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徒們抓到了「第二馬克思」

  鄭佑之仍然認為此行兇多吉少，為防不測，藏了一把快慢機手槍在身上。

  天色將曉。時值舊曆冬月，天亮得遲，白茫茫的寒霧瀰漫大地。路上行人稀少，街邊偶爾閃現一星燈火，是點著亮油壺在賣燒餅或「熨斗糕」的早點攤子。

  濕漉漉、白茫茫的霧氣包圍著鄭佑之，不時有一聲聲犬吠雞啼衝破霧氣的封鎖傳來。大多數世人還在睡夢中……

  1923年，鄭佑之將祖傳的全部產業——收租四十二石的土地捐出，辦起了宜賓古羅鄉普崗寺平民學校。兩年後，他又為這個學校創辦了一個油印刊物《夜光新聞》。在整整六十年後的1985年，一位當年的農會領導人，八十高齡的老人，一字一句向當地黨史工作者背誦出了鄭佑之撰寫的《夜光新聞》發刊詞。這篇充滿激情的發刊詞，很可以代表此時在夜霧中行進的鄭佑之的心情，特摘引如下：

  黑夜沉沉，籠罩著山河大地。

  赤潮怒吼，驚醒了革命健兒。

  關門閉鎖的巴蜀，湧來了巨浪洪濤。

  險要崎嶇的戎城，找不出平坦大道。

  夜深，人們靜悄悄睡著不醒。

  可惱啊，真使我們煩悶，煩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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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畔巨鴻，長征不斷，

  夢中人們趕快醒轉！

  你看，黑沉沉的夜裡，出現了錦繡河山，

  宇宙人間，變成了新的世界。

  可愛！可愛！燦爛的星辰，天空中不住的閃耀。

  皎白的雲裳，東方上出現了光明。

  真美麗呀！真美麗呀！

  照得那黑夜通紅，

  催促人們革命前進！

  ……

  袁世勛家住在上半城桂花街周家祠堂（又稱五世同堂）巷內一處大雜院裡。鄭佑之從他住宿的城南半坡上那條階梯小巷馬蹄街出來，爬坡上坎，穿街過巷，走到這裡，已出了一身微汗。

  袁世勛住在大雜院內一幢破舊的小樓上，樓梯又窄又陡，光線昏暗。鄭佑之側耳聽了聽樓上的動靜，但是大院內被他驚起的犬吠聲響成一片，還夾雜著聲嘶力竭的雞啼聲和老人的咳喘聲，使他什麼也聽不見。

  他擰亮了手電，撩起長棉袍下擺，踩著吱呀作響的樓板一步步爬上樓去。

  快爬到樓口時，忽然有一種不祥的感覺襲來，他猛然用手電往上一晃，大吃一驚——

  樓梯口處鬼影幢幢，一群人正虎視眈眈地居高臨下盯著他。

  鄭佑之暗叫一聲「不好」，急忙掏槍，但已經晚了。幾道強烈的手電光射得他睜不開眼睛，袁世勛事先帶來等候他的二十一軍特委會特務們猛撲下來，死死抓住了他的雙手……

  樓板咚咚響著，鄭佑之被連拉帶推地抓上了樓梯口，幾個特務緊張地喘息著，一邊對他搜身，一邊把他五花大綁起來。有人驚叫道：

  「他身上有槍！」

  鄭佑之眯起近視的眼睛，在人堆後面找到了袁世勛那張畏怯的面孔，慨嘆道：

  「袁世勛呀袁世勛，想不到你這教書匠也改行干起賣人肉的營生了！」

  袁世勛囁嚅道：

  「老鄭，我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共產黨已經成不了氣候了，識時務者為俊傑，你還是也過來吧！」

  鄭佑之冷笑一聲，看了看身邊這一個個年紀輕輕，論年齡幾乎可以作他兒子的叛徒們，譏諷道：

  「唉，你們都年輕，可以作再醮婦；我老了，不能作再醮婦了……」

  再醮者，再嫁也。鄭佑之在這裡是借用「烈女不嫁二夫」的古訓來斥責叛徒們的變節和表明自己堅貞不屈的意志。

  據鍾靈先生回憶：

  袁世勛是 29日凌晨3時許被捕的。袁當時是牛皮凼小學教師。是何人出賣的？是胡云，劉復初，還是劉元盛？我不清楚。特委會大門左側是候審室，當時，張歧嗚同志，黃自成和我三人都關在候審室里。袁世勛被捕進特委會，不久，叛變隨軍警出特委會，以及天明後，逮捕了鄭佑之同志進特委會，我們都看見的。鄭佑之被捕進特委會，引起一陣轟動，一些叛徒和軍警叫叫嚷嚷說「抓著一個大傢伙！」嗣後一個軍警還眉飛色舞地告訴我們如何逮捕鄭佑之的驚險經過，因為鄭佑之帶有手槍，而且是當時較為先進的二十發快慢機手槍，使他們大吃一驚。

