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決叛徒的地下特務隊員當了叛徒

  在此之前，重慶剛發生了中共江巴中心縣委領導的中日合資又新絲廠工人大罷工，這次罷工因為是在「九·一八」後民眾抗日情緒高漲的形勢下發動的，因而得到社會上廣泛的同情和支持，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勝利。但廠里的幾個共產黨員在組織罷工中表現突出，「搞紅（暴露）了」，她們正在聯繫準備轉移時，重慶市政府社會局叫工人代表去談話，把去的九個代表全都抓了起來，罪名是「煽動罷工，帶頭鬧事」——又新絲廠不僅是日資，還有中方資本，而中方資本家與官府是串通一氣的。

  中心縣委正在設法營救被捕同志，更大的災難又降臨了。

  

  事情又出在內部人員的叛變上。

  原來，薛彥夫去涪陵之前，把他直接聯繫的羅曼生、周世傑等良心會成員的關係交給了鄭佑之。鄭佑之當然不會直接與他們聯繫，而是派了一個地下特務隊員胡嘉祥（又被叫作胡元、胡云）擔任他與羅曼生等人之間的聯絡員。

  俗話說：「不怕虎生三隻眼，只怕人起二樣心。」誰也沒有料到，這個專門負責制裁叛徒、保衛組織的地下特務隊員胡嘉祥，竟然叛變了！

  12月26日夜裡，胡嘉祥跑到二十一軍特委會軍法官王璋的公館去，交槍自首，並供出了羅曼生、周世傑等良心會成員。

  胡嘉祥為什麼要這樣做？據薛彥夫事後聽特委會中人談起，是胡嘉祥與羅曼生拿槍去搶了人，因分贓不均，為了獨吞搶來的錢財，胡嘉祥起了黑心……

  胡嘉祥顯然不會自稱是因分贓不均而去自首告密的。這一說法，或是羅曼生被捕後所供，或是特務們私下分析出來的。不過，從特務們這一說法及周世傑自殺前留下的遺書（其中說他不知道胡嘉祥是搶匪）來看，確有「搶人」之事發生。為什麼羅曼生會與胡嘉祥在這時候去搶人？按當時薛彥夫聽到的特務們的說法，是羅曼生賭博輸了錢，叫胡嘉祥與他一起去搶人。若按這種說法，羅曼生是為了錢財而不惜鋌而走險之徒，但這與他被捕後始終不暴露革命機密的堅強表現又不相吻合。況且，若他真是為了錢財，只需把胡嘉祥這個地下黨組織派來的聯絡員交給特委會，「賣了」，或者更進一步，設法把鄭佑之也騙來「賣了」，豈不是一樣會得到大筆獎金？何必去干冒險搶劫之事？

  從周世傑自殺前寫下的遺書看，羅曼生他們所用的槍中還有一支是周世傑找張月星借來又轉借給羅曼生的。搶劫發生的地點，據說就在臨江門附近的大井巷，離周世傑家不遠。由此推斷，有可能羅曼生他們是在去約周世傑的路上或是去找周世傑未遇後出來的路上進行的搶劫。莫非周世傑也與這次搶劫有某種關係？

  分析起來，極大可能是：當時鄭佑之為地下組織買槍的錢款一時籌集不到，而此事又不能拖得太久——夜長夢多，恐生變故。羅曼生等人便想出了搶劫有錢人的辦法來解決燃眉之急。

  據曾在大革命失敗後擔任過中共四川省委組織部長的劉披雲回憶，在20年代末期，一些地下黨組織曾在白色恐怖空前嚴重，活動經費萬分困難的情況下，採取過「綁票」一類行動（在1930年5月中共四川省委代表牛大鳴向中央的報告中也提到「甚至省委住機關的同志要求去綁票」）。當時年輕的革命者們有一個名正言順的說法，叫作「剝奪剝削者」——列寧的《國家與革命》書中曾有過「剝奪剝奪者」的提法，指的是革命者必須剝奪反動階級對生產資料的占有權，這個提法傳入中國後，大概有些拗口，被中國的革命者們改成了「剝奪剝削者」，再通俗一些，就叫「打土豪」。而「剝奪」則被一些人簡單地理解成了「搶奪」、「搶劫」。劉披雲在任中共川西特委書記時就曾親自組織過一次這樣的綁票行動：在四川江防軍第七混成旅旅長鄺繼勛（中共黨員）的大力支持下，行動進行得比較順利，眼看要成功了，地下黨派出兩個同志（都是鄺部軍官）去約定地點取贖「票」錢款，結果被捕，經過嚴刑拷打，兩人堅強不屈，沒有招供，最後被殺害了。劉披雲在半個世紀後回憶此事時，不勝感慨地說：

