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義膽雙雄 上街抓人的偵緝員當面放走共產黨人

  在1930年底，中共四川省行委給中共中央長江局的報告中就曾指出，二十一軍在重慶「不僅捉黨負責同志，而且如瘋狂的一般亂捉。」

  不少共產黨人都是在這種瘋狂亂捉的情況下落入敵人手中的。

  

  曾任中共雅安代理特支書記、彭縣特支書記，後來成為二十一軍特委會「良心會」成員的李人茀，在五十年後，回憶了他的被捕經過。當時，他奉命參加廣漢兵變，起義失敗後，失去了組織關係：

  1931年春，我打算到天津找五伯父栽培升學，由犍為起身，路經重慶。第二天上街找人，就被二十一軍特委會偵緝員抓捕了，他是宜賓叛徒黃宛薌，我們在成都會過一面。他兩面吹噓，說他是西南高中的進步學生，說我是雅安師範的積極分子，但也只是使雙方都猜出是黨團員而已。因此，我在審訊時，始終沒有暴露身份，只說在成都參加過文藝團體「明朝社」的口供來矇混過關。坐牢一月，敵人來獄中勸我寫書面材料，才能開釋。我只照口供敘述了參加文藝團體的經過。數日之後，便聽說登了報。托人買了一份《巴蜀日報》，發現把我的原文刪改了頭尾，外加一個大標題：「共產黨李人反共」七個大字（「文革」時期有造反派在重慶舊報中抄到一份《嘉陵日報》來雅安，說是我的反共宣言，我曾請他們看標題和內容是否一致，並且我本人根本沒有出來登過報，來人說敵人作反宣傳，重慶各報都登了）。當時我悔恨上了敵人的當，只計脫離虎口後再登報申明。敵人的第二個手段是把我交給偵緝隊押著上街抓人。某日，押著走到大陽溝時，看見我的領導楊仁傑同志迎面走來，我當機立斷，趕忙掉開頭，吸引押我的人去看魚市上擺的各種鮮魚，掩護仁傑同志脫離了危險。事後，偽裝投敵當了特委會一等編輯員的余復生同志（作者註：即余宏文）在暗中告訴我，仁傑同志叫我將計就計，留在敵內搞反間諜工作，參加「良心會」，主要任務是，將探聽的敵特活動經常匯報。

  除去李人茀這種因本未叛變而不願指認共產黨人的情況外，也還有個別叛徒出於種種原因故意網開一面放走共產黨人的事。

  曾任共青團四川省委幹部的梁佐華回憶：

  我記得江巴縣委石萍，當了偵緝員後，在都郵街碰上團省委書記方明，方明想躲避也來不及，石萍卻嘴一歪，頭一轉，悄悄走開了。方明回來對我說，今天好險，遇上石萍，差點不能回來了。

  這個石萍，就是前文提到過的被周顯則保釋出獄參加特委會工作，後來逃走了的那個叛徒。他原是重慶藝術專門學校共青團負責人，是被宋毓萍出賣被捕後叛變的。然而，他的叛變，與宋毓萍之流又有所不同，他並不甘心為虎作倀，對昔日同志也還不願翻臉不認人。周顯則大約就是看中了這一點，才將他保釋出來，後來又授意他逃走的。

  當年在江津從事地下革命工作的黃宇齊，在一篇回憶中談到他1930年12月在巴縣遇到石萍的情況：

  ……在街上見到石萍，有兩個人跟著，他用眼示意叫我走開。第二天在街上，又碰到了石萍，見無人盯梢，我們才一塊到茶館喝茶。他告訴我說，他已被捕過，並參加了特務委員會，才一個多月。我叫他趕快脫離，他也說他準備走，並說，黨組織破壞大，革命起碼要推遲五年。我反駁說，至多推遲兩年。當時他還罵一些叛變了的人，說某某人最壞。

  石萍不是良心會成員（良心會建立時他已逃離特委會）。但從他的表現亦可看出，特委會的叛徒並非只有一種類型——由此可見，鄭佑之關於在叛徒窩中建立為我控制的良心會這一大膽計劃，是十分英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