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特委會眼皮下越獄脫險

  特務們不知道文強此時在共產黨內的身份，只知道他在川東參加過李家俊領導的農民起義，是個共產黨軍事幹部。而李家俊起義的地區又是另一軍閥——川陝邊防督辦劉存厚的防區，不屬劉湘的二十一軍管轄範圍，因此特務們對文強的情況不可能有什麼了解。

  文強也清楚這一情況，便一口咬定自從川東農民起義失敗後，他就脫黨了。這次是來重慶另謀職業的，與共產黨組織已中斷聯繫一年多。為了敷衍敵人，他講了一些在川東打游擊的「龍門陣」，也像李鳴珂那樣編了一套假話，「交待」了他來重慶後準備與地下黨組織聯繫的方式。他說，一是到大梁子郵局投遞一封「存局待領」的信，寫明自己已到重慶，住於何處，二是在朝天門碼頭城牆上畫一個大鼻子，這樣就自會有地下黨的人來會他。特委會照此辦理，當然是一無所獲。

  但是，不交出一個具體地址，顯然是說不過去的。於是，他裝作很不情願地說出了一個「地下交通機關」——陝西街廣源銀樓。其實，這家銀樓原本只是替地下黨人收轉信件的地方，況且自寮葉巷事件時被宋毓萍帶人去查抄後，抓走了兩個嫌疑犯，銀樓也再不敢替人轉信了，地下黨人當然也再不會以這裡為聯繫地點了。但特務們仍然把文強的交代當作重要情況匯報上去，劉湘便叫公安局去查封了這家銀樓。

  文強被捕的消息，是鄒雲芳告訴了余宏文，余宏文又報告鄭佑之的。鄭佑之一面讓余宏文安排鄒雲芳伺機給文強傳遞了字條，告訴文強堅持原有口供不變，虛與委蛇應付敵人，等待時機配合營救，並通過鄒雲芳隨時了解敵情動向和伺機營救；另一方面，鄭佑之又通知了薛彥夫，要他也設法營救——因為薛彥夫在特委會中身份特殊，又在軍部參謀處、副官處都有不少關係，活動起來較為方便。

  薛彥夫從潘家溝牆洞裡得到鄭佑之通知時，文強已被轉押到巴縣大監。

  對於巴縣大監，文強在回憶錄《新生之路》中有一段具體記敘：

  這是一座完全舊式的監牢，真是暗無天日。我讀過清代著名散文家方苞所寫的《獄中雜記》，算是有了親身體會了。……我被押進巴縣監獄時，身上只藏有一塊銀元。「囚頭」（也是犯人）伸手要錢，我沒有給他，便被他拳打腳踢，抓住頭髮向牢房裡的尿缸里按。

  因為不知道文強有「現行」活動，以為他已脫黨，撈不到什麼油水，特委會便沒有繼續追問他組織情況。關了約半月後，特務們又將他提回特委會進行勸降。

  這就為文強越獄創造了條件。

  至於文強是如何越獄成功的，目前有兩種說法。

  

  文強本人在1986年所寫的一部回憶錄手稿中是這樣說的：

  到達特委會後，一大群叛徒特務圍著我進入一間布置好了的房間，桌上擺著麻將牌，另一桌擺著茶點之類東西。他們當中的指揮者，就是宋毓萍，耀武揚威的便是自稱黃埔同學的賀蜀筠。宋毓萍未落座即出，不到半個小時回來了，他心事重重地向我說：李根固處長原打算宴請你，共同拍照留念，也準備與你作長談，他代表劉甫公（指軍閥劉湘）的。因為你的態度有些強硬，便改為以後再談。今天派小弟來招待你，開懷暢飲三杯，作雀戰之戲，下下棋也可。我準備奉陪一周，但請你千萬不要走出衛門，否則就會發生誤會，挽救來不及……群奸包圍我問東問西，也有向我獻殷勤，贈以鴨舌帽的。其中有一位顯然是打入內層的地下工作同志，他老是靠近我，如有所言而不言，有時則故意說幾句搪塞威脅的話，似乎是專為監視我招待茶煙。這位機智的青年同志趁其他人不注意時悄悄對我說：「你放心，會有人打救的。」這樣溫暖的話，向我說過三次以上。

  酒宴之後，又打麻將，文強回憶：

  四圈過後，乃申言小便，宋毓萍指一青年伴送向廁所而行。正疾步中，青年忽塞一紙團入我手心……在廁所電燈下，展紙團審視，上書一跑字。我心惶惑，不知跑到何處始為生路。小解歸來，狐疑難測，只好繼續作雀牌之戲。再打四圈未竟，我的內心世界集中於跑字上，正凝思之際，前塞紙團之青年，以倒茶來接近我，以足來觸動我，會意相視，便又要求小解，宋立即示意第一次監視我到廁所的青年陪伴我離座而出，到廁所塞一紙團，展示有「絲網已破」四字。敵之特委會背靠中央公園一面，是壘石為牆，布有鐵絲網。「絲網已破」必然示意我鐵絲網已破，乃我冒險逃走之唯一出路。向那青年手指方向抬頭望去，見數梧桐樹影婆娑，我飛步進入，到樹影中俯望，見鐵絲網之破洞足可穿牆而出，乃以頭向公園探視，見石壘高牆二丈有多，縱能穿越，也無法落地。急中生智，乃脫下長衫撕成布條，接結為繩，扭在鐵絲網上，連連暗呼鳴珂、願庵助我。如有神助，飛身垂直而下。