  我們做了蠢事，犧牲了兩位好同志。每念及此，深感不安！

  羅曼生搶劫案的原因是否如此？這只是一種分析。但是不管怎樣，羅曼生在被捕後未暴露任何有關革命的機密，最後被殺害時表現也十分堅強，則是事實。

  令人深思的是，胡嘉祥作為一個專門制裁叛徒的地下特務隊員，應該說是深知叛變會有什麼後果的，怎麼還會這樣容易就成了叛徒？

  本來，信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共產黨人，是反對採取個人恐怖行動的。地下特務隊，只是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嚴酷的白色恐怖環境中，中共地下組織為了保護自己而被迫建立的自衛機關。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周恩來傳》中即有如下記載：

  如何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保證中共中央的安全，是放在黨的面前的一個極其嚴峻的任務。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央常委會議，決定成立由向忠發、周恩來、顧順章組成的特別委員會，負責這一工作。為著這個目的，周恩來以不少心血來領導中央特科，從各方面加強了黨的保衛工作。

  中央特科，原是在大革命失敗後中共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建立起來的以情報工作為重點的特務工作科。在上海擴建後，增設了專門負責保衛工作和制裁叛徒行動的第三科。第三科的行動隊又被稱作紅隊，俗稱打狗隊。當時出賣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農委書記兼江蘇省軍委書記彭湃的叛徒白鑫，出賣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組織局主任羅亦農的叛徒何家興夫婦，以及指揮逮捕中共中央領導幹部羅登賢、鄧中夏、陳賡等人的中統特務頭目史濟美等，都是被紅隊制裁的。曾在四川擔任省軍委秘書的李覺鳴，在1931年初因與省委領導發生意見分歧，便跑到上海去，參加了紅隊工作。

  中共四川省委當時也在嚴峻的形勢下被迫組建了特務隊。

  在犧牲慘重的浩池街事件之後，四川省軍委1930年5月起草的《五月半至七月尾工作計劃》中就明確提出：

  建立特務工作。特務工作，尚在地下組織時代的本黨，對於這一工作之建立極其重要。此次白色恐怖之到來，同志尤其是領袖同志之被捕和槍殺如此容易，黨的特務工作沒有是其重要原因。因此軍委目前必須從速建立特務科工作，定出建立的具體詳細計劃，暫成立即一為諜報組……一為赤衛隊，以對黨忠實、積極而特別勇敢、會使用武器的工人和脫離生產不久的兵士分為十人至二十人組成，專門擔任掩護開會，保護機關和領袖和槍殺反動派等一切赤衛工作。

  當時在重慶擔任地下特務隊領導工作的，都是具有軍事鬥爭經驗的幹部。

  最早是省軍委書記李鳴珂的助手李覺鳴。

  易覺先叛變後，李覺鳴屬於被易覺先重點緝捕的對象，行動不便，省委另調了在川東從事軍事工作的黃埔軍人任錦時，但工作尚未開展他就被易覺先認捕，被判處無期徒刑。

  在隨後一段時間裡，因執行「立三路線」的暴動計劃，軍事幹部分赴各地，地下特務隊一度中斷活動。

  「立三路線」結束後重建的地下特務隊由羅南輝負責，他成功地領導了制裁游曼谷、擊傷宋毓萍的行動，後因下川東急需軍事幹部而被調去擔任軍委書記，一去就落入敵人陷阱。

  羅南輝走後省委又調來了楊朴，可惜因在開展士兵工作中不慎暴露身份而被捕犧牲。

  繼後是曾萊，因武裝鬥爭的需要而調離重慶。

  省委遷成都後，在重慶領導地下特務隊的是李惠康，他在胡嘉祥叛變所引起的這一次大破壞中被捕犧牲……

  由於地下特務隊的特殊工作性質，決定了對特務隊員的要求，要勇敢，會使用武器，還要脫離生產——因為要有隨時能採取行動的自由時間。而這就使得特務隊員的成分中有相當部分屬於毛澤東所說的「遊民無產者」，即「失了土地的農民和失了工作機會的手工業工人。他們是人類生活中最不安定者。……這一批人很能勇敢奮鬥，但有破壞性……」再加上地下工作環境的局限，不可能隨時有嚴密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嚴格的紀律約束，當然是很容易出問題的。

  在這方面，蔣述法是一個典型。

  在1930年底和1931年，地下特務隊在重慶採取過幾次重大行動：制裁叛徒游曼谷、宋毓萍（受傷未死）、牛正坤等。其中，負責開槍擊斃游曼谷和牛正坤，擊傷陳寄零的，都是地下特務隊員蔣述法。

  這個蔣述法是蓬溪人，出身貧苦，1928年入黨，在地下工作中表現十分勇敢，後來被派回家鄉組織農民暴動，因不服縣委領導私自跑來重慶，於1935年被戴笠掌握的軍委會委員長重慶行營第三科逮捕，隨即叛變，以後參加了軍統特務組織，幹了不少壞事，最後升到保密局西南特區專員的位置，解放後還負隅頑抗，領導反革命叛亂，被人民政府逮捕後判處死刑。

  胡嘉祥就屬於蔣述法一類角色。

  雖然他在叛變前後的影響都不如蔣述法大（後來他只是二十一軍特委會中一個無人重視的小角色，甚至無人知道他以後的下落），但他這一次叛變卻使重慶地區的共產黨組織遭到了極其嚴重的大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