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鎖叛變發生之後

  胡嘉祥叛變後，鄭佑之並未馬上落入敵手，因為胡嘉祥同他是不定期接頭，並不知道他的住址和活動規律。鄭佑之的被捕，是由於胡嘉祥所引出的「連鎖叛變」。

  據當時參加重慶反帝聯盟（亦稱反帝大同盟）秘密工作的重慶藝術專門學校學生、共青團幹部鍾靈先生回憶：

  1931年12月28日，胡云帶一支手槍向劉湘的特務委員會自首。下午，逮捕了朋友書店的劉復初，劉復初叛變後，當夜逮捕了劉元盛和我。同時還逮捕了在牛皮凼小學教書的袁世勛。袁世勛叛變後，逮捕了重慶黨的負責人鄭佑之……

  這幾個接連被捕叛變的叛徒，劉復初是共青團江巴中心縣委總交通，劉元盛是重慶反帝聯盟負責人和共青團城區街支部委員，袁世勛是中共江巴中心縣委交通站負責人。

  如果僅僅有這一連串的叛變，鄭佑之也還有可能逃脫敵手。不幸的是，他同時又遇到了來自黨內的惡意刁難。

  刁難他的便是中共江巴中心縣委書記馬如龍。

  當敵人大逮捕開始後，中共江巴中心縣委已經陸續得到消息，也適時作出了讓鄭佑之立即轉移離開重慶的決定。但是，馬如龍內心裡對鄭佑之的撤離是很不甘心的。因為鄭佑之曾多次提出請求調離重慶，到他熟悉情況的川南去開展農村武裝鬥爭，都被馬如龍粗暴地拒絕了，同時馬如龍還給鄭佑之扣上了「農民意識」「右傾逃跑主義」等帽子。這一次鄭佑之終於能夠如願以償了，馬如龍對此深感惱火，當成是自己的領導權威受到了損害，因此他想方設法要在鄭佑之臨走之前再耍一下權威，再給這位「四川卡爾」穿一穿小鞋。

  對馬如龍這類人，重慶人有一句雖然尖刻但卻形象的俗語：小人得志，猶如癩狗長毛。

  後來歷史的風雨終於衝掉了馬如龍臉上被人為塗上的革命脂粉。在這次江巴黨、團組織大破壞事件發生後，馬如龍嚇得交出了書記職位，跑到成都，因其「根紅苗正本質好」，仍被執行王明路線的省委領導安排為成華（成都、華陽地區）縣委書記。1933年春，馬如龍又被當作培養苗子調到開辦於中央革命根據地江西瑞金的黨校高級班學習「深造」，次年6月被中共中央派回四川，化名馮伯謙，就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組織委員（即部長）。據同他一起奉派回川的省委書記劉道生（後叛變投敵）解放後交代：

  （我們）1934年5月動身（從瑞金）出發，臨行時組織局和軍委都布置任務：當時四川黨員組織秘密性不夠，縣間黨員彼此往來有違白區工作的原則，應即大量調動黨員幹部……中共四川省委在成都的有代理省委書記史伯康，秘書劉克雲，軍委戴孝先，軍委幹事葉柏崗，宣傳幹事代理宣委殷志強，共青團省委書記唐有德等人。我和馮伯謙抵成都後，住在劉克雲家中，當時中央巡視員徐平也恰好在成都。我先向徐平及史伯康傳達了中央指示，並決定通知戴孝先、殷志強、唐有德、劉克雲舉行省委會議傳達中央指示，討論後做出決定。但當天省委組織委員、代書記史伯康即準備把省委工作移交給我，同時私自安頓他的家眷以便轉移。在這時，史伯康到他親戚家去，途中遭捕於布后街。當晚史伯康即叛變，出賣了殷志強領導的市委機關。恰好他日晨，為市委的定期會議，因而市委會議出席人全部被捕，殷志強也在這次被捕叛變。由殷志強的關係，出賣了共青團省委組織委員楊某，再由楊叛變出賣了團省委書記唐有德。省委會議未及召開即面臨大破壞的危機。我和徐平、劉克雲、戴孝先、葉柏崗等決定大遷移，而在這過程中，馮伯謙拐公款潛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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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任伊始，馬如龍（馮伯謙）便被白色恐怖局面嚇破了膽，竟然偷去中央交給的調動幹部經費651元和組織費200元，潛逃回鄉，買地建房，心安理得地當起了地主。而大量身份已經暴露的地下黨人卻因他這一可恥行徑失去了調動的機會，面臨落入敵手的危險……

  這個竊踞革命領導崗位、後來從中共高級幹部墮落成土老財的卑鄙小人，在1931年即將結束的這個寒冷的日子裡，就為了自己那一點點可憐的心理滿足，將傑出的共產黨人，「川南農王」、「四川卡爾」鄭佑之逼上了死地。

  他要鄭佑之臨走前最後一次到袁世勛住處去進行原先約定但此時已無必要的接頭聯繫。

  鄭佑之不知道袁世勛已經叛變。

  由於特委會中的良心會遭到大破壞，鄭佑之煞費苦心在那叛徒窩中埋下的兩條內線全部報銷，他再也無法得到內部消息。

  但是，他從接踵而至的人員被捕消息分析，即使袁世勛未遭逮捕，那個聯絡點也已處於危險之中。

  他提出取消這次接頭。

  本來在這種形勢下，也完全應該取消這樣的接頭，但馬如龍堅決不答應。為了充分顯示他那點可憐的權力，他甚至謊稱該聯絡點有重要文件需要收回，逼著鄭佑之非去不可。

  鄭佑之就這樣極不情願地一步步走向了危險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