  對這次越獄行動，薛彥夫在1981年所作的回憶有所不同，可作為參考：

  ……我又到特委會去想打聽文強關押何處，到特委會後只見冷冷清清，只有一書記官在收發室內床上吃醉了打瞌睡。我到禁閉室一看，只見裡面關著一個高個子，瘦長臉，高鼻樑，穿著灰布長衫，我問：「你是文強嗎？」他回答是。我看只有兩個衛兵看守，機會難得，便馬上當機立斷決定放走文強。我摸出兩塊錢，寫了張菜單，對一個衛兵說：「快到金台飯店去給我端點菜來，快去快回！」等這個兵走後不久，我又摸出一塊錢叫另一個衛兵去買酒，他望著禁閉室不敢離開，我說：「這裡有我，怕什麼？你搞快點就是了！」等這個兵走後，我就打開門叫文強出來，文強不知所措地盯著我，我學著湖南口音對他說：「還不走，等么子啦？」他惶然走出來。禁閉室外就是長亭堡坎，堡坎邊有一道不高的鐵絲網，我用手杖挑起鐵絲網，催他快走，他就從這裡倒著鑽出，拉著我手杖另一頭，爬著梭下堡坎，我問他要不要帶點錢，他也沒回答，便急匆匆地逃走了。目送他的背影消失了，前後共約十來分鐘，我便轉身來到山王廟路上，提著手槍等候兩個衛兵，預防萬一衛兵不聽招呼就當場打死滅口，兩個兵先後回來了，都被我分別訓斥、嚇唬一頓，怪罪他們行動遲緩，使得犯人逃跑了，然後分別給他們每人五塊錢（高於他們的月薪），叫他們趕快出城另謀生路。他們先是驚恐萬狀，後又感激不盡。把他們打發走後，我把他們的槍和子彈扔進禁閉室，從容離去。後來文強逃跑案就被定為「犯人買通看守同逃」。當時川軍是重槍不重人，只要槍沒帶走，人跑了是不大追究的。

  文強究竟如何越獄出逃，文強本人的說法應當是可靠的。不過，由於年代已相隔半個世紀之久，當事人的回憶難免會有記憶不清或混淆之處，薛彥夫的說法亦可作為參考。

  若將兩種說法結合起來分析，那麼薛彥夫所說的支士兵去買酒買菜就應是為酒宴而買——一邊支走了士兵，一邊把宋毓萍、賀蜀筠等人注意力集中到麻將桌上，好讓文強逃走；若按薛彥夫之說他是在酒宴後才去的，那麼在酒宴上與文強暗取聯繫的就應是余宏文領導下的良心會成員，極可能是鄒雲芳（因他曾任偵緝隊長，與宋、賀等人關係不錯）。只是因為鄭佑之未讓余宏文與薛彥夫之間發生橫的關係，所以他們相互都不知道，也就談不上彼此配合，而是各自根據自己所遇到的情況隨機採取了行動。

  這是中共在同二十一軍特委會的較量中取得的一次重大勝利。

  遺憾的是，這一勝利的價值很快便被王明「左」傾路線抵消了。

  文強越獄後，經中共川東特委研究決定，因他已經為特委會的叛徒們廣為熟識，難以繼續留重慶工作，應迅速撤離重慶。他由賴兆年護送連夜出城，轉移到江津縣白沙鎮鄉下周敦琬老家，隨後大病了一場。周敦琬把秘書機關工作交待給了鄭佑之，趕回老家照顧文強養病，稍愈後便陪他赴成都向省委匯報。但是當時剛開始執行王明路線的省委領導，根據匯報武斷認定文強有變節行為（指文強為麻痹敵人拖延時間與敵周旋中的一些言行），堅持要給處分。文強辯解無效，一怒之下與周敦琬一起出川，欲到上海找周恩來申訴，但因上海正連續發生了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叛變的重大事件，周恩來已被迫切斷所有對外聯絡關係，潛伏等待赴中央蘇區，因此他們按以往的聯絡方式根本不能找到黨的關係，從此脫黨。

  三年後，文強投入國民黨陣營，後在淮海戰役中以國民黨軍徐州剿匪總司令部前進指揮部中將代參謀長之職被俘，成了國民黨戰犯。周敦琬則在抗戰期中因做子宮瘤切除術時突遇日機轟炸，手術失敗，不幸去世。在她臨終時所留遺囑中，仍以「未能到延安歸隊為終身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