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特務認出了「大鼻子」

  就在周顯則重新被關進大牢的時候，一個中共高級幹部也落到了二十一軍特委會手中。

  對於今天的青年來說，文強這個名字是遠不如影視明星葛優的知名度高的。然而，文強卻是葛優扮演過的角色中級別最高的角色——電影《決戰之後》里具有中將軍銜的國民黨戰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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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決戰之後》是根據作家黃濟人的長篇報告文學《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改編的，在原報告文學中，寫有這樣一件事：國民黨戰犯剛被關進北京功德林監獄時，管理員蔣大鬍子曾向戰犯文強請教國民黨監獄的規矩。為什麼要向文強請教？作者介紹，是因為文強在1931年時，曾受國民黨中央派遣，到重慶來了解四川軍閥對中央的態度，到重慶後被在川軍任職的黃埔四期同學認出，劉湘即將文強逮捕，關進了巴縣監獄。因此，文強有了坐國民黨監牢的親身體驗。

  作者這段敘述是按文強先生的回憶錄《新生之路》中的有關內容轉述的。《新生之路》寫於十年動亂結束後不久，當時文強思想尚存一些顧慮，因此在這裡他對那次被捕的真實原因隱而未言。

  實際上，文強在重慶被劉湘逮捕時，並非是在為國民黨中央了解四川軍閥態度，而是作為中共川東特委書記在領導同國民黨軍閥反動統治的鬥爭！

  只要知道了文強曾是中共高級幹部，在讀到《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書中的這一段描寫時，就不會感到驚訝了：

  蔣大鬍子從身後拿出一本《史達林選集》，翻開扉頁問文強道：「這個大鬍子是誰？」「馬克思。」又翻一頁道：「這個大鬍子是誰？」「恩格斯。」再翻一頁道：「這個小鬍子是誰？」「列寧。」蔣大鬍子驚嘆道：「你們文化真棒，不看書都知道！」

  其實，蔣大鬍子不知道（寫出這段對話的作者當時也不知道），這個國民黨戰犯原本就是馬克思列寧的忠實信徒。

  自劉湘在二十一軍建立特務委員會以來，文強是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被捕後成功越獄脫險的中共高級幹部。

  要弄清文強越獄事件的真相，就得先對二十一軍特委會的地理位置有個大致的了解。

  當時重慶分為上下兩個半城。下半城在長江北岸半坡上，因早期交通運輸主要依賴於水運而自然形成，是重慶的繁華地帶。從下半城再往上行，爬上山坡，有一道與長江平行的長長的山樑，叫大梁子。從大梁子往後，建築在起伏山丘上面的城區部分，就是上半城了。

  二十一軍軍部，就在大梁子上的左營街，原清軍綠營兵左營游擊署舊址。軍部大院大門西向，大院右後方（即東南角）俯臨下半城。右後方角落上，有幾間舊屋，原是清末軍事體育組織「射德會」所在地，特委會建立後，就作了特委會的辦公地點。特委會外邊，就已是大梁子山樑邊緣，拉著一道鐵絲網，鐵絲網外是一堵約三人多高，陡然下斜的石砌堡坎，坎下是一片雜草叢生的斜坡，坡下橫過一條小路，那兒已是當時重慶新建的第一個公園——中央公園地界。那條小路的右邊是中央公園有名的長亭茶館，左邊有一片小樹林，穿過那片樹林，下坡轉兩個彎，就是當時重慶最熱鬧的下半城商業場了。

  進出特委會，若從軍部大門這邊走，就得穿過整個軍部大院。軍官們一般都瞧不起特委會這些賣友求榮之徒，視之為政治娼妓。常遭白眼顯然並不好受，於是叛徒們通常便從後門進出。後門開在軍部大院背後東南角圍牆上，門外是一條曲折小巷，叫山王廟街，旁有小丘，小丘上曾有過山王廟，供奉民間傳說中統率百獸的山神——俗諺云：山王不開口，老虎不吃人。從特委會後門出來到山王廟街，左邊出去是大梁子，右邊坡下是中央公園。