  鄭佑之是早就作好了為革命獻身的準備的。早在1923年，他在寫給被他引上革命道路的小姨妹李坤泰的信中就說過：

  我自料我還活十來年就該死（不遭人殺死，便該累死）……

  但是鄭佑之反對作無意義的犧牲。在另一封給妹夫肖簡青的信中他說：

  我的生命已決定為國民，為無產階級犧牲，不過逃得脫死的時候，我還是要逃（不找死罷了），不能束手待斃的。

  因此他對他的這次被捕，是十分不甘心的。在寫給弟弟的遺書中，鄭佑之悲憤地寫明了自己被捕的原因：

  你哥哥這回是在袁家被捕的，事前你哥哥堅決不到袁家，而老人再三強迫你哥哥去，這是你哥哥死不甘心的。請你把我這個意見傳播與一般人知道，以待將來的公論。

  弟弟，你不要因為痛心你哥哥之死就起心報復，這仍不是你哥哥的意見，假如你們要這樣做，就害你哥哥死後落個反動之名，我只希望你宣傳出去，使他們心痛，使他們受輿論的制裁，反對你們有報復行動。

  信中所說的「老人」，本來在四川民間多指一家之長，在這裡則成了黨的負責人的代稱。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死不甘心」的鄭佑之在極度悲憤之中仍嚴格分清了導致他被捕的直接責任人與他所獻身的革命事業間的界限，明確反對報復行動，只希望說明事實，「以待將來的公論」。

  鄭佑之這封信是寫給弟弟的，但是這些話卻顯然不是寫給他弟弟的——因為他弟弟既不是共產黨人，也不在重慶謀生，根本不可能明白誰是「老人」，也不可能打聽到「老人」住在何處——連幾個中共叛徒都不知道「老人」馬如龍的住處（否則這一次馬如龍也就一起被捕了），一個外來百姓又能到哪裡去找到中共地下組織的「老人」呢？人都找不到，當然也就談不上什麼報復了。

  那麼，鄭佑之遺書中的這些話是寫給誰的呢？

  顯然，這些話是寫給與他朝夕相處，患難與共，在重慶以「夫妻」身份同住機關的親密戰友李坤傑的。

  李坤傑是鄭佑之的姨妹，在李家姊妹中排行第二。鄭佑之於民國二年（即1913年）與李坤傑的大姐李坤俞結婚。五年後，鄭佑之27歲時，妻子病故。次年，鄭佑之遵從妻子的遺願，續娶五姨妹李坤輿為妻。三年後，李坤輿又因難產病故。從此鄭佑之沒有再娶，而全身心投入到革命鬥爭中去。他在1923年4月寫給小姨妹李坤泰的一封信中談及他當年續娶五姨妹之事時說：

  我往年所以要說（作者註：指說親）五妹，因為我未受新思潮洗禮，我不能不要一個家……現在呢，我的家具多已送人，我的地方（作者註：指地產）已決意待我死後捐入平民校（捐地方的遺囑是去年子寫好的，現在我已向朋友們說出來了）；我自料我還活十來年就該死（不遭人殺死，便該累死），所以抱獨身主義來實行社會革命……

  鄭佑之在捨生忘死的革命活動中，還把幾個姨妹都引上了革命道路，其中小姨妹李坤泰經過他的精心培養，後來成長為著名的女革命家，即名震白山黑水的抗日民族英雄趙一曼。

  李坤傑也成為宜賓地區最早的中共黨員之一，後來長期跟隨鄭佑之奔走革命。她先是被調到重慶以「家庭主婦」身份掩護團省委機關，後來又掩護被調到省委和省行委工作的鄭佑之；鄭佑之被派到合川領導兵變和處理兵變失敗後的善後工作，她又隨同去到合川協助工作；鄭佑之被調回重慶參加川東特委工作，她又來到重慶住機關。兩人相敬如賓，配合默契，鄭佑之仍按後妻去世前的習慣稱她「二姐」，地下組織中的同志們則稱鄭佑之「大哥」，稱李坤傑「大嫂」。

  儘管鄭佑之不會將黨的領導層內的分歧告訴李坤傑，但鄭佑之在黨內受到打擊的情況，李坤傑是不會沒有覺察的。以她與鄭佑之間的深厚感情和她為革命出生入死在所不辭的性格，鄭佑之擔心她會因一時憤激而做出報復之類舉動，因此特別寫了這樣一些話。

  以後的事實證明鄭佑之的苦心沒有白費。李坤傑沒有辜負鄭佑之的期望，她將悲痛埋在心中，以革命大局為重，繼續鄭佑之的未竟事業，在不久後江巴黨、團組織遭到大破壞，最後一任中共江巴中心縣委書記陳必新被捕後，她還一度挑起了臨時負責領導江巴黨、團組織的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