？恐志未酬而身先毀！」君欣然曰：「縱是鐵釘，我也要咬斷。我為人類謀幸福，雖砍頭喋血，也心甘情願！……」

  當時正在籌辦中共江巴中心縣委機關刊物《江巴紅旗》的《巴蜀日報》主筆鄒文奎先生，是江巴中心縣委直屬支部的成員，他在半個世紀後回憶：

  1月8日下午，曼陀還來領導我們開了最後一次會（已經不是原支部的那些人了），對大家進行氣節教育，專題討論被捕後怎麼辦？大家在會上表了決心。第二天，1月9日清晨，我就被捕了（因為叛徒袁世勛知道我住的「機關」有一部「鍾靈印字機」，以為抄獲了又可以立一大功），關在特委會的禁閉室。上午，經過一次所謂審訊後，下午就關進巴縣分監。過了一天，就聽說，曼陀與我同一天下午被捕，也關在上午我關過的那間禁閉室。

  徐永弟被關進特委會禁閉室的時候，裡邊先已關著的一個青年悄悄對他說：

  「上午有一個鄒文奎也關在這裡，那個胖娃兒袁世勛來勸他一路出去拉人，他警告袁世勛：你娃娃小心點，莫再去拉人，你再去拉人的話，謹防沒得好下場！」

  徐永弟聽後，高度近視的眼睛從眼鏡片後放出光芒，欣慰地說：

  「我們才開會講過的。」

  徐永弟沒有背叛自己在直屬支部會上所講的關于堅持革命氣節的話，在嚴刑逼供面前他堅不吐實。審訊官們想不通他那身高不到一米六的瘦小身軀中哪來如此堅強的意志。

  第二天，徐永弟慘遭殺害。在綁赴刑場的路上，為防止他喊口號，徐永弟被堵了嘴，但他一路上拼命用腳猛踢刑轎，那狂怒的踢踹聲，是他對黑暗社會的最後的抗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