  這個中央公園，建在重慶上下半城之間的山坡上，給來往於上下半城之間的人們增闢了一條便利而又舒適的通道。以往上下半城間的通道雖多，但大都狹小曲折，有的石梯還十分陡峭。較場口下邊的十八梯寬敞一些，卻又偏於城西。而中央公園下邊緊靠當時最熱鬧的商業場，人們當然樂於由此通過了。中央公園原於1921年軍閥楊森占據重慶時提議修建，後因軍閥混戰，你打進我打出，無人再顧及公益之事。一直拖到1929年秋，公園才最終建成開放，因位於上下半城之中央，故而取名為中央公園。公園初建時，在一處大門口還別出心裁地特雇一高大異常的「巨人症」患者手執鐵棍守門，凡入內者需交銅錢一百文，使得不遊園只過路的行人大為不滿，有人便在小報上登了一首打油詩：

  中央有地號公園，

  門禁居然森且嚴，

  園中未貯楊妃履，

  也取遊資一百錢。

  在輿論壓力下，公園便取消了入園收費的規定。從此行人可任意進出。

  正因為這一任意進出，便引出一樁事來。

  這是1931年盛夏里的一天。午後，突然天昏地暗，飛沙走石，雷電大作，下起了一場暴雨。好不容易雨變小了，被阻於屋檐下的行人們紛紛衝到街上，踩著遍地橫流的積水繼續趕路。

  一個特務從二十一軍特委會後門裡走了出來。

  這個年輕人走到圍牆門口，抬頭望了望烏雲疾馳的天空，伸手試了試還在飄灑的雨點的大小，猶豫著是不是馬上回家。

  正在這時，從他右邊坡下的中央公園裡爬上一個人來。

  那人20來歲，瘦高個子，一隻手撩著陰丹士林牌藍布長衫那已濺滿泥漿的下擺，一隻手撐著把油紙傘，從中央公園出口的石級爬上來，步履匆匆，只顧埋頭趕路，目不旁視地從特務身邊擦了過去。

  儘管那青年打著傘，但因他個子較高，在擦身而過的瞬間，特務仍然看到了他的臉。那張臉上頗具特點的大鼻子驟然引起了特務的注意。特務死死盯住那人的背影，緊張地想了幾秒鐘，猛然追上去，一把將那青年拉住，大叫：

  「文教官！文大隊長！好久不見了……」

  那青年以濃重的湖南口音氣惱地說：

  「你幹麼子？我不認識你，誰是你的教官？」

  「你就是！我記得到你！」叛徒快活地叫著，「你是萬縣二十軍軍校的教官，學生隊的大隊長，你叫文強，是共產黨……快來啊，我抓到了文強！」

  特委會裡聞聲跑出來幾個特務，幫著把那青年扭住了。

  那青年確是文強。

  文強是黃埔軍校四期畢業生，在黃埔軍校時由共青團員轉為共產黨員，後隨朱德入川，到軍閥楊森的二十軍開展革命工作，朱德任二十軍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文強任政治部代理組織科長。當時楊森為了發展實力，採納了朱德、劉伯承等共產黨人的建議，仿照黃埔軍校的模式辦起了二十軍軍事政治學校，聘請共產黨人擔任教官，文強就是教官和入伍生第一大隊的大隊長。

  重慶「三·三一」慘案發生後，楊森也撕下了革命偽裝，準備實行「清黨」。文強等暴露了身份的共產黨人連夜逃離。參加南昌起義後，文強二次入川，在中共川西特委作兵運工作，以後又被派往川東李家俊領導的四川工農紅軍第一路游擊隊任黨代表兼城口、萬源、宣漢、達縣四縣行動委員會書記。一路紅軍失敗後，文強被調到重慶，擔任了省軍委書記、省委常委。省委遷往成都後，文強被留下來擔任川東特委書記。

  在1930年初，文強剛到川東遊擊區不久時，《國民公報》曾刊載過一條重慶民眾社消息，題為《共黨兩首領到渝：文強 李鳴珂》，文中稱：

  共黨近來時局變化，在各處活動甚力，其在四川，尤注意重慶。蓋以地方繁盛，交通便利，為四川各地冠了……刻中央所派之四川省委書記即委員長文強，業由湘抵渝。按其省黨部早已移渝，現不知匿居何處……

  雖然消息不確，但也由此可見文強在當時四川境內的名聲。

  省委書記程子健離開重慶時，對文強交待的川東特委主要任務是開展軍事鬥爭，但是因犧牲慘重，幹部奇缺，軍事幹部更是難找。文強感到十分棘手。

  正在此時，一個黃埔同學來到了重慶。此人與文強是同鄉、同學，交情很好，大革命時期曾是國民黨左派，後來在廣州「清黨」中被捕，坐過一陣牢，回到湖南老家後，聽說文強在四川幹大事業，想來投奔文強另謀出路。他通過文強留給家人的永久通訊處——前省委書記劉願庵烈士的遺孀、現為文強之妻的中共川東特委秘書長周敦琬的四姐家，找上門來了。文強聞訊後，便考慮動員這位黃埔同學參加中共領導的革命軍事工作。

  這天文強接到交通員從四姐家取回的信件，得知這位同學已來到重慶，在大梁子一家旅館住下了，十分高興。因急於趕去會面，文強不顧天還在下雨，便匆匆從儲奇門河街住處上行，經中央公園，抄近路爬上大梁子。

  當時在重慶的地下黨人，只要上街露面都是十分危險的。從這年4月20日《萬州日報》刊發的一條消息即可略見其形勢嚴峻之一斑：

  （渝訊）二十一軍部自去年頒布獎勵反共條例以來，一般久處該黨淫威之下之青年，得此時機，皆紛紛宣布退出。迄至現在為止，除外縣者不計外，過去曾為該黨下死力現已覺悟而參加反共工作，被任為偵緝員者，共已達四十餘人，每日散布街頭，有如捕雀羅網。……

  在這樣街頭到處有「捕雀羅網」的形勢下，地下黨人上街真可謂如臨深潭，如履薄冰，必須加倍小心，更不要說從隨時可能撞上特務的特委會附近經過了。

  但這天文強一是急於見到老友，二是自恃特委會中無人認識自己，便大意了一回。

  沒想到，就是這一回，文強就撞上了特委會中唯一認識他的一個叛徒。

  出賣文強的這個叛徒是誰？有兩種說法。一種是宋毓萍在解放後的交代中說的，是他手下的偵緝隊第二組特務組長鄧學榮；第二種說法是另外的特務在解放後的交代及當年參加營救文強行動的薛彥夫在當時聽到的說法，他們都說是沈天澤。

  鄧學榮，1926年曾在萬縣省立第四師範學校讀書，當時是共青團員，當然會認識那時在萬縣積極開展革命活動、經常在群眾集會上講話的風雲人物文強；

  沈天澤，原名沈宗源，在重慶川東師範學校讀書時曾任共青團支部書記，團省委經濟委員，1928年10月到蘇聯列寧格勒軍政學院留學，取俄名帖洛夫，1931年夏畢業回國後，據說中共中央派他去洪湖蘇區參加工作，他卻跑到重慶投靠了劉湘。當上特務後，因特委會中已有另一個同樣是留蘇回國後叛變的沈中元名字與他同音，他便改名為沈天澤。因為是留學生，文化高，他被安排到特委會編譯股當了二等編輯員，並代理已被中共地下特務隊制裁的叛徒游曼谷，擔任編譯股長。作為給敵人的見面禮，他寫了一本暴露蘇聯「黑幕」的書《蘇聯現狀》，自費出版，放在重慶各書店寄售——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大革命時期，時任川東師範學校團支部書記的沈宗源，曾主辦過川東學生聯合會的一個革命刊物《肅清》，出了兩期，委託書店代銷，買的人不少，驚動了反動當局，下令禁賣，並將沈宗源抓進監獄關了幾天。而這一次，他找書店代銷的這本《蘇聯現狀》，卻與上次大為不同，擺了許久，也沒售出幾本。他不是萬縣人，在離渝赴蘇之前是否先到過萬縣，不得而知。

  不論出賣文強的是誰，總之文強是落到了二十一軍特委會手中。